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隋唐系统的历史演义小说
以隋唐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数量很多，约有十二部，其中一部分是由历史演义演化而来的英雄传奇小说。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一并在本节加以简要的评述。
一、隋唐系统小说的递嬗
隋唐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在戏曲、小说和说唱文学中均有不少作品是以它为题材的。在元杂剧中，现存《单鞭夺槊》《老君堂》等作品；在说唱文学方面，有《大唐秦王词话》；长篇小说数量更多。
《隋唐两朝志传》，十二卷一百二十二回，题为“东原贯中罗本编辑”，“西蜀升庵杨慎批评”，有杨慎、林瀚序，刊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此书从隋末写到唐末僖宗时代。前面九十一回写隋亡唐兴的历史，后面二十多回，却概述了唐贞观以后的二百多年历史。虎头蛇尾，十分潦草。
林瀚作于明正德三年（1508）的序称：“《三国志》罗贯中所编，《水浒传》则钱塘施耐庵集成。二书并行世远矣，逸士无不观之。唯唐一代阙焉，未有以传。予每憾焉，前岁偶寓京师，访有此作，求而阅之，始知实亦罗氏原本。因于暇日遍阅隋唐所书之载英君名将忠臣义士，凡有关于风化者悉编为一十二卷，名曰《隋唐志传通俗演义》。”[1]林瀚（1434—1519），字亨大，号泉山，闽县（今福建省福州市）人，成化进士，授编修，官至吏部尚书。从他的序里透露出一个消息，即现存的《隋唐两朝志传》是他据罗氏原本改编的，罗氏原本现已不存。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八卷八十九节，题“金陵薛居士的本，鳌峰熊钟谷编集”，卷首有李大年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序，现存嘉靖三十二年建阳杨氏清江堂刊本。此书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写起，至唐太宗贞观十九年止。主要演述隋朝灭亡和唐王朝建立的过程，末尾叙述唐太宗征高丽，加入薛仁贵征东事迹。
熊钟谷，就是熊大木，钟谷是他的字，福建建阳人，明嘉靖时书坊主人，也是通俗小说作家，亲自编写了《全汉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南北宋志传》等长篇小说。
《隋唐两朝志传》与《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前八十九回大体相同，它比《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多了后面三十多回，即从贞观到唐末的故事。《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刊行时间比《隋唐两朝志传》早66年，但李大年序比林瀚序却晚45年，究竟哪本书成书早？似难判定。孙楷第在重刊本的《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说：“而细观全书（指《隋唐两朝志传》），则似与熊书（指《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同出于罗贯中《小秦王词话》（今有明诸圣邻重订本），熊据史书补，故文平而近实。此多仍罗氏旧文，故语浅而可喜。”这就是说，两书同出于《小秦王词话》，而《隋唐两朝志传》保留罗氏旧文更多些。
《大唐秦王词话》，八卷六十四回，题“澹圃主人编次”，大约刊行于明万历、天启年间。“澹圃主人”是明万历年间人诸圣邻的别号。卷首有四明（即宁波府）陆世科的序。陆世科为丁未（即万历三十五年）进士，诸圣邻时代大体可见[2]。序云：“吾友诸圣邻氏，以风流命世，狎剑术纵横，雅意投戈，游情讲艺，羡秦封之雄烈，挥霍遗编，汇成巨丽。毋以稗官混视，则弘文振藻，犹恍接其精英；文皇帝灵采景曜，几不泯哉！”从这段话来看，诸圣邻是个命运坎坷的文人，他以民间说唱鼓词为底本，“挥霍遗编，汇成巨丽”，所以全书目录标明是“重订唐秦王词话”。可见在诸圣邻重订本之前，还有一个旧本词话。但孙楷第把“旧本”派定为罗贯中所作，根据似不足。
