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说岳全传》等民族英雄传记小说

《杨家府演义》《呼家将》《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等是以英雄家族为题材的小说，《说岳全传》《于少保萃忠全传》则是民族英雄的传记体小说。如果从史实与虚构的关系来考察，《水浒传》及其续书，《杨家将》系统的小说，则是虚多实少，只借一点史实，加以发挥，是比较典型的英雄传奇小说，而《说岳全传》《于少保萃忠全传》则虚实相半，甚至实多虚少，接近于历史演义小说。但我们在分类时，把“演一代史事而近于断代为史者”归于历史演义小说，而把“以一人一家事为主而近于外传、别传、家人传者”则划入英雄传奇小说的范围。因此，《说岳全传》、《于少保萃忠全传》虽不是典型的英雄传奇小说，本书也将它们放在英雄传奇小说一章中叙述。

岳飞抗击金兵的英雄业绩，在民间喧腾众口，在南宋就是说话艺人喜欢讲述的故事。《梦粱录》卷二十一有一段记载：“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福）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1]这里的《中兴名将传》，就是《醉翁谈录》中的“新话说张（浚）韩（世忠）刘（琦）岳（飞）”。元明两代，岳飞故事被搬上戏曲舞台。元杂剧有金仁杰的《秦太师东窗记》、无名氏的《宋大将岳飞精忠》等。明代传奇有无名氏的《精忠记》、陈衷脉的《金牌记》、汤子垂的《续精忠》、吴玉虹的《翻精忠》等。明代中叶以后则出现了几部以岳飞为题材的小说。最早的是熊大木的《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又名《大宋演义英烈传》《岳武穆精忠传》，八卷八十则，附李春芳编的《精忠录》后集三卷，刊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从第一则《斡离不举兵南寇》，到末一则《冥司中报应秦桧》。熊大木在序中说：“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但也吸收了不少民间传说，所以，“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异同者，两存以备参考”。第二本是《岳武穆精忠传》，六卷六十八回，题“邹元标编订”，存明刊本。该书是熊大木本的删节改编本。第三本是《岳武穆精忠报国传》，又名《重订按鉴通俗演义精忠传》，七卷二十八则，明于华玉撰，明崇祯十五年（1642）刊本。于华玉字辉山，江苏金坛人，曾官浙江衢州府西安县知县。于华玉认为熊大木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荒诞”故事太多，所以，“痛加剪剔，务期简雅”，“正厥体制，芟其繁芜，一与正史相符”。这样删削的结果，减弱了小说的生动性、传奇性，变成了正史的复述，失去了小说作为艺术品的审美价值。第四本是《说岳全传》，八十回，题“钱彩编次，金丰增订”，成书于清乾隆九年（1744）。钱彩，字锦文，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金丰，字大有，福建永福（今永泰县）人。这本《说岳全传》是岳飞故事的集大成者。它对《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进行了根本改造，对原有的故事情节大加删改，突出了岳飞，去掉一切与岳飞无关的情节，把韩世忠等人降到比较次要的地位，即使承袭的部分情节，也进行了重新创作。它还广泛吸收了戏曲、民间说唱文学中的精华，加强了小说的传奇色彩，使小说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的艺术效果，很快就取代了其他说岳题材的小说，广泛流传。在它以后产生的岳飞题材的戏曲作品、说唱作品多是从《说岳全传》中取材，加以改编的。

《说岳全传》是以岳飞一生为主要线索的英雄传记体小说。全书可分三大部分：1—14回为第一部分，写岳飞的青少年时代，叙述了岳飞神奇的出生故事和少年时代的坎坷经历，在艰苦的磨炼中，经过名师的指点，岳飞逐渐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这部分虚构成分很多，构成传奇式的开篇，揭示了岳飞性格的基础。15—60回为全书的中心部分，写岳飞在金兵入侵、国土沦丧的危急关头，担当起拯救国家的重任。着重写他抗击金兵的显赫战功，一直到大功垂成而惨遭杀害。其中也写到他征讨农民起义军的情节。这四十多回基本框架是符合史实的，依据历史发展的顺序展开故事，但许多故事情节却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如岳飞抗击金兵的多次战斗，被集中成爱华山、牛头山、朱仙镇三大战役，就是根据小说创作的需要加以概括虚构的。这一部分可以说是虚实相伴。61—80回，为小说第三部分，写岳飞死后，岳家军将及后代小英雄在岳雷率领下一直杀到黄龙府，平定金国。岳飞的冤狱得到平反，秦桧等卖国贼受到惩罚。这部分故事基本上是虚构的。

