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明末清初的时事小说
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奸相与宦官轮流把持朝政，阉党与东林党斗争激烈；民族矛盾尖锐，后金崛起壮大，构成对明王朝的严重威胁；阶级压迫加重，经济凋敝，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明王朝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日益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忧虑与愤懑，用文艺形式抨击朝政，揭露奸佞，已成为强大的潮流。这时出现了许多反映当时历史现实的戏曲和小说，这些戏曲、小说交相辉映，互相影响与促进，成为反映时代的晴雨表。在戏曲创作中，揭露权相严嵩专政的《鸣凤记》，是明代时事戏的开山作品。此后，时事戏蔚然成风，出现了反映郑和下西洋的《西洋记》（无名氏），反映辽东战事的《筹虏记》（徐应乾），揭露客魏横暴统治的《磨忠记》（李闇甫）、《清忠谱》（李玉等）、《喜逢春》（清啸生）等戏曲作品。在短篇白话小说中，也出现了反对严嵩暴政的《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作品。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涌现了数量可观的时事小说，这是历史小说的新品种。在宋元讲史中，就有说“中兴”故事者，即讲当时抗金史实，这是时事小说的源头。从明末到清初，衍出了时事小说这一历史小说的分支，开拓了历史小说的新途径。康熙以后，一方面由于社会相对稳定，出现了“乾嘉盛世”；另一方面，清代统治者加强控制，文网甚密，使时事小说暂时销声匿迹。到晚清，由于时代的需要，又重新兴盛起来。
所谓时事小说，就是指反映当代历史事件的小说。作者是作品所叙事件的同代人，也就是说作者与作品所写事件的年代距离一般不超过一代人，即三十年左右。它的特点是及时、迅速地反映当代重大事件，大量记叙了当时的文献资料和传闻轶事，反映了同代人对事件的认识和情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史料价值。但一般来说，由于时间间隔短，缺乏对事件的深沉反思和艺术锤炼，比较简略粗糙，艺术价值不高。
明天启、崇祯年间，社会矛盾集中在三大问题上：（1）朝廷内部客魏阉党专权，不但残酷压迫百姓，而且排除异己，无情地镇压东林党和正直的官吏，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冤狱，引起阉党与东林党、复社之间长期激烈的斗争。（2）崛起于辽东地区的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领导下，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式建立后金政权，势力逐渐强盛。到天启初年就占领了沈阳、辽阳，占据了东北大部分地区，构成了对明王朝的重大威胁。（3）人民无法忍受明王朝的残酷压迫，终于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这三大矛盾，是人民关心的焦点，因此，时事小说都从这三方面取材，涌现了不少作品，现分叙如下。
一、反映客魏阉党祸国殃民的小说