《大唐秦王词话》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颁诏李渊为太原留守写起，以隋末群雄并起为背景，李世民反隋统一天下为主线展开故事，直写到李世民登极，与突厥订立渭水之盟。全书叙述故事大部分用散文体，唱词只作提纲挈领和铺叙场面之用，虽未完全脱离说唱文学形式，但已不是说唱文学的底本，而是接近散文体的小说了。
《大唐秦王词话》《隋唐两朝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三书都比较简单粗糙，艺术水准不高。它们都以李世民为中心展开故事，写出众多英雄人物。其中尉迟恭的故事已很完整，形象也最为生动鲜明，秦琼、程咬金、单雄信也有了较多的描写，但秦琼出身经历的传奇性故事还没有出现，程咬金喜剧性格尚不突出。《大唐秦王词话》虽有罗成被射死于淤泥河等情节，但其身世没有交代，而《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则还没有罗成的故事。单雄信的故事三书皆有，但在《大唐秦王词话》里，他还是个反面人物，被王世充用酒灌醉，招为驸马，不讲义气，背叛朋友。《隋唐两朝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对单雄信的同情增加了，艺术描写的进步也是明显的。
综上所述，《大唐秦王词话》等三书，是说唐小说中较早的三部作品，都可能保留罗贯中原著的部分文字，它们虽然吸收了不少民间传说，但大体依据史实，属历史演义小说。
属于历史演义小说的还有《隋炀帝艳史》。八卷四十回，题“齐东野人编演，不经先生批评”。作者究为何人，未详。存明崇祯四年（1631）人瑞堂刊本。小说“始于炀帝生而终于炀帝死”，写了这位风流天子的一生。“单表那风流天子，将一座锦绣江山，只为着两堤杨柳丧尽；把一所金汤社稷，都因那几只龙舟看完。一十三年富贵，换了百千万载臭名。”目的是为了“使读者一览知酒色所以丧身，土木所以亡国，则兹编之为殷鉴”。
《隋炀帝艳史》依据宋人所撰的《迷楼记》《海山记》和《开河记》等小说，并参照正史和其他史料编写而成。重大事件都有出处；主要人物性格，符合历史人物原型。此书充分利用史实，加以敷演铺叙，既近史实又富文学色彩，是利用历史素材改编为历史演义小说中比较成功的作品。
书中对隋炀帝淫荡生活有较多描写，但爱憎分明，非自然主义的展览，而是作了较为充分的批判；对隋炀帝的揭露也不仅局限于他的淫乱生活，还着重批判他为满足私欲而劳民伤财，大兴土木，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暴行：“从来土木伤民命，不似隋家伤更多。道上死尸填作路，沟中流血漾成河。”
《隋炀帝艳史》艺术水平较高。虽史料纷繁，但结构谨严，有条不紊，没有杂乱之感。把古代帝王奢侈生活，宏丽的皇家建筑生动逼真地再现出来，如对炀帝西苑十六院的风景描写，全面展现出大型宫苑的风貌；人物描写，特别是心理描写比较细致，在它之前的小说中还不多见。如炀帝调戏宣华夫人一段，生动地描写了宣华夫人前后复杂的心理变化，而且对她的命运和处境充满了同情。整部小说的语言清新典雅，显示作者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学修养。当然，此书对隋炀帝腐朽生活表现得过直过露，并流露出天命观和因果报应思想，这是此书的局限。
《隋炀帝艳史》虽然没有多写李世民建立唐王朝的事迹，但它对隋炀帝的批判深刻地揭示了隋亡唐兴的历史原因，而艺术水平又高出当时其他隋唐系统的历史小说，因此，被清代的《隋唐演义》大量吸收。它是隋唐系统小说中承前启后的一部重要作品。
《隋史遗文》的出现，标志着隋唐系统小说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隋史遗文》，十二卷六十回，明袁于令撰，存明崇祯刊本，卷首有崇祯六年（1633）作者自序。袁于令（1592—1674），又名韫玉，字令昭。江苏吴县人。明末生员，入清，官至荆州知府。他是著名的戏曲家，著有《吟啸阁传奇》五种及《长生乐》《瑞玉记》。
《隋史遗文》改变了以秦王李世民夺取天下为主要线索，按照《通鉴纲目》的编年顺序来敷演隋末唐初历史的写法，而以瓦岗寨诸英雄，尤其是以秦琼为中心人物，把小说写成了秦琼和瓦岗寨的英雄史，使隋唐系统小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历史演义转化为英雄传奇小说。
