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水浒传》的续书
《水浒传》的巨大影响还表现在它的续书方面。《水浒传》的续书最主要的有三部，即《水浒后传》《后水浒传》和《结水浒传》（《荡寇志》）[1]。在中国古代小说浩如烟海的续书里，《水浒传》的续书最有特色、最有价值。
一、《水浒传》续书简介
《水浒后传》四十回，署“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作者陈忱，字遐心，一字敬夫，号雁宕山樵，浙江乌程（今吴兴县）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卒年不详。但从《水浒后传》清康熙甲辰（康熙三年）原刻本考察，陈忱在付刻前还作了序，可见康熙甲辰（1664）他还活着。陈忱生活在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时代，明亡时，他绝意仕进，与顾炎武、归庄等人组织惊隐诗社。《水浒后传》大约是他五十岁时的作品。晚年住在南浔，“身名俱隐”，“卖卜自给”，“穷饿以终”。除《水浒后传》外，还著有《雁宕诗集》二卷、《痴世界乐府》、《续廿一史弹词》等，可惜大多散佚。
《水浒后传》紧接百回本《水浒传》，描写梁山泊英雄征方腊后，死伤过半，剩下李俊、阮小七、燕青等三十多人，分散各地，大多隐居不仕，想过太平日子。但是，蔡京、童贯等奸臣却不放过他们，务要斩尽杀绝。他们被迫重新集结，再度起义。阮小七等在登云山聚义，李应等在饮马川举兵，李俊等则以太湖为根据地，抗击恶霸巴山蛇，后与乐和、花逢春（花荣之子）一起飘然扬帆出海，占据金鳌岛，开辟水浒英雄的海外基地。由于金兵大举入侵，中原失守，徽、钦二宗当了俘虏。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阮小七、李应、燕青等水浒英雄和他们的后裔，肩负起打击金国入侵者和汉奸卖国贼的双重任务。他们惩办了蔡京、高俅等奸臣，又探视当了俘虏的宋徽宗。在中原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幸存的水浒英雄云集，撤离登云山，到海外与李俊会师。小说最后写水浒英雄会集海外，征服暹逻诸岛，李俊做了暹逻国王。他们解救了被金兵围困在牡蛎滩的宋高宗赵构，又派燕青等“护驾”到杭州，为宋朝“中兴”做出了贡献。全书以“中外一家、君臣同庆”的大团圆结局。
《后水浒传》四十五回，作者青莲室主人，生平不详。卷首有天花藏主人序。此书可能写于清顺治或康熙初年。
《后水浒传》是用水浒续书的形式写杨幺起义。它紧接百廿回本《水浒传》，描写南宋初年宋江托生为杨幺，卢俊义托生为王摩重新起义的故事。金兵入寇，徽、钦二帝被虏，高宗偏安江南，杨幺集何能（吴用转世）、马窿（李逵转世）、花茂（花荣转世）、贺云龙（公孙胜转世）等人分别在天雄山、焦山、白云山、峨嵋岭等地重举义旗，反抗官府压迫。他们惩办了蔡京、童贯、高俅等转世的贺省、董索、夏霖等奸臣恶霸。杨幺又亲到临安，劝高宗振兴朝政。在杨幺领导下，各地英雄齐集，以洞庭湖为根据地，屡次打败“进剿”的官军，声威大振。朝廷震惊，派岳飞率军镇压。杨幺等战败，从地道遁去，直往龙虎山，重归伏魔殿石窟，天罡地煞相逢于穴中，化成黑气，“凝结成团，不复出矣”。
《结水游传》（《荡寇志》）七十回，另附结子一回。作者俞万春（1794—1849），字仲华，号忽来道人，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一生没有正式任官，但在青壮年时代先跟随其父镇压广东珠崖城的黎族起义，后又随父在桂阳镇压了梁得宽为首的农民起义，又参加“围剿”赵金龙为首的瑶族人民起义。这些“征剿”农民起义的活动，为他创作《荡寇志》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经验”。