最早的是《警世阴阳梦》，十卷四十回，题“长安道人国清编次”，崇祯元年（1628）刊本。首有序，署“戊辰六月砚山樵元九题于独醒轩”。戊辰六月，即崇祯元年六月。作者、序者生平不详。有人认为作者、序者当为一人，可能是福建建阳籍人[1]。明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去世，朱由检即皇帝位。十一月安置魏忠贤于凤阳，魏忠贤旋即缢死于途中。而《警世阴阳梦》创作于魏忠贤死后的第二年六月，时间相隔仅半年。序称：“长安道人知忠贤颠末，详志其可羞、可鄙、可畏、可恨、可痛、可怜情事，演作阴阳二梦。”全书分“阳梦”“阴梦”两部分。“阳梦”八卷三十回，叙魏忠贤微时可羞、可鄙的经历和发迹后可畏、可恨的罪行；“阴梦”二卷十回，叙魏忠贤死后在地狱受审服刑的可痛、可怜之事。此书多据当时的传闻琐语，与史实相距较远。第一回至十一回，写魏忠贤这个流氓无赖的升沉荣辱，刻画出一副破落户的嘴脸，颇为生动形象。特别是抓住他善吹弹歌舞，会逢迎献媚的特点，用唱曲作线索，组织情节：因善唱曲，结识李贞（应是李永贞），得以入京；在赴京途中，因唱曲结识了何内相，有了做礼部长班的机会；在京又因善曲得妓女兰生的青睐，反被鸨儿诈去钱财，被迫离京；在流落涿州时，生了脓疮，索性净身，投花子太监入伙，又因善弹唱，得花子太监头儿的欢心；后又被殷内相请作教曲教师，名扬京城，得到何内相赏识，进宫当了太监，侍候熹宗皇帝，从此发迹变泰，成了权奸。在魏忠贤窃取大权之后，作品着重写他心怀叵测，又愚蠢无能，被崔呈秀等奸臣操纵，干尽坏事，甚至想杀害皇帝，图谋篡逆。由于作者从概念出发，人物失去了个性；故事情节只是为了图解魏忠贤的篡逆阴谋，缺少生活气息。“阴梦”部分，充满因果报应之说，虽然能表现作者爱憎情感，但只是作者主观情感的宣泄，缺乏艺术感染力，无艺术价值之可言。
比《警世阴阳梦》稍晚的是《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四十回，题“吴越草莽臣撰”，峥霄馆刊本。作者究竟是谁？有人认为是冯梦龙，有人认为是陆云龙。现据新发现的《型世言》，从其回末总评的署名中可以看出“雨侯”与“草莽臣”当为一人，“雨侯”是陆云龙的字，作者当为陆云龙。陆云龙，字雨侯，号翠娱阁主人，钱塘（今杭州）人。峥霄馆是他的书肆。他一生主要活动在天启、崇祯年间。他少时家贫，刻苦好学。后屡试不中，专心著述，兼营刻书。曾师事李清，与几社、复社文人过往甚密。陆云龙著作甚丰，由他评选的有《皇明八大家》《皇明十六家》《袁小修先生小品》《翠娱阁评选钟伯敬先生合集》《翠娱阁评选行笈必携》等十四五种。他作序的小说有《辽海丹忠录》《禅真后史》《型世言》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未注明成书月份，但《凡例》之二曰：“是书自春徂秋，历三时而始成。”说明是写成于崇祯元年秋天，比《警世阴阳梦》要稍晚一点。《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是收集当时的邸报、野史而编成的，忠于史实但缺少小说意味。作者在《凡例》里说明材料来源：“阅过邸报，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元年，不下丈许。且朝野之史，如正续《清朝》《圣》《政》两集、《太平洪业》《三朝要典》《钦颁爰书》《玉镜新谭》，凡数十种，一本之见闻，非敢妄意点缀，以坠于绮语之戒。”并明白宣布，不是写小说，而是编历史，所以“是书动关政务，半系章疏，故不学《水浒》之组织世态，不效《西游》之布置幻景，不习《金瓶梅》之闺情，不祖《三国》诸志之机诈”（《凡例》之三）。全书是“纪自忠贤生长之时，而终于忠贤结案之日”，每回回目标明系年，纪年准确，毫无差错。《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虽有史料之价值，但成为正史之附庸，丧失了文艺作品的特点。
有关魏忠贤的第三本小说是《皇明中兴圣烈传》，五卷，不分回，明刊本，题“西湖义士述”，卷首有“野臣乐舜日”的《小言》。作者可能就是乐舜日。这本书原刊于崇祯初，又有清光绪三十二年上海中新书局的排印本，改名《魏忠贤轶事》。《小言》云：“逆珰恶迹，罄竹难尽。特从邸抄中与一二旧闻演成小传，以通世俗。”书中多里巷琐语，与《警世阴阳梦》所走的路子相似。字句多半文半白，“仅具小说形式，而文理殊拙劣，事迹亦半为传说，可资考证者殊少”[2]，所以史料价值、文学价值都不高。
