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其他历史演义小说

除上面几节提到的列国、三国、隋唐等历史演义外，还有二十余部其他历史演义小说，它们大部分思想、艺术水平不高，因而社会影响不大，逐渐湮没无闻。本节只举其要，加以简单介绍并探讨其创作不甚成功的原因。

反映古史的有《盘古至唐虞传》，简称《盘古志传》，二卷七回^[1]，题“景陵钟惺伯敬父编辑，古吴冯梦龙犹龙父鉴定”，明书贾余季岳刊。首有托名钟惺的序，序称：“今依鉴史，自盘古以迄唐虞，事迹可稽者，为之演义，总编为一传，以通时目。”《有夏志传》，四卷十九回，题署与《盘古志传》同，首亦有钟惺序，内容紧接《盘古志传》，“大禹受命治水”起，“成汤放桀南巢”止。《有商志传》，四卷十二回，题署亦同《盘古志传》。书从“汤王祷雨桑林野”写起，至“太公甲子灭殷纣”止。这三本书，所谓钟惺著、冯梦龙鉴定云云，当系伪托。《盘古志传》书前列有《历代系统图》及《历代帝王歌》，说明余季岳当时有刻印全史演义的计划，这三本书相互连接，可能就是他的计划付诸实施的部分。还有一本《开辟演义》，六卷八十回，题“五岳山人周游仰止集，靖竹居士王黉子承释”，首有崇祯八年（1635）序。《开辟演义》自盘古开天地起至周武王吊民伐罪止，所叙的历史相当于《盘古志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三书的范围。据王古鲁先生考证，《开辟演义》是余象斗所编，后落入明书贾周游手中，改题为周游编^[2]。

反映两汉历史的，主要有以下四本：（1）明熊大木编撰的《全汉志传》十二卷，明万历十六年（1588）刊本；（2）《两汉开国中兴志传》六卷，四十二则，作者不详，题“抚宜黄化宇校正”，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刊本；（3）《两汉通俗演义》八卷一百零一则，明甄伟著。首有甄伟序，明万历四十年（1612）金陵周氏大业堂刊本；（4）《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十卷一百四十六则，明谢诏撰，大业堂刊本，故事起于王莽建立新朝，终于汉桓帝。后来剑啸阁批评《东西汉通俗演义》将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改为一百则，将谢诏的《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删为一百廿五则，合刻刊行。

这几本演义小说中，成就最高的是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它名为《西汉演义》，实际上只写从东周末年到西汉初年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从秦公子异人被掳入赵写起，用十则的篇幅交代了秦始皇的出身经历和秦王朝的兴亡；用主要篇幅写楚汉之争，以及刘邦得天下后，杀韩信等事，到汉高祖逝世、汉惠帝登极止。惠帝以后西汉近二百年历史并没有涉及。

《西汉通俗演义》参考《史记》《汉书》，虽吸收了民间传说，但大体与史实相符。它的后半部（从84则起），还参考了元刊平话五种之一的《前汉书平话续集》（又名《吕后斩韩信》）的上中两卷^[3]。由于有讲史话本和卓越的史籍《史记》《汉书》作参考，作者文字水平较高，所以，作品取得较大的成功。下面我们以项羽四面楚歌为例，看看《西汉通俗演义》是如何在《史记》的基础上改编的：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史记·项羽本纪》

众人捱到黄昏之时，将近一更之初，偶闻秋风飒飒，木落有声，客思无聊，已动乡关之念；况四野干戈，绝粮遭困，难当愁苦之怀。只见众军三个成群，五个一起，正在纳闷之际，忽听高山之上，顺风吹下数声箫韵，一曲悲歌，清和哀切，如怨如诉，透入愁怀，感动离情，泪下千行，百计难解。一声高一声下，一声长一声短，五音不乱，六律和鸣，如露滴苍梧，如鹤唳九息，如声送玎，如漏滴铜壶，愈伤而愈感，愈闻而愈悲，虽铁石之肝肠，亦为之摧裂；虽冰霜之节操，亦为之改移。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烈之气。其歌曰：“九月深秋兮四野飞霜，天高水涸兮塞雁悲怆，最苦戍边兮日夜彷徨，披坚执锐兮骨立沙冈，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孤房！虽有腴田兮孰与之守？邻家酒熟兮孰与之尝？白发倚门兮望穿秋水，稚子忆念兮泪断肝肠。胡马嘶风兮尚知恋土，人生客久兮宁忘故乡？”——《西汉通俗演义》第八十二则《张子房悲歌散楚》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不难看出《西汉通俗演义》作者对史籍进行的“敷演”“润色”，表现了较高的文字水平。