《荡寇志》草创于道光六年（1826），写成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前后三易其稿，历时二十二年。但俞万春“未遑修饰而殁”，又经其子龙光代为“修润”，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板问世。
《荡寇志》紧接金圣叹七十回本《水浒传》，叙述宋江等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后，又发展至几十万人，力量不断壮大。提辖陈希真因好道教修炼，“绝意功名”，抱病在家。他的独生女陈丽卿容貌美丽，武艺绝伦，被高衙内看中，要娶其为妻。陈希真父女严惩了高衙内，离家逃走，“权作绿林豪客”，创猿臂寨，与梁山泊对立。他们跟云天彪、徐槐率领的官军合作，同心协力，“围剿”梁山泊，结果把梁山好汉一百零八人“尽数擒拿，诛尽杀光”，把他们的灵魂也永远镇压在石碣之下，永世不得翻身。
除以上三部《水浒传》续书外，还有1933年中西书局出版的梅氏藏本《古本水浒传》一百廿回，前七十回是金批本《水浒传》，第七十一回起紧接卢俊义惊梦，从石碣天文顺叙而下，写宋江出奇破敌，官军大败，梁山泊庆功大宴，忽然霹雳一声，雷轰石碣，结束全书。《古本水浒传》表现农民义军的反抗精神和英雄业绩是有一定成就的，但所谓“施耐庵古本”显系伪托，所以实际上只是一部水浒续书。续书时间不但在金圣叹之后，也当在《荡寇志》之后，因为它不仅前七十回用了金批本《水浒传》，而且从七十一回续起的办法也显然是从《荡寇志》学来的。我们甚至怀疑它是在民国以后续作的。20世纪二十年代起，文坛上有一股续写《水浒传》的热潮，出现了程善之的《残水浒》、姜鸿飞的《水浒中传》、张青山的《水浒拾遗》、张恨水的《水浒新传》、谷斯范的《新水浒传》、刘盛亚的《水浒外传》等等。不同之处不过在于他们标明是“新作”、“续作”，而梅氏却伪托为“古本”而已。
二、各抒胸臆，续成新篇
《水浒传》三部续书都不是为牟利而粗制滥造的作品，都不是抄袭前传、模仿原著的平庸之作，它们都是饱含着作者的感情，经过长期酝酿的呕心沥血之作，这正是《水浒传》续书较之那些千篇一律的公案、侠义小说的续书高出一筹的根本原因。
三部续书都不满意《水浒传》宋江受招安、被奸臣所害的结局，围绕着梁山泊英雄的结局各抒胸臆，续成新篇，体现了作者各不相同、乃至完全对立的思想情感，表现了大相径庭的水浒观。因而，三部续书是研究《水浒传》研究史和明清时代文化思想史的宝贵材料。
下面我们分别剖析一下各书的具体情况：
首先我们看一下《水浒后传》。《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是明代遗民，面对山河破碎、舆图变色的现实，“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2]。他明确宣布“《后传》为泄愤之书”[3]。他要泄的愤就是亡国之痛。
《水浒后传》全书弥漫着亡国悲痛的气氛。当柴进、燕青立马吴山，看到杭州秀丽河山时，感叹地说：“可惜锦绣江山，只剩得东南半壁！家乡何处，祖宗坟墓远隔风烟。如今看起来，赵家的宗室，比柴家的子孙也差不多了，对此茫茫，只多得今日一番叹息！”在这里，不是寄托了作者深沉的亡国之痛吗？
《水浒后传》里的忠君思想是引起人们非议之处。其实，作者的忠君是有两重性的，作者对现实中的宋徽宗、宋高宗是把他们作为亡国之君来批判的。他说：“那道君皇帝闻着蔡京的屁也是香的”，“康王新立，尽有中兴之望，不料原用汪伯彦、黄潜善一班奸佞之臣，以致宗留守气愤而亡，李纲、张所贬责不用，眼见容不得正人君子，朝廷无路可归了”！但是，当作者把宋徽宗、宋高宗作为国家的代表时，却怀着同情和崇敬之心，写李俊在海外建国还要“原奉宋朝正朔，一切文移俱用绍兴年号”；燕青等去金营探视宋徽宗；李俊在牡蛎滩“救驾”，这并非作者要人们忠于宋徽宗这些昏君，而是表现作者怀念旧朝的遗民心情，寄托作者爱国之心。