描写客魏阉党故事最成功的作品是《梼杌闲评》。《梼杌闲评》，又名《明珠缘》，五十回，未著撰者。邓之诚《骨董琐记》引缪荃孙《藕香簃别钞》，疑此书为曾在弘光朝任工部给事中的李清所撰。书写成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今存清康熙、雍正间刊本。
《梼杌闲评》以魏忠贤一生的罪恶史为中心，广泛深刻地揭露了明代后期社会的黑暗。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与残酷，特务横行，冤狱四起，左光斗、周顺昌等正直的官吏被陷害入狱，刑法之残酷令人发指；揭露了经济上的横征暴敛，肆意勒索，程宏谋、田吉等巧取豪夺，激起民变；揭露了官场上的黑暗和腐败，贪污行贿，卖官鬻爵。崔呈秀以两万银子的高价，出售广东总兵之职，而一些无耻之徒为了升官，谄媚魏阉，拜干爹，觅美女，造生祠，献符瑞，以至倪文焕献“投命状”，李实上“害贤书”，以诬告陷害求得升迁。作品还广泛触及妓院、赌场等黑暗角落，反映了腐朽衰败的社会风气。作品把明天启年间的腐败，归结为“梼杌”的专权。一个目不识丁的太监、一个毫无知识的保姆竟玩弄皇帝于股掌之上，把持朝政达六年之久。这种怪现象是封建专制制度特有的产物，彻底显示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和必然灭亡的命运。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当然不可能彻底否定封建专制制度，所以把它归结为因果：朱衡治水时，烧了蛇穴，雌雄两蛇化为客魏两人，搅扰明朝天下。
《梼杌闲评》吸收了《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和人情小说的成果，具有章回小说的完整形式，与其他时事小说相比，在艺术上高出一筹。
首先，此书正确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主要人物、重大事件都于史有据。杨涟、左光斗、周顺昌的冤狱；颜佩韦等苏州市民的反抗；妖书、梃击、红丸、移宫等大案的描述；魏忠贤庆生辰，各地建生祠等情节大体与史实相符。在重大事件不违背史实的前提下，又有艺术虚构，使小说情节连贯，有利于人物形象塑造。如梃击一案，“东宫侍卫萧条”（《三朝野记》）使张差得以闯入宫中，是符合史实的。但擒拿张差的韩本用却换成了魏忠贤，给魏忠贤得以重用提供了依据，为小说增添了情节的戏剧性。扬州知府刘铎因在扇子上抄了欧阳晖悼熊廷弼的诗，被诬为东林余党，逮捕入狱，这在《国榷》《三朝野记》等书中有记载。作者把欧阳晖的诗改为刘铎自己所写，以突出刘铎的正义感和魏党迫害忠良的罪行。《明史》《利马窦日记》都记载陈奉以征税找矿为名，敲诈勒索，湖广佥事冯应京“以法裁之”，并上疏告状，但反被削职查办。小说中改陈奉为程士宏，把冯应京写成民变的指挥者，把群众的愤怒情绪借民变加以典型化。
其次，此书的艺术结构比较完整、精巧。作品以魏忠贤、客印月的姻缘为线索，把客、魏罪恶生涯贯串起来。客魏姻缘当然是虚构的，但亦非空穴来风。《纤言》：“客氏者，熹宗乳媪也。宫中旧例：内监与宫女配为夫妇，宫女赖内监买办，内监借宫女补缝，盖藕相比也，无异民间伉俪焉。乃客氏姿色妖媚，心喜魏忠贤狡黠，熹宗于夜半特给忠贤为妻。”《国榷》亦记：“上命归忠贤。”作者据此虚构出两人的故事。第六回写魏忠贤随母侯一娘逃出强盗窝，寄居石林庄，为客印月找回遗失的三颗明珠，魏忠贤与客印月青梅竹马，订下婚约。第十三回写十多年后魏忠贤到蓟州贩布，与婚姻不幸的客印月重会，重叙旧情，勾搭成奸，客印月赠明珠一颗作为表记。第十八回写魏忠贤流落涿州当乞丐，无法生活，忍痛把珠子送当铺典当。第二十二回当太监的魏忠贤与当皇帝乳母的客印月在宫中相会，在政治上勾结起来。第三十四回冯铨为魏忠贤赎回二十多年前当的明珠，越次拜相。明珠重会，客魏二人的权势也达到顶峰。用明珠做针线，把故事贯串起来，具备当时人情小说的格套。用虚构情节应阉党的重要党羽与客魏生平遭际这条主线挂钩，渐次出场，逐步显示他们的面目。如第六回，魏忠贤在石林庄与李永贞、刘若愚结拜兄弟；第九回魏忠贤为倪文焕向鲁太监求情，让他考上秀才；第十一回写魏忠贤与傅如玉成亲，带出傅家亲戚田尔耕；第十七回，侯七官聚赌被捉，魏忠贤为他求情引出崔呈秀。这些都组织得有条不紊、十分严密。
