第七节 其他英雄传奇小说

除本章各节叙述的英雄传奇小说外，还应提及的英雄传奇小说有《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两书。

《禅真逸史》（坊间刻本改题为《妙相寺全传》或《大梁野史》），八集四十回；《禅真后史》，十卷六十回。二书均题“清溪道人编次”，存明刊本。清溪道人，即方汝浩，系明崇祯年间人，生平不详。除以上二书外，他还著有《扫魅敦伦东度记》一书，将在本书《神怪奇幻小说》一章介绍。

《禅真逸史》原书前面有徐良辅题词和《凡例》八则。书以南梁和东魏为背景，叙述东魏镇南大将军林时茂，因得罪权臣高欢之子高澄，惧祸出亡，在泽州向月庵出家，名太空，号澹然。后入梁，被荐为建康府妙相寺副主持。正主持钟守净不守清规，与破落户沈全之妻黎赛玉通奸，澹然劝戒不从，钟守净反在梁武帝面前诬其勾结东魏，澹然惧祸潜逃。过张太公庄，其子为狐精所惑，澹然为之除妖，又得《天枢》《地衡》《人权》三册天书，能呼风唤雨，召神驱怪，自此在张家隐居修真。十余年后，澹然收杜伏威、薛举及张太公之孙善相为徒，传授武艺法术。三人后在孟门山与缪一麟、查讷共同起兵，夺城陷府，声威大振。及齐篡位，齐都督大将军段韶出兵征讨，杜伏威、薛举、张善相等受招安，皆封侯，镇守西蜀。澹然随三人至蜀，在峨眉山修炼。朝代数易，至唐灭隋，澹然九十余岁，在山坐化，杜伏威等各传位与其子，弃家访师，后皆登仙界，全书以“禅师坐化证菩提，三主云游成大道”作结。

《禅真后史》卷首有翠娱阁主人（陆云龙）写于崇祯己巳年的（1629）序和《源流》一篇。《禅真后史》是《禅真逸史》的续集，与《禅真逸史》源流相接。前二十回写儒生瞿天民为耿寡妇家塾师，品德高尚，与耿家、刘浣家结下深厚友情。他学儒、从医、经商，几经波折，家境逐渐富裕。二子先后娶亲。其时正当唐太宗末年至武后以周代唐前后，天下动乱，人民饥馑流离，盗贼蜂起。上帝为挽救苍生，派林澹然高徒之一的薛举，降生人世。瞿天民之妾阿媚忽然怀胎，生下一子，就是薛举转世，取名为琰。瞿琰自幼得林澹然传授仙术，抱济困扶危之志，平暴灭妖，斩除奸佞，为国立功，深受武则天赏识，但他看到朝政日非，见机而退，弃名避世，归隐飞升，重返天界。

作者自视甚高，认为《禅真逸史》“当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并垂不朽”（《凡例》之六）。主观意图是把歌颂英雄豪杰替天行道的《水浒传》与匡扶汉室的《三国演义》糅合起来，创造出与二书并驾齐驱的新作。但是，作者的思想境界、艺术才能远不及施耐庵、罗贯中，作者的雄心未能实现，《禅真逸史》《禅真后史》在中国小说史上只是一般的作品。

首先，作者歌颂的英雄人物林澹然、瞿琰虽然武艺高强，法力非凡，也有扶困济危之壮举，但是，从根本上说，徒具英雄之躯壳，缺少英雄之灵魂，就是缺乏对黑暗邪恶势力的反叛精神，而是趋时避害，明哲保身，以至消极退隐。林澹然在东魏得罪高澄，“削发为僧，逃灾躲难”；在南梁又因劝戒恶僧钟守净，知其不改，怕他报复，又“云游方外，免使祸及”。当他逃离妙相寺，遇到韩回春、李秀等人，劝他“先开除了这贼，然后逃避不迟”。他却说：“这厮乃圣上所宠，若杀了他，即是欺君逆主，反为不忠。”林澹然形象的塑造，无疑受水浒英雄鲁智深的影响，但二者之间的差距，何啻十万八千里！《禅真后史》中的瞿琰遵从其师祖林澹然的教诲，不敢“恃血气之勇”，“以取殒身灭族之祸”，因而到武后改唐为周，他见朝政紊乱，却不能像《三国演义》里的英雄那样匡扶汉室，至死靡他，而是说：“小弟若仕于朝，必有奇祸。自古道：急流勇退，谓之知机。故辞疾归闲，脱离罗网。”

其次，从艺术上说，由于作者思想境界不高，对创作素材缺乏提炼和选择，因而平铺直叙，主次不分，甚至繁枝弱干，喧宾夺主。作为《禅真逸史》中心人物的林澹然，在书的后半部只是作为杜伏威等人的“顾问”，忽隐忽现；《禅真后史》里的瞿琰恰恰相反，在书的前半部还未出世，当然没能露面，只到后半部才有较多描写。而且对主要人物缺乏性格化的细节描写，人物性格不够鲜明。作为英雄传奇小说的主人公，其英雄人物的形象却树立不起来，从这个角度说，作者的创作意图无疑是失败了。