《水浒后传》继承了前传“奸臣误国”的观点，并注入新的内容。蔡京、高俅等奸臣不仅误国而且卖国，他们不仅是迫害百姓，把人民“逼上梁山”的罪魁，而且是使国家沦亡，葬送大好河山的祸首。李应、樊瑞斥责蔡京等人说：“这四个奸贼，不要说把我一百单八个兄弟弄得四星五散，你只看那锦绣般江山，都被他弄坏，遍山豺狼，满地尸骸，二百年相传的大宋，瓦败冰消，成了什么世界！”作者愤怒地控诉了奸臣是国家沦亡的千古罪人。作者不仅充分揭露他们贪赃枉法的罪行，而且着重揭示他们卖国求荣的卑劣灵魂。王黼对杨戬、梁师成说：“实不瞒二位先生，我已使小儿王朝恩到金营与元帅粘罕没喝说了，道不日攻破汴京，掳二帝北去，立异姓之人为中国之主”，“安知我二人不在议立之中。不消几日，便有好音……”深刻揭露了王黼一伙奸臣卖国求荣的无耻嘴脸。
《水浒后传》充分肯定了前传水浒英雄斗争的正义性，在新的形势下，又让他们肩负起打击恶霸奸臣和抗击侵略，保家卫国的双重任务。作者在“三军恸哭王业销，万事忽然如解瓦”的形势下，把希望寄托在草莽英雄身上，“抱膝长吟环堵中，草泽自有真英雄”[4]。
作者描写梁山英雄和他们的后代为抗击金兵入侵浴血奋战。二十四回描写燕青深入敌营，向当了阶下囚的宋徽宗献青果、黄柑，取苦尽甘来之意。宋徽宗悔悟道：“可见天下贤才杰士，原不在近臣勋戚。”宋高宗被金兵赶下海，包围在牡蛎滩，只有李俊等人赶来“救驾”，才得脱险。这象征着真正能挽救国家危亡的只有这些草泽英雄。
《水浒后传》不满意前传宋江等人被奸臣杀害的结局，所以李俊等人在海外建国，作为抗金复国的基地，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从书里描写的李俊海外基地的地理位置来看，与古代暹逻国（今泰国）的方位不合，倒像是在闽浙附近。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作者写李俊海外建国，虽然是受唐传奇《虬髯客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借此寄托作者对郑成功在台湾抗清斗争的期望，表现了强烈的抗清复明的斗争精神。
其次，我们再来看《后水浒传》。
《后水浒传》用“天道循环”、“气运劫数”的先验循环论，把宋江起义与杨幺起义联系在一起，但是，揭开这层历史唯心论的面纱，就可以看到《后水浒传》包含着体现历史本质的合理的内核。作者继续展示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客观现实，热情歌颂农民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和报仇雪恨的坚强决心。
《后水浒传》对前传结局不满，对宋江受招安持批判态度。廿七回众好汉大闹开封府，救出杨幺，王摩问杨幺：“方才哥哥说出梁山泊好汉劫救宋江。只这宋江，哥哥可学他么？”杨幺回答：“宋江的仗义疏财，结识兄弟，便可学得；宋江懦弱没主见，带累弟兄遭人谋害，便不可学他。”王摩听得大快，说道：“俺王摩向来笑宋江没用……他们俱被宋江害得零落，自己也被人谋死……你若学了宋江，将你做了寨主，岂不是俺弟兄也要被你害得零落，岂不又是一场笑话？故此急要问你。你今主意与王摩一样心肠，心同貌同，必能与众弟兄共得生死，做得事业。”