第三，人物描写比较成功。像魏忠贤、客氏这样大奸大恶，也不简单化、脸谱化。魏忠贤未发迹前，一方面品质恶劣，干了不少坏事；另一方面，又遭受许多苦难，反映了下层人民生活的悲惨。魏忠贤也并非一味奸恶，有时也受良心谴责。当他的钱财被妓院老鸨盗去时，“想道：‘这也是我不听好人之言，至有今日。当日妻子原劝我安居乐业，我不听他，要出来。如今将千金资本都费尽了，只落得一身落泊，要回去有何面目见他？’”客印月所嫁非人，婚姻不幸，作者也颇有同情之感。倪文焕因无权势，不得进学，托魏忠贤求了鲁太监才当了秀才，当时并非坏人。到当了西城御史，见奉圣府奴仆横行，也大发雷霆，骂道：“况你主人不过是乳媪之子，尔等敢如此横暴放肆。”但是当客、魏震怒时，他又后悔自己做事鲁莽，得罪权贵；又想这口气无法忍受，“拼着不做官”罢了；但又转念“一生辛苦，半世青灯，才博得一第，做了几年冷局，才转得这个缺，何曾受用得一日？况家贫亲老，岂可轻易丢去，还是陪他个礼好”。到了刘若愚要他献“投名状”，诬告忠臣，以求魏忠贤恕罪时，他虽然十分犹豫，最后还是为了保全自己，“没奈何也顾不得别人性命，昧着天良，点了四个人”。这就把倪文焕内心活动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有的虚构的陪衬人物也写得十分活跃。如侯家丫头侯秋鸿，先是打情卖俏，与魏忠贤勾搭，并引诱客氏与忠贤成奸。到了客魏专权时，她却时时讽刺魏忠贤，多次劝客氏改恶从善，尽早退步；到客氏死于狱中，她又仗义赎尸，报答旧主。侯秋鸿性格活泼，语言锋利，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市井俗语，脱口而出，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二、反映后金政权与明王朝在辽东对抗的小说
一是《近报丛谭平虏传》，二卷二十则，题“吟啸主人撰”，作者真实姓名不详，明崇祯刊本。书叙崇祯初，皇太极（清太宗）领兵避开袁崇焕坚守的辽锦防线，从喜峰口突入关内，突袭京师，袁崇焕急忙率军进关应援。清太宗用反间计，崇祯信以为真，以通敌罪逮袁崇焕，故事到此为止。作者在序中说：“近报者，邸报；丛谭者，传闻语也。”此书是抄缀邸报，杂以传闻，艺术上粗糙，但有文献价值。
另一部作品是《辽海丹忠录》，八卷四十回，题“平原孤愤生戏草，铁崖热肠人偶评”，首有翠娱阁主人序，崇祯时刊本。“孤愤生”、“热肠人”当然不是作者真名。翠娱阁主人序中有“此予弟丹忠所由录也”一句，据新发现的《型世言》，证明《辽海丹忠录》是翠娱阁主人陆云龙的弟弟，即《型世言》作者陆人龙。
《辽海丹忠录》是记明末辽东战事，以毛文龙故事为主，歌颂他忠心为国，被袁祟焕妒功而冤杀。每卷仿正史纪年，从万历四十七年起至崇祯三年止，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当时辽东形势。从努尔哈赤出身，势力壮大叙起，其中写到李永芳被俘投降；萨尔浒战役，明军大败，杜松阵亡，杨镐丧师；熊廷弼经略辽东到他被诬入狱；袁应泰出任辽东经略，沈阳失守；毛文龙在皮岛建立根据地，逐步壮大，屡建战功，成为后金心腹之患；努尔哈赤招降，毛文龙拒降并报告朝廷；朝鲜国内的内乱；袁崇焕宁远大捷；毛文龙派兵骚扰后金后方，努尔哈赤病死，皇太极继位；袁崇焕杀毛文龙等重大事件。
此书歌颂毛文龙，批判袁崇焕冤杀毛文龙。毛文龙事件原是明末历史上一桩公案。毛文龙本李成梁部下，后投广宁巡抚王化贞，任游击之职。后金攻占辽东，他逃到沿海岛屿，以皮岛（今朝鲜湾之椴岛）为根据地，发展势力，骚扰后金，牵制它的西进，为明朝建立了大功，提升为左提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毛文龙被杀，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后金利用袁崇焕急于达成和议的心理，要袁崇焕杀掉毛文龙。二是与明王朝党争有关。