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以帝王发迹变泰为题材的小说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有一些是以帝王发迹变泰故事为题材的历史演义小说或英雄传奇小说,我们集中在本节中论述。
在社会大动乱的年代里,一些出身比较寒微,但具有雄才大略、非凡本领的人物,在军阀割据、群雄角逐中,经过艰辛的奋斗,终于称霸天下,成为开国的君主。他们发迹变泰的故事,自然能引起广大群众的兴趣与羡慕。所以,以他们为主人公的小说就应运而生了。《英烈传》和《飞龙全传》就是这类题材中较有影响的小说。
《英烈传》,又名《皇明开运英武传》《云合奇踪》等,八十回。此书存数种明刊本,版本比较复杂。最早的是明万历十九年(1591)书林杨明峰刊本[1]。它的作者,明沈德符《野获编》谓郭英之孙郭勋所作,因为射死陈友谅究竟是谁,在明代已有争论,郭勋为宣扬乃祖射死陈友谅的功绩而作此书。另外,有的版本题为“稽山徐渭文长甫编”,又把著作权归之于徐渭,这两说均不可靠。
《英烈传》是写朱元璋和其他“开明武烈”反抗元朝统治,建立明王朝的故事。从朱元璋幼年时代写起,到建立明王朝,“定山河庆贺唐虞”为止。这本书反映了元末社会的动乱,朱元璋发迹变泰,从一个流浪青年变为开国君主的过程,比较完整地写出明朝开国史,塑造了朱元璋和“开国元勋”徐达、常遇春、刘基等人的形象,在小说史上有一定意义。
但这部小说,所叙故事大都本于史传及杂著、野史,过于受史实束缚,缺乏艺术想象与虚构,“结果成了与新闻纪事差不多的东西”[2]。因此,人物形象不够鲜明,可读性较差。书中对朱元璋的青少年时代描写简略,着重写他当了统帅之后的战争生涯,只出现了一个一本正经、发号施令的朱元璋,而没有表现出市井豪杰的心灵世界,没有表现他作为“普通人”的个性。
这本小说虽以朱元璋为中心人物,但它的写法却不是走英雄传奇小说的路子,没有集中于个人命运的描写,而偏重于历史事件的叙述。因而,这本书虽然是“叙一时故事而特置重于一人或数人者”,却没有完成塑造传奇式英雄的任务,而像一本历史的“小账簿”。
《英烈传》虽然艺术成就不高,但对戏曲、曲艺创作都有较大影响。评书有专说《英烈传》的,京剧和地方戏从中取材的有二、三十种之多,经过戏曲艺术家的再创造,徐达、常遇春、胡大海等人物,形象鲜明、血肉丰满地活跃在戏曲舞台上。
《英烈传》问世后,又出现《续英烈传》一书,五卷三十四回,题“空谷老人编次”,首有“秦淮墨客”序。《续英烈传》是以明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即“燕王靖难”为题材。故事从明太祖确立皇太孙朱允炆为继承人开始,至燕王朱棣夺取政权,登皇帝位,改元永乐,建文帝流亡为止。小说中所写基本上合乎史实,唯有第五卷(即28回以后)建文帝削发为僧,云游各地过流亡生活,以及后来又“归国”的故事,是根据传说加以附会的。
“燕王靖难”是明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明清两代思想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中都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完全对立的立场。在众多反映这一事件的文艺作品里,大多数站在建文帝一边,讨伐燕王的篡逆,歌颂方孝孺等人忠贞不屈;有的则在建文帝失去皇位这件事上,寄托亡国的哀思,如李玉的《千钟禄》。《续英烈传》也比较同情建文帝,但在作品中还是客观地反映了这场明代初年王室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一方面是“仁慈之王”的建文帝,一方面是“英雄之主”的燕王,两人为争夺帝位而进行了极为残酷的斗争。作者并没有美化一方,丑化另一方,而是客观公允地写出这种斗争的残酷无情,撕开了统治阶级所谓纲纪伦常的虚伪面纱,揭示了斗争的本来面目。燕王为了从侄儿手里夺取皇位,费尽心机,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各种谋略,充满了杀机,到夺取帝位之后,又屠戮建文旧臣,追捕建文,使当时的南京成了血雨腥风的世界;而以“仁慈治天下”标榜的建文帝,虽然口头宣扬仁义道德,但他为了保住皇冠,必欲置诸叔于死地而后快,继位不上一年,周王、齐王、湘王、岷王、代王尽皆废削;又派人监视燕王,剥夺他的军权,甚至使反间计,策动燕王世子叛父等等,手段也十分毒辣,哪有什么骨肉之情、仁爱孝慈之心?作者客观地、真实地写出这种封建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你死我活的夺权之争,是很有意义的。