杨幺像许多农民义军领袖一样，不能彻底否定封建制度，他仍然存在着忠君思想，特别在金兵入侵时，把希望寄托在宋高宗“中兴”上。杨幺认为南渡的宋高宗“外有谋臣良将，内有忠良，不复徽、钦之昏暗。若不昏暗，必尽改前人之非，天下事正未可料”。但是，他前往建康，目睹赵构无恢复之心，沉湎于酒色之中，“知其无能为矣”。于是潜入宫中直谏君非，劝他“远谗去佞，近贤用能，恢复宋室”。同时提出了有条件投降的主张，“今奸佞满庭，此身未敢轻许，陛下若能诛秦桧等，幺必愿为良臣，再有人以力屈服杨幺者，亦愿为良臣。如其不然，非所愿也”。但是，杨幺的愿望没有实现，朝廷奸佞未除，杨幺却因王佐的叛变而失败，重演了起义被镇压的悲剧。不过，这种历史的重演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告诉人们，农民起义除了因投降而被镇压外，内部出现奸细，堡垒从内部被攻破，也是农民起义军失败的另一种历史教训。
《后水浒传》是在金兵南侵的大背景下展开故事的。作者虽然没有写杨幺义军直接与金兵作战，但是，作者着重批判了秦桧、黄潜善两个卖国贼；揭露了由蔡京、童贯、高俅转世的贺省、董索、夏霖与金人勾结，出卖国家的罪行；歌颂了杨幺等与奸臣卖国贼的斗争。
在金兵入侵的形势下，作者一方面不敢对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不敬，所以写杨幺对岳飞的崇敬，表示愿向岳飞投降；另一方面，又避免写岳飞对杨幺义军的镇压；避免出现“水擒杨幺”的悲惨局面，而是让杨幺等从轩辕井逃走，天罡地煞化成黑气，“不复出矣”。这样既保护岳飞的英名，避免成为镇压杨幺这些英雄豪杰的刽子手，又可使杨幺等人免去被擒捉杀戮的悲惨结局，作者的处理是煞费苦心的。
最后我们再分析《荡寇志》一书。
《荡寇志》（《结水浒传》）作者在农民革命的大风暴即将来临之际，以他的政治敏锐性觉察到《水浒传》对农民起义的巨大鼓舞作用，因此他写出这部《荡寇志》，配合满清王朝的军事镇压，对人民进行“攻心战”。“盖以尊王灭寇为主，而使天下后世，晓然于盗贼之终无不败，忠义之不容假借蒙混，庶几尊君亲上之心，油然而生矣”[5]。
为了抵消《水浒传》的影响，作者编造出蔡京、童贯、高俅等奸臣与宋江义军互相勾结的故事，妄图把人民对贪官污吏、恶霸奸臣的仇恨，转移到梁山义军身上去。
为了抵消《水浒传》的影响，他树立陈希真父女为榜样，即无论受到如何深重的压迫也都不能反抗朝廷，而要积极去镇压农民义军，以此来换取朝廷的信任与赏识。就像徐虎林教训卢俊义时所说的：“即使偶有微冤，希图逃避，也不过深入穷谷，敛迹埋名，何敢啸聚匪徒？”作者借仙人之口斥责宋江：“贪官污吏干你甚事？刑赏黜陟，天子之职也；弹劾奏闻，台臣之职也；廉访纠察，司道之职也。义士现居何职，乃思越俎而谋？”这就是要求人民，不管贪官污吏、恶霸奸臣如何横行，都只能俯首帖耳，听任宰割，而不能“越俎而谋”，起来除奸戮佞。
为了抵消《水浒传》的影响，对水浒英雄竭尽污蔑歪曲之能事。说他们奸诈强横，残害百姓；说他们勾结奸臣，搅乱朝纲。还编造出王进把林冲骂倒，群众咒骂宋江等情节，把水浒英雄写成十恶不赦的“强盗”，要把他们“千刀万剐，方泄吾恨”，表现了对农民起义军的刻骨仇恨。
《荡寇志》也对《水浒传》的结局不满，认为梁山泊受招安，建功立业这样的结局是歌颂了“强盗”。因此，作者就要写水浒英雄被斩尽杀绝，以此来表示对朝廷招安义军的抗议，警告人们不能再走梁山义军的道路。
《荡寇志》极为鲜明的反对革命，维护封建王朝的鲜明立场又是披着华丽的艺术外衣出现的，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像《荡寇志》一样为反动统治张目的作品可以找到，但像它这样又颇有艺术性的作品是找不出第二部的。《荡寇志》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很值得深入研究的一部作品。
三、打破窠臼，别开生面
《水浒传》三部续书都能在艺术上有所创新，展开一个艺术的新天地，而不是模仿前传的狗尾续貂之作。