《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想把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糅合为一体，同时，杂以神魔、人情小说的笔法，反映了明代末年各类小说发展之后，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趋势，在其它小说中也常出现这种情况。这两部小说比较可取之处，倒在于对世情的描写。

作者生活在晚明，这是社会极为黑暗的时代。他对官府的黑暗、世风的颓败，深恶痛绝，借小说创作，抒发其愤懑之情。

他同情人民起义，认为是“官逼民反”的结果。当瞿琰听到羊雷等人造反时说：“草莽之中，岂无豪杰之士？可恨州县官吏恃才傲物，任性妄贪，不能抚恤英雄，必凌逼以致叛乱。”

作品反映了上自权豪势要，下及市井小民的生活，对吏治的窳败和世风的颓丧作了充分的揭露。县官简仁，号五泉，老百姓叫他“五全”：“一曰全征：凡本年一应钱粮等项，尽行征收，其兑扣足加三……如迟延不纳者，不拘老幼，酷刑监禁，决致鬻身变产赔补，才得完局；二曰全刑：凡用刑杖，亲较筹目……一下不饶，用刑时还有那吊打拶夹一套，不拘罪之轻重，一例施行；三曰全情：凡词讼必听人情……不拘是非曲直，人情到即胜，那受屈含冤的何止千万；四曰全收：凡馈送之礼无有不收……；五曰全听：凡词讼差拨之事……如人情钱物两不到手时，满堂人役，俱可发言，不知兀谁的话好，造化的彼此干净，出了衙门，晦气的都受一顿竹片，那书吏、门皂俱获大利，故有‘五全’之号。”（《禅真后史》）这把当时衙门的弊端揭露无遗。作品描写钟守净、华如刚等和尚骄奢淫逸，敲诈勒索，暴露了道观佛门藏污纳垢，使披着宗教外衣、作恶多端的和尚道士原形毕露。作品描写瞿天民学儒、从医、经商的种种波折，反映了当时细民百姓生活之艰难；瞿天民家中两个媳妇合谋，预备害死小叔，独吞家产；瞿天民托人寻找坟地，地痞帮闲敲诈勒索，从中渔利等等，都活脱脱地表现了当时社会的风俗人情。为和尚奸淫牵线搭桥的尼姑赵蜜嘴、地棍无赖龚敬南、瞿天民之媳泼妇张氏、江湖医生全伯通等人物都绘声绘色地活跃在书中，尽收在作家笔底。从总的方面说，《禅真逸史》与《禅真后史》比较，前者写英雄豪气为胜，后者以描写世情见长。

《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语言简洁明畅，自由活泼，铺事状物，绘声绘形，尤其是使用方言俚语，时曲新声，收到图貌传神的艺术效果。使用方言俚语，如“这叫做竹管煨鳅——直死”；“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早死早托生，依然做后生”；“只图个醉饱，那管猪拖狗咬”；“懦夫生中寻死，好汉死里求活”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生活阅历和语言的功底。作者使用诗、词、曲、赋以及明代民歌《挂枝儿》等，用以描情状物，刻画人物性格，显示了高超的语言艺术。如《禅真逸史》第五回，尼姑赵蜜嘴出场：

妙，妙，妙！老来卖着三般俏：眼儿垂，腰儿驼，脚儿跷。见人抚掌呵呵笑，龙钟巧扮娇容貌，无言袖手暗思量，两行珠泪腮边落，斋僧漫目追年少，如今谁把前情道。

本，本，本！眉描青黛颜铺粉。嘴儿尖，舌儿快，心儿狠。捕风捉影机关紧，点头解尾天资敏，烟花队里神帮衬，迷魂阵内雌光棍。争钱撒赖老狸精，就地翻身一个滚。

这里把赵蜜嘴的身份行径，写得鲜明突出，并暗示了她在故事情节中的作用。

又如《禅真后史》十三回，一首嘲帮闲的短歌：

白面郎君，学帮了介闹，勿图行止只图钱，脸如笋壳，心如介靛；口似饴糖，腰似介棉。话着嫖，拍拍手掌，赞扬高兴；讲着酒，搭搭屁股，便把头钻。兜公事，指张介话李；打官司，说赵介投燕。做中作保是渠个熟径，说诨打科倒也自新鲜。相聚时，卖弄介万千公道交易处，勿让子半个铜钱。话介谎，似捕风捉影；行介事，常记后忘前。害的人虎肠鼠刺，哄的人绵里针尖。奉承财主们，呵卵脬、捧粗腿，虚心介下气；交结大叔们，称兄弟，呼表号，挽臂介捱肩，个样人勿如介沿门乞丐，讨得个无拘束的自在清闲。

这首用吴语方言写成的短歌，把帮闲的欺诈瞒骗、口甜心狠的鬼蜮伎俩揭露得淋漓尽致。

《禅真逸史》还保存了一些音乐史料，如三十三回述张善相与段琳瑛私订终身，写出了《秋鸿》等古琴曲的标题，对研究音乐史有一定的价值^[1]。

[1] 参看蔡国梁《明清小说探幽》，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