《续英烈传》虽有过于拘泥史实,想象虚构不够,叙述多于描写的缺点,但与《英烈传》相比,艺术上还略胜一筹。特别是建文和燕王两个人物写得比较成功。建文长在深宫,缺乏才智,仁柔懦弱;燕王则是久经沙场,老谋深算,智勇兼备。通过众多场面的描写,把两人的不同性格鲜明地写出。例如,第一回《明太祖面试皇孙》,朱元璋写下“风吹马尾千条线”一句,让允炆做对子。允炆马上对了一句:“雨洒羊毛一片毡”,而燕王则对了“日照龙鳞万点金”一句。通过简单的属对一事,就对比地写出、建文与燕王的不同气象。
《续英烈传》写战争继承了《三国演义》的优良传统,视角集中于战争双方的统帅部,比较细致地描写双方统帅部的决策过程,双方“斗智”的情景,从而较好地展示了双方统帅的精神面貌与性格特征,这也是建文和燕王形象能比较丰满的重要原因。
和《续英烈传》同一题材的还有《承运传》,四卷三十九回,不题撰人,万历建阳刊本。此书写明太祖在太子死后,命黄子澄、练子宁、铁铉、景德辅佐皇孙。太祖死后,皇孙即位,为建文帝。黄子澄等四人专权,贪贿嗜酒,紊乱朝纲。于是燕王“清君侧”,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因为此书完全站在朱棣的立场,没有客观反映历史,多被否定。如清昭梿《啸亭杂录》卷十“稗史”谓“今有《承运传》,载朱棣篡逆事,乃以铁、景二公为奸佞。……此皆以忠为奸,使人竖发。”[3]孙楷第批评:“此书极陋,于本朝事尚不能知其梗概。至以黄子澄、练子宁、铁铉、景德为奸党,贪贿赂,嗜酒乱政,则尤颠倒是非之甚者。”[4]
在描写帝王发迹变泰故事最典型、成就最高的是写宋太祖赵匡胤的《飞龙传》。
宋太祖赵匡胤出身官僚家庭,青年时代浪迹江湖、走南闯北,经历种种磨难,终于夺取天下。他的这种经历本来就富有传奇性,在民间流传中更增加了神异的色彩。他的故事在宋代已经广泛流传,在宋人笔记里就可以看到不少有关的材料。如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太祖皇帝微时,尝被酒入南京高辛庙,香案有竹杯筊,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俗以一俯一仰为圣筊。自小校而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皆不应。忽曰:‘过是,则为天子乎?’一掷而得圣筊。天命岂不素定矣哉!”[5]赵匡胤的故事很快成为说书艺人的热门话题。长篇讲史话本《新编五代史平话》中,就简要叙述了他从降生到陈桥兵变的故事。罗烨《醉翁谈录》也记载了南宋有《飞龙记》的话本。金、元、明代赵匡胤的故事进入小说、戏曲和说唱艺术的领域。《朴通事谚解》中《西游记》条引有元末平话《赵太祖飞龙记》一目,现虽亡佚,但可证明元末存在过一本写赵匡胤故事的平话。明代也有关于赵匡胤故事的说书。如郎瑛《七修类稿》中记载:“元美(王世贞)家有厮养名胡忠者,善说平话。元美酒酣,辄命说解客颐。忠每说明皇、宋太祖、我朝武宗。”[6]在小说方面,流传下来的作品有《赵太祖千里送京娘》(见《警世通言》)和长篇历史演义小说《南北宋志传》。其中《南宋志传》的主要人物和基本情节大多为《飞龙传》所吸收,可以说是《飞龙全传》的蓝本。《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虽是演杨家将故事,但开头部分也写到赵匡胤的故事。在戏曲方面,作品更为丰富。作品已佚而剧目尚存者有:金院本无名氏作《陈桥兵变》;元杂剧关汉卿的《甲马营降生赵太祖》、王仲元的《赵太祖夜斩石守信》、赵熊的《太祖夜斩石守信》、武汉臣的《赵太祖天子班》、李好古的《赵太祖镇凶宅》;明传奇有无名氏的《风云会》等七个剧目。完整保留下来的有元明间杂剧:无名氏的《赵匡胤打董达》、无名氏的《穆陵关三打韩通》、罗贯中的《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以上这些作品,都对《飞龙全传》的成书有影响,不少故事为《飞龙全传》所吸收。