在三部续书中，《水浒后传》艺术上最为成功。它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取得较高成就，正如作者在《水浒后传论略》中所说：“《后传》有难于《前传》处。《前传》镂空画影，增减自如；《后传》按谱填词，高下不得；《前传》写第一流人物，分外出色，《后传》为中材以下，苦心表微。”换句话说，就是《水浒后传》在人物描写上和《水浒传》相比，在两个方面有所发展：一是对前传人物性格既有衔接又有发展，如乐和、燕青、阮小七、李俊等人物既保留了前传人物的性格，又在新条件下写得更丰富多彩；二是将前传的次要人物乐和、燕青、李俊等，在他们重新开创水浒基业的故事中，写得栩栩如生，分外增色，成为令人信服的领袖人物。另外《水浒后传》还增写了两类人物，一是补充前传没有交代的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如王进、栾廷玉、扈成等，根据前传描写，按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将他们补写成《后传》里的英雄，加入了水浒英雄的行列；二是写梁山泊英雄的后代如花逢春、呼延钰、徐晟、宋安平等继承父志，成了《后传》中的小英雄。将这两类人物补充写进《后传》，壮大李俊为首的英雄集体，是非常自然贴切的，但可惜性格都不够鲜明。
《水浒后传》在艺术结构上，克服了前传不够统一的缺点，布局更为匀称、紧凑，全书前后呼应成为有机的整体。
《水浒后传》描写情节场面，力透纸背，深刻传达出作者的情感。正如胡适在评论《水浒后传》时指出，燕青向宋徽宗献黄柑、青果“这一大段文章真是当得‘哀艳’二字的评语！古来多少历史小说，无此好文章；古来写亡国之痛的，无此好文章；古来写皇帝末路的，无此好文章”[6]。在描写风景时，虽是淡淡几笔却情景相生，清丽动人。如李俊等出海时的海景描写；戴宗、安道全登泰山观日出的描写；燕青探望宋徽宗后对东京城郊“风景凄惨”的描写等等，都能通过景物描写，准确生动地传达出人物的情感。
《水浒后传》受明末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在书中生硬拼凑了几对才子佳人，与全书游离，令人生厌。
《后水浒传》写南宋杨幺起义但又要通过轮回转世的说法与前传保持血缘关系，因此，作品中的人物既是作者塑造的新人物，但又与前传有所照应，使人们有似曾相识之感。读者不难从杨幺、马窿、贺云龙、袁武等人物联想到他们是宋江、李逵、公孙胜、朱武转世而来的，因为他们身上还保持着前传这些人物的某些特征。这是《后水浒传》作者在创作时别出新意的巧妙构思。
《后水浒传》里杨幺从外貌上改变了宋江“面黑身矮”的特点，而是身材魁梧、英俊非凡。他既具有宋江仗义疏财、重贤任能的特点，又扬弃了宋江性格中懦弱妥协的弱点，使杨幺比宋江更具有农民革命领袖的精神风采，是塑造得比较成功的典型人物。但是，《水浒传》塑造了众多典型形象，他们以义气为纽带，以梁山泊为根据地，形成了一个互相衬托、互相补充的英雄集体。而《后水浒传》除杨幺外，没有能展示更多人物被“逼上梁山”的独特命运，没能塑造出众多的成功典型。同时，各地英雄长期分散在各个山头，到了全书快结束时才聚集在洞庭湖君山根据地，因而不能形成典型的群体，减弱了《后水浒传》的艺术效果和社会影响。在结构上《后水浒传》模仿《水浒传》，用杨幺的活动将众多好汉串连在一起，最后以洞庭湖为据点与梁山泊相呼应，使《后水浒传》的书名得到坐实，这也是作者的精心构思。但由于群体久久不能形成，君山没有能像梁山泊那样，成为组织千军万马与朝廷官府作战的根据地，因而在展现农民革命的宏伟气势上受到了影响，削弱了《后水浒传》所描写的杨幺起义的声势。此外《后水浒传》文字水平较低，艺术描写粗糙，这也影响了这本书的流传。