《隋史遗文》吸收了前面几部隋唐系统小说的成果。其中隋炀帝开运河、残害百姓事，主要取材于《隋炀帝艳史》；尉迟恭故事，主要是吸收了《大唐秦王词话》的有关部分。
《隋史遗文》前面四十七回写秦琼出身经历，初为衙役，后参加瓦岗起义。从四十八回起，转入李渊起义，破王世充、窦建德。秦琼也投奔李世民，成为唐朝开国功臣。有关秦琼的故事，大部分在本书中第一次出现。秦琼小店落魄，当锏卖马，受尽店小二的凌辱，写出英雄失意的窘况；结识单雄信，幽州见姑娘，校场比武，以及烛焰烧捕批等，写出秦琼、单雄信、罗成、程咬金等英雄的忠肝义胆，光彩照人。秦琼形象得到细致的描绘，单雄信、罗成、程咬金、王伯当、尉迟恭、徐茂公等英雄人物形象也较前鲜明突出。全书情节生动，引人入胜。虽然整部小说还有剪裁不当、不够精练的缺点，但是，它为隋唐系统小说的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说唐前传》等作品就是沿着这条英雄传奇小说的路子，发展得更加成熟了。
隋唐系统小说中影响最大的是《隋唐演义》。
《隋唐演义》，二十卷一百回，清褚人获著，卷首有作者康熙五十八年（1719）自序。褚人获，字稼轩，号石农，长洲（今江苏苏州市）人。他有多方面的才能，著作甚丰。主要有《坚瓠集》《读史随笔》《退佳琐录》等。他交游广泛，与尤侗、洪昇、顾贞观、毛宗岗等著名的作家过从尤密。
《隋唐演义》的特点是“杂”。从内容方面看，它以隋炀帝与朱贵儿、唐玄宗与杨贵妃的两世姻缘为中心，从隋文帝即位伐陈写起，到唐明皇从四川返回长安为止。以史为经，以人物事件为纬，把隋唐两朝历史故事组织在一起，它着重写了三部分内容：（1）秦琼、单雄信等英雄故事。（2）隋炀帝故事。（3）唐明皇、杨贵妃故事。秦琼、单雄信等英雄故事，主要是从《隋史遗文》中移植过来，加以适当改写。隋炀帝部分，主要根据甚至可以说是抄袭《隋炀帝艳史》。《隋唐演义》第三部分唐明皇等故事，主要依据野史笔记，如郑处晦的《明皇实录》，曹邺的《梅妃传》，柳珵的《常侍言旨》，郑棨的《开天传信记》，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乐史的《太真外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等，加以组织编写。褚人获把正史看作“古今大账簿”，把历史演义视为“小账簿”[3]，所以把正史、野史笔记以至历史演义中隋唐故事都搜罗在一起，写成了这么一本“小账簿”式的历史演义。它的大部分内容是从《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中承袭而来，只是少量的加工改编；而自己创造的部分，则把武则天、韦后、杨贵妃的故事用因果报应和“女人是祸水”的观点贯穿起来，思想平庸、落后。
《隋唐演义》从体例上看，也是“杂”。它基本上是历史演义体，但因为承接了《隋史遗文》中有关秦琼、单雄信的英雄故事，有英雄传奇小说的成分。它又受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也杂以才子佳人小说的笔法，写窦线娘、花又兰和罗成的恋爱婚姻故事，按才子佳人小说的公式进行，即窦线娘与罗成私订终身，因波折引起误会，花又兰好心代为传信，最后一夫二妻团圆。所以说，《隋唐演义》是以历史演义为主，杂以英雄传奇和才子佳人小说的体例。
《隋唐演义》所写的时间跨度很长，头绪复杂，作者组织穿插比较巧妙，可见作者写作功力。但“惟其文笔，乃纯如明季时风，浮艳在肤，沉著不足，罗氏轨范，殆已荡然”[4]，而且每回前有一段封建说教，令人生厌。
比《隋唐演义》稍晚出现的《说唐演义全传》，是隋唐题材小说发展与演进的成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隋唐系统小说完全从历史演义的格套中摆脱出来，成了比较地道的英雄传奇小说，使它之前的几部作品黯然失色，逐渐为它所代替；另一方面，它动人的故事又为隋唐题材小说的发展开辟了新路，据之而兴的续书纷至沓来，形成新的高潮。
《说唐演义全传》，它的前半部分又称为《说唐前传》，六十八回。它的后半部分《说唐后传》，包括两部分，即《说唐小英雄传》（又名《罗通扫北》）十六回；《说唐薛家府传》四十二回。书约成于清雍正年间，署鸳湖渔叟校订，卷首有如莲居士写于乾隆元年（1736）的序。作者究为何人，不详。《说唐前传》是全书的精华，《说唐后传》的两部小说，则是《说唐前传》的续书。