现在我们可以见到的《飞龙全传》是清乾隆二十三年(1768),吴璿根据旧本修改编撰而成的,全书共六十回。吴璿,字衡章,别署东隅逸士。他在《飞龙全传》序中说,自己早年热衷于“举子业”,然而“屡困场屋,终不得志”,所以到了中年,“不得已,弃名就利,时或与贾竖辈逐锱铢之利”。到了晚年,弃商闲居,改写《飞龙传》,“借稗官野史”,抒发“郁结之思”。
吴璿在序中说,他在己巳年,即清乾隆十四年(1749)得到友人赠送的旧本《飞龙传》,而隔了二十年又捡出旧作加以修改,“删其繁文,汰其俚句,布以雅训之格,间以清隽之辞”,写成新本的《飞龙全传》。他所依据的旧本,究竟什么样子,现已无从知道,但我们以为很可能是一本长篇说唱词话体小说。因为在吴璿改写后的《飞龙全传》里还保留着说唱词话的痕迹。例如,十七回赵匡胤与陈搏下棋,双方布局着子全用韵语描写;三十回史肇祖被诬陷,押往刑场斩首,临刑前还念了一段类似快板的韵语;四十四回赵匡胤奉命上潼关剿除高行周,其父哭别,竟也念了一段快板。在临行前,在父子生离死别之际,唱了起来,这在一般散文体小说中是不会有的,显然是说唱词话体小说留下的印记。
《飞龙全传》从赵匡胤的青年时代写起,到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当了皇帝为止。作品描写了这样一个从“潜龙”到“飞龙”的发迹变泰过程。作品以赵匡胤为英雄传奇故事的中心,以郑恩和柴荣为陪衬,交织进众多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全书“七虚三实”,主要人物、重大史迹大体上有史实依据,但具体的故事情节又多虚构。它是一本赵匡胤发迹变泰的传记体小说,是典型的英雄传奇小说。
小说所描写的英雄人物赵匡胤,是个市民阶层的理想人物,把皇帝市民化了;同时,又在这个市民理想人物的头上加上了“天授神权”的灵圣光圈,把他神圣化了。小说一方面多次强调:“‘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自从盘古至今,何曾见这皇帝是一家做的?”;“即如当今朝代去世的皇帝,他是养马的火头军出身,怎么后来立了许多事业,建立了许多功绩,一朝发迹,便做起皇帝来?”这表现了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的自信心和进取心,他们不甘于卑微的地位而追求政治上的权力,要求发迹变泰。另一方面,作品又反复强调赵匡胤是“真命天子”,是天上赤须龙降世。每当他遇到危难时,不是“真龙出窍”加以保护,就是城隍、土地赶来“护驾”,使他“逢凶化吉”。这正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脆弱性,反映了他们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心理状态,反映了他们要掌握统治权的欲望还停留在幻想的阶段,还不能变为实际的行动。小说正是在这样矛盾的心态中展开的。
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虽然给赵匡胤套上了“真命天子”的神圣光圈,但它主要的却是展示了一个市井豪侠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赵匡胤也和其他市井豪侠一样,对黑暗势力具有大胆的反抗精神。当他因骑泥马被诬陷,发配充军时,“只气得三尸暴跳,七窍烟腾”,骂道:“无道昏君!我又不谋反叛逆,又不作歹为非,怎么把我充军起来?我断断不去,怕他怎的?”当他听到其父赵弘殷因进谏而受责时,就想:“如今想将起来,一不做二不休,等待夜静更深,再到勾栏院走一遭,天幸撞着昏君,一齐了命。撞不着时,先把这班女乐结果了他,且与我父亲出气。”后来果然潜入御花园,奔上玩花楼,杀了女乐后逃走。