反映晋代历史的，有明万历四十年（1612）周氏大业堂刊本《东西两晋志传》，十二卷，作者不详，首有雉衡山人序文。雉衡山人，即杨尔曾，字圣鲁，浙江钱塘人。另有《新镌东西晋演义》一书，十二卷五十回，题“武林夷白主人重修，泰和堂主人参订”，首亦有雉衡山人序。东西晋不分叙，前是西晋，后八卷为东晋。此书是在大业堂刊本《东西两晋志传》基础上，适当扩充增补，修改而成。此两书按编年史的写法，取材正史、民间故事和传说，把100多年纷乱的历史叙述得条理分明，有条不紊；所叙之事可谓“字字皆有来历”，只是把一些史实、传说加以敷衍铺张罢了，因而文学性不强。

叙述南北朝历史的小说有《南史演义》，三十二卷，刊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北史演义》六十四卷，刊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作者杜纲，评点者许宝善。杜纲（约1740—约1800）字振三，号草亭，江苏昆山人，少补诸生，有声望，老不得志，著述甚丰，有《近是集》《娱目醒心编》等传世。许宝善，字虞，一字穆堂，号自怡轩主人，江苏青浦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累官监察御史，丁内艰归，不复出，《南史演义》《北史演义》之序评皆出其手。除《南史演义》《北史演义》之外，反映南北朝历史的还有《梁武帝全传》（又名《梁武帝西来演义》），十卷四十回，清初永庆堂刊本，题“天花藏主人新编”，首有天花藏主人康熙十二年（1673）序。《南史演义》《北史演义》和《梁武帝全传》三书相比较，《北史演义》比较成功。杜纲吸收了人情小说的精华，在《北史演义》中显示了进步的妇女观，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采用“英雄美人”的结构模式，给历史演义小说创作注入新的生命。

高欢与娄昭君邂逅结合的事，《北史·高欢本纪》只有“家贫，及聘武明皇后（娄昭君），始有马，得给镇为队主”这十几个字。《北史·后妃列传》虽有记载亦较简略：“齐武明后娄氏，讳昭君，赠司徒内干之女也。少明悟，强族多聘之，并不肯行。及见神武城上执役，惊曰：‘此真吾夫也。’及使婢通音，又数致私财，使以聘己，父亲不得已而许焉。”而在《北史演义》中编写成一段富有戏剧性的故事，字数扩展到一万五千字左右。又如高欢娶郑娥为妾、高澄引诱郑娥这段故事，在《北史·后妃列传》中有简单的几句话，至于高欢怎样娶郑娥，高澄怎样引诱郑娥，高欢为何迁怒昭君等，史料并未提及，而作者抓住高欢家庭内部矛盾来刻画高欢、高澄、郑娥、昭君等人，从第三十四卷到第三十七卷，写出极富戏剧性的故事。

正确处理虚实关系，使历史演义小说和人情小说结合起来，是《北史演义》能超越许多历史演义小说，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