《说唐前传》从秦彝托孤、隋文帝平陈写起，一直叙述到李世民削平群雄，登极做皇帝为止。除大的历史轮廓符合史实外，大部分利用民间故事编写而成。它的突出成就在于以瓦岗寨好汉为中心，塑造了隋末乱世英雄的群像。第一回至十三回写秦琼的传奇故事；第十四回至二十回写因父亲惨遭杀害而造反求生的伍云召；第二十一回至四十回重点写憨厚粗鲁的程咬金；第四十四回至五十三回重点写勇猛无比的尉迟恭；第五十三回至六十一回重点写英姿焕发的少年英雄罗成。
《说唐前传》继承了隋唐系统小说的优秀成果并有创造性的发展。如果说尉迟恭的形象主要是《大唐秦王词话》创造的；秦琼、单雄信形象主要完成于《隋史遗文》；那么，所谓隋唐十八条好汉的说法是第一次在此书出现（可惜十八条好汉竟没有写全），其中伍云召、雄阔海、裴元庆、李元霸等几条好汉是首次出台。罗成、程咬金的形象在此书得到很大的发展和完善。
《说唐前传》的特点是：情节曲折，语言通畅，大笔描写，粗线条勾勒，体现了民间文学朴素而刚健的风格。
《说唐后传》中的《说唐小英雄传》是演说唐太宗御驾征北番，被围困在木杨城。程咬金杀出番营到长安求救，罗成之子罗通挂帅扫平北番的故事，中间穿插罗通与杀父仇人苏定方的斗争。故事无史实依据，全属杜撰虚构之词，描写粗略，价值不大。
《说唐后传》中的《说唐薛家府传》是写薛仁贵一生的经历。它从薛仁贵诞生写起，描写他少年时代的苦难生活，从军后屡遭迫害，征辽时战功卓著但被张士贵冒认，不得重用。尉迟恭鞭打张士贵，审出实情，仁贵始得重用，救驾平辽，被唐太宗封为平辽王。
薛仁贵故事在民间有悠久的历史。元明杂剧中有《薛仁贵荣归故里》《摩利支飞刀对箭》《贤达妇龙门隐秀》等作品；在《永乐大典》中收有《薛仁贵平辽事略》；在1967年发现的《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中有《薛仁贵跨海征辽》；《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和《隋唐两朝志传》也有薛仁贵故事。这些作品已大体具备薛仁贵故事的骨架。到了《说唐后传》中的《说唐薛家府传》则是集大成者，内容更加丰富，结构更加严密，描写更加细致。薛仁贵出身贫寒，经历坎坷，虽有杰出才能和卓著功勋，但受奸臣张士贵（史有其人，并不像小说里所写的那么坏）压制迫害，长期不受重用，这种人才被摧残的悲剧是能引起人们同情和共鸣的，这正是薛仁贵故事得以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
《说唐演义全传》之后，出现了不少隋唐系统小说的续书。《混唐后传》，一名《绣像混唐平西传》，作者佚名，署“竟陵钟惺伯敬编次”，“温陵李贽卓吾参订”，三十七回。但考其内容，除开头插入薛仁贵征西故事五回外，几乎全抄《隋唐演义》六十八回以后的内容，主要是武则天、韦后、杨贵妃“淫乱宫闱”的故事，集中表现“唐朝亡于女祸”的观点，内容无甚可取。它抄袭《隋唐演义》，此书当为清康熙以后的作品，钟惺、李卓吾“编次”、“参订”云云，无疑是清人伪托了。
《征西说唐三传》，又名《异说后唐三集薛丁山征西樊梨花全传》，题“中都逸叟编次”，首有“如莲居士题于似山居中”之序。如莲居士有《说唐演义全传序》，写于乾隆元年，此书当亦写于乾隆年间。这部小说是接续《说唐后传》的《说唐薛家府传》之后而叙写薛家将的始末的。从薛仁贵挂帅征西起到薛刚辅佐中宗复位止。全书十卷八十八回，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即薛仁贵征西传，第二部分为樊梨花全传；第三部分是薛刚反唐传。
这部小说除承袭薛仁贵、罗通等人故事外，还创造了薛丁山、樊梨花、薛刚等人物形象。把神怪奇幻小说和英雄传奇结合起来，虽然多是照搬古代这两类小说的俗套，但薛刚与绿林好汉结义、反抗唐朝的故事，薛丁山三休三请樊梨花的故事给读者留下颇深的印象，因而在民间很有影响。戏曲中有许多剧目取材于此，其中有的剧目至今在舞台上盛演不衰。
《粉妆楼全传》，十卷八十回。前有竹溪山人序称：“前过广陵，闻世俗有《粉妆楼》旧集，取而阅之，始知亦罗氏纂辑，而什袭藏之。未见示诸人者也……余故谱而叙之，抄录成帙，又恐流传既久，难免鲁亥之讹，爰重加厘正，芟繁薙芜，付之剞阙，以为劝善一征云。”[5]从书的内容看，不大可能是据罗贯中旧本而改写的[6]。作者大概就是这位竹溪山人。