小说较好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作者尊重历史，小说写到的人物基本上在历史上都实有其人；岳飞一生故事的框架，也大体符合史实。同时，又渗透着作者的饱满感情、作者对历史和生活独特的认识感受，对历史事实的精心选择和集中概括，加之吸收了许多民间传说，艺术地创造了许多精彩的故事情节，如“岳飞枪挑小梁王”，“岳母刺字”，“高宠挑滑车”，“牛皋扯旨”等，使英雄人物血肉丰满，闪耀着理想的光辉、神奇的色彩，使整部作品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忠与奸、爱国与卖国、抗战与投降是贯穿全书的主线，这样就使全书爱憎强烈，营垒分明，突出了“岳武穆之忠，秦桧之奸，兀术之横”。歌颂爱国、抗战的民族英雄，鞭挞卖国求荣的汉奸卖国贼，揭露了侵略者的横暴残酷，使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作为作品中心人物岳飞，作者从多方面展示了他的性格，人物形象比较丰满。作者写岳飞的青少年时代，尤为出色。岳飞出生才三天，就遭到水灾，母亲抱着他坐在水缸里，飘到河北大名府内黄县，为王员外收留。他少年时代家境贫寒，却刻苦学习，买不起纸笔就用树枝当笔在沙地上练字。后来得到名师周侗的培养，武艺出众，又得到蟒蛇怪献出的神枪，更是英雄无敌。他与众兄弟一起应武举，在校场枪挑小梁王，显露了他的英雄本色。到了金兵入侵之后，他经过许多波折，终于成为抗金统帅。作者着重写他精忠报国的优秀品质、大智大勇的统帅才能和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作风，出色地写出这位抗金名将的大将风度。作者还围绕精忠报国这条主线，描写岳飞对母亲的孝、对妻子的爱、对部下士兵的体贴，展示了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最后，岳飞受秦桧陷害，屈死于风波亭，结束了悲壮的一生。作者写得慷慨悲凉，催人泪下。

岳飞的英雄形象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作者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影响了岳飞形象的描写。作者写岳飞精忠报国，主要方面应予肯定，但是，岳飞的忠，有时达到“愚忠”的地步。在朱仙镇大败金兵之后，正是乘胜追击、收复河山的大好时机，可是，秦桧矫旨发十二道金牌命他班师，他却不敢抗旨，收兵回朝，致使抗金事业半途而废。如果说，作者这样处理是为了真实反映历史事实，还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作者写岳飞死后，还“显圣”不许施全、牛皋反抗，就很难为之辩解了。作者在作品中揭露了宋高宗赵构的昏庸颟顸、妥协苟安，秦桧等奸臣投降卖国、陷害忠良；作者用赞赏的态度，写出了牛皋对“瘟皇帝”的蔑视，作者也客观地写出了由于岳飞的愚忠而造成的悲剧，这些都说明作者对现实生活有着冷峻清醒的认识。但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思想又像魔影一样控制着作者，传统的心理定势使他无法完全按自己对现实的观察如实地去描写，最终只能用“天命”、“气数”的因果报应之说，为岳飞因“愚忠”而造成的悲剧寻求解脱了。