反映五代史的，有《残唐五代演义传》，六十回，题“贯中罗本编辑”，有八卷本、六卷本两种。八卷本题“卓吾李贽批评”，六卷本题“玉茗堂批点”。此书可能是元明间人作，但所谓罗贯中编撰，并不可靠。至于李卓吾、汤显祖评点，当系伪托。在宋元时代五代史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现存讲史话本《五代史平话》。元杂剧中，直接取材五代史故事的剧目有十种，如《李克用箭射双雕》（白朴），《邓夫人哭存孝》（关汉卿），《十八骑误入长安》（陈以仁）等。在话本、元杂剧以及民间传说基础上编写而成的《残唐五代演义传》，其故事轮廓和主要人物依据史传，但兼采民间故事，虚构较多。全书保留了口头文学特点，风格粗犷雄浑，主要人物李存孝、王彦章等虎虎有生气，但前详后略，六分之五写梁，六分之一写唐晋汉周，虎头蛇尾，粗率潦草。

至于反映宋、明等朝代的历史演义，我们将在论述《杨家将》《说岳全传》《飞龙传》《英烈传》等小说时，加以介绍。

数量众多的历史演义小说，为什么逐渐被淘汰，湮没无闻呢？究其原因，主要是：

1.商品化倾向的影响。

随着明代中叶城市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印刷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以营利为目的的文艺作品大量出版，以供市民文化娱乐的需要，这就使文艺创作商品化倾向日益严重。“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4]

以牟利为目的，把历史演义等小说作为商品大量倾销市场，这一方面带来了出版业的繁荣，促进了通俗小说创作的发展；另一方面，文艺创作商品化的冲击，许多作者为了赚钱，粗制滥造，剽窃抄袭，制造了大量低劣的通俗历史演义。他们既无卓越的史识，又无炽热的感情；既无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又缺少深厚的文化修养，因此，他们创作的历史小说只能拼凑史料，模仿《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情节，文字又粗糙低劣，当然无法创造出辉煌的巨著。

历史演义小说大量涌现，泥沙俱下，出现少数较好的作品，而大量作品质量低劣，被历史淘汰，这是不足为奇的。

2.封建伦理思想的重压。

大多数历史演义的作者恪守正史，把历史通俗化，“以通俗喻人，名曰演义”。创作的目的是进行封建教化，宣扬封建思想。雉衡山人杨尔曾明白宣称写《东西晋演义》的宗旨是：“严华裔之防，尊君臣之分，标统系之正闰，声猾夏之罪愆，当与《三国演义》并传，非若《水浒传》之指摘朝纲，《金瓶梅》之借事含讽，《痴婆子》之痴里撒奸也。”所以，他们在作品中竭力宣扬封建道德，特别是忠君思想和因果报应观念。

由于封建伦理道德的重压，作品不可能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矛盾的性格，人物性格单一化，或是大忠或是大奸，成为封建道德的传声筒。

3.创作模式的束缚。

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历史演义形成一种模式，具有稳定的机制，它像一切文学形式一样，对内容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不仅表现在对内容强化或抑制，而且应该包括对内容的选择和同化”^[5]。历史演义这种形式，在对生活的选择上，只容纳帝王将相，“历代兴废争战之事”，而较少容纳市井细民的生活，不能贴近日常生活；它在人物设置上，形成明君、贤相、良将与昏君、奸臣、武夫这样固定的矛盾对立面，人物性格脸谱化，人物类型单一化；在情节设置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交替出现，无非是双方交战，篡权夺位之类，没有展现生活的丰富性，情节单调；在语言上，多采用半文半白的浅显文言，缺乏生活气息。总之，形式僵化了，模式化了，不能突破创新，因此，互相抄袭，互相模仿，没有新意。《三国演义》之后的多数历史演义给人千篇一律的感觉。不少作者也想突破固定模式的束缚，他们在历史演义中或杂以神魔怪异之事，或穿插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但仍不能从根本上创造出新的形式。

[1]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作十四则，但王古鲁指出：“虽未标明回数，但每回双句，与每则一句的小说并不相同……不过上下句虽同属七字，并不相对，易误认为十四则。”王古鲁的看法是正确的。见《王古鲁日本访书记》，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2] 参看《王古鲁日本访书记》，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3] 参看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中《〈前汉书平话续集〉与〈西汉演义〉》一文，齐鲁书社1980年版。

[4] 叶盛撰、魏中平校点《水东日记》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3—214页。

[5] 孙绍振《文学创作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