此书叙唐乾德年间（实际上唐朝并无此年号）奸相沈谦专权，迫害罗成的后代罗增。罗增之子罗灿、罗焜被逼上山入伙，与草莽英雄一起为国除奸。沈谦以此为借口，进而陷害其他忠臣。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沈谦阴谋败露，出逃投敌，被抓斩首，罗增父子得到旌表和敕封。
全书于史无征，多为虚构，情节曲折生动，文字也简朴通畅，但多因袭《水浒传》等小说，无甚新意。
二、隋唐系统小说演化的启示
隋唐系统十多部小说的递嬗是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演变的规律，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引人深思，富有启示意义。
1.以隋唐故事为题材的小说可分为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两大系统。从写作内容上来看，历史演义系统主要叙述隋亡唐兴改朝换代的历史，着重表现隋炀帝穷奢极欲，造成隋朝灭亡。李世民是真命天子，有雄才大略，他东征西伐建立了唐王朝。而英雄传奇系统以秦琼等瓦岗英雄为中心，在隋末“十八家反王、六十四处烟尘”这种星火燎原的动荡形势下，着重描写英雄人物成长史。从写作手法上来看，历史演义系统基本上是按《资治通鉴》等史书的年代顺序，以史实为根据，采取编年体的写法，如《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每卷都标明历史年代的起止时间。而英雄传奇系统，主要采取纪传体，着重写英雄人物传，如《说唐前传》就用大部分篇幅分别写秦琼、单雄信、伍云召、程咬金、尉迟恭、罗成的小传，然后汇集到隋亡唐兴这个历史主线中，与《水浒传》结构方式相似。
当然，两个系统小说有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情况。如《大唐秦王词话》集中写尉迟恭英雄业绩，为《隋史遗文》《说唐前传》等英雄传奇小说所吸收，成为众多英雄传记中的一种。而《隋唐演义》以历史演义为主，“复纬以‘本纪’、‘列传’而成”[7]，吸收了《隋史遗文》中秦琼、程咬金等英雄传记。
2.明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小说、戏曲作品中，市民阶层的意识增强，反映在隋唐系统小说中，封建伦理思想如忠君思想、贞节观念逐渐淡化，而反映市民意识的思想逐渐加强，表现在：
（1）强调朋友信义，甚至把“义”放在“忠”之上。单雄信形象的演变就是典型的例子。前面已经说到从《大唐秦王词话》到《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单雄信形象有了变化，即从反面人物到正面人物，徐茂公义气感人。但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里，单雄信还是怕死求饶，希望徐茂公替他说情免死。到了《隋史遗文》，单雄信虽然感到彷徨、苦闷，但并不求饶，秦叔宝、程咬金、徐茂公更重义气，向秦王提出“愿以三家家口保他”，要求赦免单雄信，并据理力争。秦王被驳得哑口无言，终因过去的仇隙耿耿于怀，气量狭小，不肯赦免。在情节发展中，委婉地对李世民提出批评。最后秦琼等三人轮流把自己股肉都割下，在火上炙熟，给雄信吃，并说：“兄弟们誓同生死，今日不能相从，倘异日食言，不能照顾你的妻子，当如此肉为人炮炙屠割！”这样《隋史遗文》中的描写较之《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又进了一步，朋友之义得到充分展开，真实感人，体现了市民阶层的道德观念。到了《说唐前传》，故事情节又有重大变化，不仅强调义气，而且突出单雄信反唐到底的斗争精神，秦王多次劝单雄信投降，单雄信拒不投降，独踹唐营，拼死为兄长报仇。被俘后，誓死不降，程咬金不向秦王求情，也不劝单雄信投降，而要单雄信“来生做一个有本事的好汉，来报今日之仇”。作者歌颂单雄信誓死反唐的不屈精神，歌颂程咬金、秦琼等人的义气，把“义”放在“忠”之上。