《说岳全传》还成功地塑造了一员“福将”牛皋的形象，他是李逵、程咬金式的人物，贯串全书的始终。通过“乱草岗牛皋剪径”，“牛皋醉破番兵”，“藕塘关招亲”，“牛皋扯旨”，“牛皋气死金兀术”，许多精彩生动的情节，把这个粗豪、爽朗、率直、幽默的人物形象写得栩栩如生，生龙活虎。特别是他在滑稽可笑的语言中，一语道破了皇帝昏庸腐朽的本质，表现了彻底的反抗精神。在岳飞枪挑小梁王，将被判死刑时，牛皋大声喊道：“今岳飞武艺高强，挑死了梁王，不能够做状元，反要将他斩首，我等实是不服！不如先杀了这瘟试官，再去与皇帝老子算账罢！”当高宗因苗傅、刘正彦叛乱，处在危急之中时，牛皋奉岳飞之命，平定了叛乱，皇帝要给他封官加爵，他愤怒地斥责道：“你这个皇帝老儿，不听我大哥之言，致有此祸！本不该来救你，因奉了哥哥之令，故此才来。今二贼已诛，俺们两个要去回复大哥缴令，那个要做什么官！”，“那个瘟皇帝，太平无事不用我们；动起刀兵来，就来寻着我们替他去厮杀，他却在宫中快活！”当岳飞被害之后，他到太行山重新聚义。金兵大举进攻，形势危急，孝宗又去招安牛皋，牛皋说：“大凡做了皇帝，尽是无情无义的。我牛皋不受皇帝的骗，不受招安！”这些锋利的语言，撕开了昏君的外衣，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封建统治者的本质。

《说岳全传》对反面人物的处理并没有简单化。写秦桧、张邦昌、刘豫等奸臣，都是放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中来刻画的。写出他们既是奸臣，又是卖国贼的双重罪恶。书中写到金兵统帅“兀术之横”，但又写他敬重忠义之士，憎恶奸佞之徒，人物性格比较复杂。

《说岳全传》以《水浒传》的续书自居。它写水浒英雄呼延灼又驰骋在抗金的战场上；岳飞的师父周侗也是林冲、卢俊义的师父，说明岳飞与林冲、卢俊义是同堂学艺的师兄弟；水浒英雄的后代如阮小二之子阮良，董平之子董芳，张清之子张国祥，关胜之子关铃，也都参加了岳家军，为抗击金兵浴血奋战；岳飞大破连环马，又是使用徐宁传下的钩镰枪。这些都说明作者对水浒英雄的敬仰。小说在描写到岳飞征讨各地农民义军时，并非一味斩杀，而是尽力劝说他们共同抵御外侮。在岳家军将领中有一半以上是绿林好汉。历史上的岳飞曾镇压过农民起义，我们不能要求作者违背史实，“隐恶扬善”，回避这个问题。值得赞赏的是，作者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注意强调民族大义，主张联合对敌，共同打击异族入侵者，这与全书的爱国主义主题是相一致的。

《说岳全传》是以《水浒传》为范本进行创作的，它走的是英雄传奇创作的路子。这主要表现在以英雄人物为中心，通过写英雄人物小传，表现作品的主题，反映社会现实；用浓墨重彩的粗线条勾勒与曲折委婉的工笔细描相结合的办法塑造人物形象；人物形象既有真实性又有传奇性；作品语言生动酣畅，运用大量“市语”，通俗易懂，在明清两代同类小说中，语言成就是比较突出的。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2]这是抗清英雄张煌言行将就义时写下的著名诗篇，歌颂埋葬在杭州西湖的岳飞与于谦这两位民族英雄。他们的功业与日月同辉，为西湖增色。“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才觉重西湖”^[3]。岳飞的故事多见于文艺作品，流传甚广，而于谦的功绩，知道的人不多，古代小说中仅存《于少保萃忠全传》一书。

《于少保萃忠全传》，又名《大明忠肃于公太保演义传》十卷四十回，明孙高亮著，首有林从吾序。明万历刊本，未见。今所见均为清代翻刻本。林从吾序，当写于万历辛丑，即万历二十九（1601）年，该书即此时写成^[4]。

于谦（1398—1457），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永乐十九年进士，历任河南、山西、江西等地巡抚，为政清廉，不畏强暴，是明代有名的刚正廉洁的清官。同时，他又是杰出的民族英雄。明英宗时代，宦官王振专权，政治腐败，边防废弛，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瓦剌部族的军队在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柔县境）消灭了明军主力五十万人，俘虏了英宗朱祁镇，进逼北京。在这危急存亡之秋，于谦任兵部尚书，拥立景帝，反对南迁，并亲自督战，击败瓦剌的军队，使千百万人民免遭涂炭。但英宗复辟后，却以“大逆不道，迎立外藩”的罪名将他杀害。

《于少保萃忠全传》所叙述的人物、事件基本上与史实相符。它是围绕着于谦一个人的命运和遭遇来描写的。小说从他出生写起，直到他含冤而死以及死后冤案的平反昭雪。它是一部传记体小说，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本章中叙述。