毛文龙深得魏忠贤扶持，文龙对他也极力奉承。故魏忠贤倒台，文龙被视为党羽。三是毛文龙在海岛常冒军功，索要粮饷过多，“朝廷多疑而厌之”。崇祯二年六月初，袁崇焕以犒赏吏卒为名到双岛，诱骗毛文龙来，用尚方剑斩之。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是错误的，使亲者痛，仇者快，也给自己种下杀身之祸。明末史学家谈迁曾说：“袁氏身膺不当之罚，则擅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后来崇祯中反间计，决心杀袁崇焕。毛文龙事也是引起崇祯怀疑袁崇焕通敌、促使他下决心的重要原因。当时人们并不知清太宗用反间计，都以为袁崇焕通敌，使清兵直逼京师。所以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百姓争食其肉。到了清兵入关后，修太宗实录，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袁祟焕冤情才得以昭雪。《辽海丹忠录》对袁崇焕所持态度是当时朝野的一致看法，虽并不正确，但事出有因，也无可厚非。
《辽海丹忠录》文笔生动细致，非草率之作。写毛文龙、袁崇焕等历史人物亦颇生动，故本书是诸多时事小说中值得重视的一部。
三、有关李自成起义的小说
一是《新编剿闯通俗小说》，十回，题“西吴懒道人口授”，作者真实姓名不详，写于南明弘光时期，清兵下金陵之前。书叙李自成起义始末，由李岩聚众起事到吴三桂上表南京向弘光报捷。
二是《定鼎奇闻》，又称《新世弘勋》《盛世弘勋》《顺治皇帝过江传》等，二十二回，题“蓬蒿子编”，首载顺治八年（1651）自序。第一回从阎罗王冥司勘狱写起，叙阎王勘狱发现许多罪大恶极的鬼魂应受惩罚，奏明玉帝，判在刀兵劫内勾销；同时派月孛、天狗等凶神恶煞（指李自成等）降生人世，搅乱天下。从第二回起转入故事正文，从李自成出世，一直写到李自成攻下北京，内部互相残杀，清兵入关，统一全国。
这两部书之后，还有《铁冠图演义》一书，五十回，题“松滋山人编”，它叙明初铁冠道人，给朱元璋献密封的铁冠图，预言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导致明朝灭亡和清王朝的建立。
这三本有关李自成起义的小说，思想、艺术都很低劣。首先，这三本小说胡编乱造，语多诬蔑。如《定鼎奇闻》说李自成诞生在延安府米脂县财主李十戈家中；崇祯帝误开刘伯温所遗木柜；诸神将摄李自成的鬼魂等荒诞不经的情节。《明史》这样的官方史籍也承认李自成“不为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而《定鼎奇闻》则诬之为淫棍，觅春宫，寻春药，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因此，这三部小说既无史料价值，更无思想认识价值。其次是艺术水平低下。《新编剿闯通俗小说》，把当时一些史籍文献，拼凑在一起，不相联缀，可以说还未构成小说。《定鼎奇闻》虽情节比较连贯，但描写粗糙，文字很差。
四、全面反映南明历史的小说
以上三类作品，或着重写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或侧重反映民族矛盾，或主要写农民起义，但都没有全面地描写晚明历史。只有《樵史通俗演义》，把晚明社会三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全面表现晚明历史，探索明朝灭亡的原因。
《樵史通俗演义》，八卷四十回，题“江左樵子编辑，钱塘拗生批点”。近人研究，该书实为明末清初上海青浦县人陆应旸所著[3]。他的生平，光绪本《青浦县志》中有记载。评点者“钱塘拗生”，不知何许人，但评者与正文观点相同，口吻似著者自道，历史学家孟森认为，其与作者当为一人[4]。