（2）忠君思想观念淡化，对统治者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隋唐系统小说在演化过程中，忠君观念逐渐淡化，在《说唐前传》《说唐后传》等作品中，对统治阶级的本质有了较清醒的认识。薛仁贵从军立功，但被奸臣陷害，反映了唐王朝建立之后，皇亲国戚倚势欺人，奸臣当道，残害忠臣；罗艺、罗成、罗通祖孙三代受奸臣陷害，也反映了李世民当政的唐初也并非清平世界，统治阶级内部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在罗成死后，秦王李世民、徐茂公等劝秦琼再度出山，为唐朝打天下。程咬金愤怒地说：“啊呀！我那罗兄弟呵！唐家是没良心的，平时不用我们，如今又不知那里杀来，又同牛鼻子道人在此‘猫儿哭老鼠’，假慈悲。想来骗我们前去与他争天下、夺地方。”这说明对封建统治者利用农民起义军为他们打天下，有了相当清醒的认识。
（3）随着“真命天子”观念的淡化，平等观念加强了。在说唐系统小说中《大唐秦王词话》《隋唐两朝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都用不少编造的神话渲染李世民是“真命天子”，而在《说唐前传》等书里，逐渐淡化，“将相宁有种”的思想突出了。李密、程咬金都有符瑞，都曾被称为“真命天子”。程咬金在瓦岗寨当了一段时间的皇帝后，对众人说：“我这皇帝做得辛苦，绝早要起来，夜深还不睡，何苦如此！如今不做皇帝了！”然后把头上金冠除下，身上龙袍脱落，走下来叫道：“那个愿做的上去，我让他吧！”可见皇帝人人可做，也可互让，这是市民阶层朴素的平等观念，与“真命天子”的观点是对立的。
（4）封建的贞节观念淡薄了，婚姻自主的思想抬头。在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下，隋唐系统小说也逐渐改变过去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只写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征战武功，把不近“女色”作为英雄人物美好品质的格局，而转写英雄美人、恋爱婚姻。罗成与窦线娘“马上订盟”，缔结良缘；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花又兰也女扮男装，代窦线娘送信，为窦线娘与罗成的婚姻而奔波；薛仁贵在柳员外家中帮工谋生，柳员外之女金花私相爱慕，赠送衣物，被柳员外赶出家门，与薛仁贵在破窑成亲。这些故事未见十分精彩，但毕竟反映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的变化，女子已不单纯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有独立的人格；英雄人物恋爱婚姻已不是英雄的缺陷，而成为他们一生中的“佳话”。
3.在隋唐系统小说的演化过程中，英雄人物逐步从神到人，更加贴近生活，更富有个性色彩，因而更鲜明生动。在隋唐系统的小说中，李世民是中心人物，作者歌颂他的雄才大略，是“真命天子”，但李世民的形象总是站不起来，读者印象模糊，究其原因，就是过分神化。瓦岗英雄形象比较鲜明，就是因为少了神灵的光圈而贴近生活，他们不是神仙而是凡人，每个人都有着苦难的经历：尉迟恭为人牧羊；程咬金贩私盐，卖柴扒；薛仁贵为人帮工，住在破窑，饥寒交迫；秦琼落难时受店小二凌辱，当锏卖马。他们出身贫寒，都是普通老百姓，只是时代的潮流把他们卷入隋末的大动乱中，他们成为乱世英雄。在描写他们坎坷经历的同时，对社会动乱、人民苦难、人情冷暖都作了比较充分的描写，精确地描绘了英雄人物的社会环境，为他们性格的发展提供了合理的现实依据。
英雄人物从神到人，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个性也显现出来。任侠好义的单雄信，粗鲁直率的尉迟恭，见义勇为又充满喜剧色彩的程咬金，孝义双全而性格深沉的秦琼，武艺超群但又不脱孩童稚气的少年英雄罗成都个性鲜明地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他们是普通人，有各自的缺点；他们英勇无畏，但又爱面子，好奉承；他们重义好贤，但又不免时有私心杂念。例如程咬金就好说大话，爱奉承，对他常用“激将法”。秦琼与罗成既是表兄弟，又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但秦琼教罗成用锏时，不教“杀手锏“；罗成教秦琼用枪时，不教“回马枪”，各留一手，这正是手工艺人等小私有者心理的真实写照。