多数历史题材的作品是根据史书加以演绎而成。《于少保萃忠全传》写于于谦遇难后的一百五十年左右，是产生在《明史》之前的著作，基本上可以算是当代人所写的人物传记小说。

小说作者怀着崇敬的心情，以饱含感情的笔触，塑造了一个爱国恤民、胆识超群的英雄人物。刚正不阿是他性格的突出特点。他在青少年时代就不是传统礼教所要求的那种谦谦君子，而是才华横溢、锋芒毕露的人物；进入仕途之后，他又是清廉正直、敢作敢为的官吏。正因为这样，在土木之变的关键时刻，他“以社稷为重”，冒着“另立新君”的罪名，敢于承担起挽救国家的重任。也正是因为他刚正不阿，敢于坚持原则，不取圆滑敷衍的处世态度，所以就必然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必然在官场的倾轧、陷害中被吞没。作者不仅通过于谦在土木之变等重大事件中的表现来刻画人物，而且通过他救济灾民，公正断案，安抚僮（壮）、瑶同胞以及清苦的生活，多方面地展示他的性格，人物形象比较丰满。

小说中有些反面人物也写得比较深刻，没有简单化、脸谱化的毛病。徐珵博学多才，治水有功，是于谦青年时代的好友；石亨仪表堂堂，武艺出众，屡立战功，受到于谦的器重。但是，他们一旦身居要津，就利欲熏心，心狠手辣，出卖朋友，置于谦于死地而后快。这两个人物正是封建政治培育出的毒果，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政治的罪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作品写到景泰帝即位后，不愿迎回英宗；急忙废掉英宗的太子，另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英宗回都之后，阴谋发动“夺门之变”，实行复辟。这对暴露帝王为争夺帝位而骨肉相残的丑恶面目是有意义的。可惜的是，作者既要尊重景帝，又要忠于英宗，不能深入展开描写，失之简略草率。

《于少保萃忠全传》是文人的作品，它没有民间文学的色彩；作品语言板滞，不够酣畅；过于拘泥史实，情节不够集中，从这个角度说，它不是英雄传奇小说的体式，而近于正史中的人物传记。小说还杂有公案小说、神魔小说的写法，如“于公断冬青树叶案”，则与明代《包公案》等小说相似；桂树精现形，乌全真、老和尚的算命卜卦等，显受当时流行的神魔小说的影响。总之，从选材角度来看，为英雄立传，具有英雄传奇小说的性质；从表现手法的角度来考察，这部小说融合了公案小说、神魔小说和传记文学的特点，是具有新的特点的长篇传记体小说。

《戚南塘平倭全传》。残本三卷，分回但不标回次。无原作者或序作者署名。当为万历末期闽刻本，作者也许就是建阳书坊主人。

小说虽名为《戚南塘平倭全传》，但不是戚继光的传记，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明代中叶东南沿海的倭寇侵扰问题。小说基本按照史实，写出了倭寇的入侵造成的极大危害，朝廷招募或调动客兵（外省的兵）前来抵抗，但客兵比倭寇有过之而无不及，给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由于朝廷的海禁，阻碍了正常的通商活动，迫使沿海的商人和百姓冒险从事走私活动，甚至与倭寇相勾结，壮大了倭寇的声势，使之难以清除。作者歌颂了戚继光等人抗击倭寇，十战十捷，为民除害的英雄业绩，着力鞭挞严嵩、赵文华及其爪牙阮鹗等人腐化堕落、搜刮民脂民膏、残害百姓、勾结倭寇的罪行；以同情的笔墨写出当时福建等地百姓受倭寇、贪官、客兵（如同土匪）的残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境遇。

这部小说从东南沿海抗倭这个角度，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明中叶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其选材的角度比较独特，因而在小说史上应有其一席之地。

[1] 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6页。

[2] 张煌言《甲辰八月辞故里》之一，《张苍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页。

[3] 《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之十五，见袁牧著、王英志主编《袁牧全集》（第一集）《小仓山房诗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47页。

[4] 参看孙一珍《〈于少保萃忠全传〉校点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还有作于万历辛巳（1581）、万历三十九年（1611）、万历四十一年（1613）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