《荡寇志》作者为了抵消《水浒传》的影响，在人物描写上的确下了很大的工夫。首先，他知道像高俅、蔡京这样的奸臣，已被《水浒传》揭露无遗，为读者所深恶痛绝。因此，他不去故意违背《水浒传》的正义性，不干为高俅等人翻案的蠢事，而且继续把他们作为反面人物，让高衙内死在林冲手下，让蔡京、高俅都死于非命，造成《荡寇志》也是反对奸臣、伸张正义的假像，以迷惑读者。其次，歪曲水浒人物，夸大他们性格中缺点的一面，达到丑化他们的目的。这样的写法增加可信性，使读者感到比较自然、贴切。如抓住卢俊义富豪出身，对参加义军不很坚定的弱点，特意写卢俊义的两次“反省”，通过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达到污蔑梁山英雄的目的。第三，作者挖空心思地制造了与《水浒传》相对照的系列人物，让他们技高一筹，把梁山泊好汉打败。像陈希真对公孙胜，刘慧娘对吴用，陈丽卿对花荣等等。尤其是还制造一些与水浒英雄有相似遭遇、经历的人物与水浒英雄相对照，如王进、闻达与林冲、杨志对照，强烈对比出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证明林冲等人走上造反道路是错误的、有罪的。第四，塑造了陈希真、云天彪等“正面英雄”，他们全忠全孝，智勇双全，用这些“完美无缺”的“英雄”来批判梁山泊好汉。第五，把神怪迷信与现代科学结合起来，陈希真的“九阳真钟”与白瓦尔罕的沉螺舟结合，军阀的武力与洋人的科技结合，达到“围剿”梁山的目的，说明梁山英雄虽然武艺高强但也抵御不了神明的惩罚和洋枪利器的进攻，失败是必然的。第六，作者对人们心爱的水浒英雄下手特别慎重，一方面继续保持他们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又要让他们不可避免地灭亡。因此，神武的武松无人可胜，但用“车轮战”把他累死；鲁智深无人可降服，让他精神上受创伤以至发疯而死。应该说，俞万春费尽心机，充分施展他的艺术才能来丑化水浒英雄，树立了反水浒的“英雄”们的形象。但是，水浒英雄形象已永久矗立在中国人民心中，俞万春只能是枉费心机罢了。当然，应该承认《荡寇志》一些人物描写还是比较好的，如陈丽卿既写她武艺超群，又写出她教养不足，粗鲁矫憨，给读者留下较深印象。
《荡寇志》描写技巧高明，不少场面写得精彩、生动，有意与《水浒传》抗衡。如“唐猛捉豹”、“莺歌巷孙婆诱奸”等，要与武松打虎、王婆说风情等场面比个高低。正如鲁迅所说的：“书中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7]不指出《荡寇志》的错误倾向或不承认它具有较高的艺术性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1] 本书论述范围到1900年，因此，1900年之后的《水浒传》续书不计在内。
[2] 陈忱《水浒后传序》，参见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第307页。
[3] 陈忱《水浒后传论略》，参见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第312页。
[4] 陈忱《九歌——壬寅（1662）夏作》，见郑公盾《水浒传论文集》（上），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7页。
[5] 徐佩珂《荡寇志序》，《荡寇志》（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2页。
[6] 胡适《水浒传续集两种序》，《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174页。
[7] 《中国小说史略》，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