《樵史通俗演义》从天启帝继位写起，到南明弘光小朝廷灭亡止。以客、魏阉党、阉党余孽与东林党、复社文人之间的斗争为主线，间或穿插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和辽东战事，全面反映了天启、崇祯、弘光三朝的历史，“提笔谱来惭信史，且将珰祸入编年”。从第一至二十回，主要写客、魏阉党的兴衰，间叙辽东事件；第二十一回至三十回，主要叙李自成起义军的发展壮大，攻入北京，崇祯缢死煤山，兼及辽东战事、明朝廷内部斗争；第三十一回至四十回，主要写弘光朝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专权，制造党祸，迫害复社，腐化堕落，四镇内争，清兵南下，弘光朝灭亡，李自成起义亦失败。作者的写作意图是通过对晚明历史的全面描写，说明“门户亡明”，罪魁祸首是魏（忠贤）、崔（呈秀）、马（士英）、阮（大铖）。“
绎作者之为人及其时代，其人盖东林之传派，而与复社臭味甚密，且为吴中人而久宦于明季之京朝者。其时代入清未久，即作是书，无得罪新朝之意。于客、魏、马、阮，则抱肤受之痛者也。”孟森《重印〈樵史通俗演义〉序》中的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作者对晚明历史所持的立场与态度。
《樵史通俗演义》在反映天启、崇祯、弘光三朝内部斗争和辽东满清政权与明王朝对抗等方面都比较符合史实，而在反映李自成起义方面则虚多实少，讹传较多。
《樵史通俗演义》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它“据事直书”，记载了当时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抄存了不少文献资料。如翰林院编修倪元璐连上三疏，要求为东林党人平反，废除《三朝要典》，《樵史通俗演义》都保留了下来。《樵史通俗演义》评语云：“倪鸿宝太史三疏，真千古大经济、大文章。虽不敢埋没，一一备载，犹恨限于尺幅，稍为删十之三。然已亘千古不朽矣。”又如三十七回写到马士英检查阮大铖所荐武官，甚至有瞎子、跛子，大为恼怒，出布告要求选武官“略似人形，方可留用”。评语曰：“余是年在金陵，无论各镇纷争得之听闻，马阁部‘略似人形，方可留用’一示，实亲见张挂部前，不敢妄一语也。”由于《樵史通俗演义》的史料价值，对当时的史籍，如《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平寇志》《怀陵流寇始终录》《南明野史》《小腆纪年》等书影响甚大，它们多从其中采录史料，《樵史通俗演义》因此为历史学家所激赏。但从文学创作角度看，它抄录了大量历史文献，甚至抄录了一篇很长的明朝在京死难文臣名单，这种文史相杂的情况，是历史演义小说形式上的倒退，严重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樵史通俗演义》之后，可惜小说创作领域没有出现反映南明历史的优秀成果，而在戏曲方面，《桃花扇》却在《樵史通俗演义》的影响下，成为一部经典作品，彪炳于文学史册。《桃花扇》不但在卷首将《樵史通俗演义》列为参考书目，注明采用其二十四段史实，而且对历史的评价，尤其是对马士英、阮大铖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对左良玉南下“清君侧”，对复社文人的看法等等，都受《樵史通俗演义》的深刻影响。
[1] 欧阳健《〈警世阴阳梦〉得失论》，见《明清小说论丛》第五辑。
[2] 谭正璧、谭寻《古本稀见小说汇考》，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51页。
[3] 王春瑜《李岩·〈西江月〉·〈商雒杂记〉——与姚雪垠同志商榷》，载《光明日报》1981年11月9月“史学”第241期。栾星《〈樵史通俗演义〉赘笔》，见《明清小说论丛》第四辑，亦持此观点，并进一步论证。但刘致中认为陆氏非此书作者。参见刘致中《〈樵史通俗演义〉作者非陆应旸考辨》，载《文献》1990年第1期。
[4] 孟森《重印〈樵史通俗演义〉序》，《樵史通俗演义》，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