隋唐系统小说演化的过程，总的来说是情节不断丰富、描写更加细腻、艺术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大唐秦王词话》《隋唐两朝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艺术上都比较简陋，到了《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隋唐演义》《说唐前传》艺术上就比较成熟。这个过程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能表现人物性格的情节得到保留和发展。程咬金劫王杠时，通名报姓。在众人议论缉捕劫王杠的“盗贼”时，程咬金为了朋友义气，不顾个人安危，要说出来，尤俊达一面给他递眼色，一面在桌子下面捏他的大腿，程咬金却不理会，“叫将起来道：‘尤大哥，你不要捏我，就捏我也少不得要说出来。’”这个情节表现程咬金的憨直，充满喜剧性。从《隋史遗文》出现这个情节之后，在《隋唐演义》《说唐前传》中都保留下来。许多情节逐步丰富，如前面提到的“单雄信之死”，在《大唐秦王词话》里不到百字，到《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里约有三百五十字，在《隋史遗文》里约有一千五百字，到《隋唐演义》竟长达三千四百字。情节更加丰富，人物内心的矛盾更加突出，人物性格更加丰满。
在《说唐前传》之后出现的续书，如《说唐后传》《征西说唐三传》《粉妆楼全传》等，由于没有长期的艺术积累，艺术水平又呈下降趋势。因此我们可以说，隋唐系统小说艺术发展是马鞍形的，《说唐前传》是高峰，两头比较低落。
4.续书多，是中国小说史的特殊现象，而隋唐系统小说有十二部，应该说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是名列前茅了。用什么办法写出这么多同一题材的小说和续书？主要有三种构成法：
（1）移植法：即从民间吸收一个故事，纳入隋唐小说中，成为小说的一部分或构成一部新小说。例如，把民间流传的薛仁贵故事吸收过来，成为《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的部分内容；然后又演成《说唐后传》中的《说唐薛家府传》。《隋唐演义》则移植《隋炀帝艳史》和《隋史遗文》中的故事，加以改编，加上武则天、韦后、杨贵妃故事，则成了一本新书；又把《隋唐演义》中武则天、韦后、杨贵妃故事割裂出来，加上薛仁贵故事，成了另一本书《混唐后传》。移植过来的故事，经过不断加工、积累，有的成为艺术精品。
（2）遗传法：父传子继，演出另外的故事，成为一本续书。如《说唐后传》中的《说唐小英雄传》《征西说唐三传》等，就是由秦琼之子秦怀玉，尉迟恭之子尉迟宝林，罗成之子罗通，程咬金之子程铁牛，薛仁贵之子薛丁山等人组成，小英雄们驰骋边疆，杀敌报国。不但故事多有因袭，性格也由父辈遗传，小英雄们的性格与其父辈一模一样。这样编成的新书一般存在公式化、脸谱化的倾向，水平不高。
（3）融合法：就是不同体例的作品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产生新品种。如在历史演义中杂以英雄传奇、才子佳人小说的体例，就产生了《隋唐演义》。历史演义与神怪奇幻小说杂交，就产生了《征西说唐三传》中樊梨花传，它承袭薛仁贵这个历史故事的框架，采用神怪小说的模式和手法，如移山填海、上天入地、神箭飞刀、摄魂铃、捆仙绳等等，这种融合法产生的新书，一般只注意情节的新奇曲折，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成就不大。
[1]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9页。有人认为此序是伪托的。
[2] 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
[3] 褚人获《隋唐演义序》，清康熙四雪草堂本《隋唐演义》。
[4] 《中国小说史略》，第133页。
[5]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69页。
[6] 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130页。
[7] 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见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