重信义,也是赵匡胤的性格特点。作品里写赵匡胤结义有三次,就是第六回的“赤须龙山庄结义”,第九回“黄土坡义结芝兰”,第三十八回的“龙虎聚禅州结义”。作品着重描写他与郑恩、柴荣、张光远、罗彦威等人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友情。
抱打不平,也是市井豪侠的重要特点。作品虚构出“三打韩通”的故事,突出地体现了赵匡胤诛强扶弱、抱打不平的性格。大名府一打韩通,是因为韩通肆意凌辱妓院中的弱女子;平阳镇二打韩通,是因为韩通霸占民宅,欺凌百姓;百铃关三打韩通,是因为韩通依恃官势,为非作歹。赵匡胤对太行山“抹谷大王”,则在惩罚的同时,劝他改过从新,“替天行道”。“抹谷大王”在他的感召下,“将平日号令改换一新,凡过往客商,秋毫无犯,贤良方正,资助盘缠;若遇污吏贪官、土豪势要,劫上山去,尽行诛戮。”这些写法,表明赵匡胤的豪侠行为与水浒英雄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赵匡胤千里送京娘,更体现了他“救人须救彻”的豪侠行为。当京娘感激之余,要以身相许时,赵匡胤正色道:“今日若有私情,与那两个强人何异?把从前一片真情,化为假意,岂不惹天下的豪杰耻笑?”这种扶危救困、临义不苟的精神正是市井豪侠的本色。
作者在写赵匡胤的豪侠行为的同时,展开了对市井生活的描写,富有生活气息。如柴荣推车贩伞,寻些薄利,权为糊口。他路过销金桥,坐地虎董达设立关卡,重税盘剥,写出当时小商人经商的艰难;连年灾荒,民不聊生,一些人被迫铤而走险,偷贩私盐,写出平民百姓生活之惨状;禄哥为养活母亲,市井博鱼,寻些钱钞,也写出市井小民的生活情景,描绘了一幅宋代市井酒楼的风俗画。
作者并没有因为赵匡胤是“潜龙”,就把他写得高大无比,而是在描写他的豪侠行为的同时,还写出了他的“劣迹”。他上妓院,下赌场,争风殴打,输钱赖账,一副无赖相。所以汴梁城百姓说:“三年不见赵大舍,地方恁般无事;今日回来,只怕又要不宁了。”
围绕着赵匡胤,还塑造了柴荣、郑恩、陶三春几个人物的鲜明形象。小说中的柴荣虽与历史上的柴荣性格不一致,但真实地表现了小商人胆小怕事、吝啬小气的特点,以衬托赵匡胤的雄才大略。郑恩是个李逵式的人物,流浪江湖,卖油度日,性格粗鲁爽直,与赵匡胤的恢弘气度形成鲜明对照,相得益彰。陶三春相貌奇丑,力大无穷,豪爽奔放,一改过去小说中闺秀淑女的形象,反映了下层市民的审美观,成为《飞龙全传》中对后世戏曲舞台影响最大的人物。
《飞龙全传》从总体上说写得通俗生动,较有可读性,当然,艺术上比较粗糙,全书前后部分不够统一,神灵怪异描写过多等,也是明显的缺点。
《飞龙全传》问世之后,对后代的小说、戏曲有较大影响。在《飞龙全传》里就提到赵太祖三下南唐的故事:“后来赵太祖三下南唐,在于寿州被困,陶三春挂印为帅,领兵下江南解围救驾。在双锁山收了刘金定,二龙山活擒元帅宋继秩,刀劈泗水王豹,有许多功劳。”可见当时已有“赵太祖三下南唐”的故事,到了清代由“好古主人”编成《赵太祖三下南唐》(又名《侠义奇女传》)一书,五十三回,存清同治四年(1864)刊本,可以看作是《飞龙全传》的续书。但故事荒诞无稽、神魔鬼怪描写过多,价值不大。取材于《飞龙全传》的京剧和地方戏剧目,多达数十种,如《飞龙传》《童家桥》《送京娘》《输华山》《龙凤缘》《打瓜园》《斩黄袍》等,有的至今仍在演出。从赵匡胤故事流传演变中,也表明《飞龙全传》在中国小说史上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作品。
[1] 有关《英烈传》版本,参看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
[2] 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75页。
[3] 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十卷第310页。
[4]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4页。
[5] 《宋元笔记大观》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471页。
[6] 徐复祚《花当阁丛谈》,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