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三言”和“二拍”

一、白话短篇小说的繁荣

宋元小说话本在宋元至明代初期，都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到了明中叶以后，在李贽等人的倡导下，一些进步的文人渐渐开始重视通俗文学，于是便有文人、书商对流传于民间的宋元小说话本进行收集整理、加工出版。现存的宋元话本的主要集子，如《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四种小说》等，都出在这一时期。同时，一些文人还开始模拟小说话本的体制进行创作，这就出现了主要供案头阅读的文人模拟话本，鲁迅先生称之为“拟话本”。“拟话本”的出现，使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又进入了一个繁盛的时期。而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三言”是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1622年刊行）、《警世通言》（1624年刊行）、《醒世恒言》（1627年刊行）的总称，每集收短篇小说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其中多数是经过作者润色的宋元明话本和明代文人的拟话本，而作者自己创作的作品较少。“二拍”指《初刻拍案惊奇》（1628年刊行）、《二刻拍案惊奇》（1632年刊行）。《初刻拍案惊奇》共四十卷四十篇短篇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也是四十卷，但其中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夙愿》^[1]与《初刻拍案惊奇》的卷二十三重复，卷四十《宋公明闹元宵》则系杂剧，故两集实有小说七十八篇。“二拍”所有的作品都是作者自己创作的。“三言”“二拍”今均存明刊本。“三言”“二拍”的出现，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繁荣的标志。

在白话短篇小说的整理、创作方面功绩最显著的是冯梦龙。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子犹、耳犹，别号墨憨子，长州（今江苏吴县）人。他少有才气，与哥哥梦桂、弟弟梦熊在当时文坛上同被誉为“吴下三冯”。青壮年时，多次应举赴考，但总不得志，同时，他也曾“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2]，过着放荡不羁的风流才子的生活。五十七岁时补了一名贡生，六十一岁出任福建寿宁知县，在任期间，“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3]。六十五岁离任回苏州，卒年七十三岁。冯梦龙在思想上深受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的影响，反对伪道学，肯定“人欲”，尊重个性。在文学观上，他也接受李贽的观点，大力推崇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识。首先，他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认为好的小说应该能够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4]。他在《醒世恒言》序中指出，“三言”题名，其意是：“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很显然，作者编辑“三言”的目的，在于劝谕、警诫、唤醒世人，有其明确的社会教育作用。在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冯梦龙也有其新鲜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小说创作，可以“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5]，也就是说小说创作可以不必拘泥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而应该有较多的艺术概括和虚构的自由。同时，他又指出小说创作应该做到“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6]。也就是小说的题材无论是真人真事，还是虚构，都要符合生活的情理。这也是他对艺术虚构的总体要求。这些无疑都体现了冯梦龙进步的文学观。

冯梦龙毕生从事戏曲、民歌和白话小说等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创作和编辑工作，著作丰富，就目前较明确的就有五六十种，而且范围很广，涉及当时通俗文学的各个方面。在小说方面，除“三言”外，还增补和改编了长篇小说《平妖传》《新列国志》等，选编了以男女之情的故事为主要内容的文言笔记小说集《情史类略》。戏曲作品有《双雄记》《万事足》两种，还改编别人剧本八种，合称《墨憨斋新曲十种》。刊行的民歌集有《挂枝儿》、《山歌》二种，还编印有《笑府》、《古今谭概》等。在众多的著作中，以“三言”影响最大，它不仅对小说话本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直接推动了拟话本的创作。

“三言”之后，模仿“三言”创作的拟话本集子相继问世，凌濛初的“二拍”就是当时影响较大的拟话本集子。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浙江吴兴）人。青壮年时期过着风流才士、浪荡文人的生活，五十五岁时出任上海县丞，六十三岁升任徐州通判并分署房村。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部进迫徐州，他抵抗不降，最后呕血而死。凌濛初一生也十分爱好通俗文学，他的作品除“二拍”外，还著有杂剧《虬髯翁》，编有戏曲、散曲集《南音三籁》等，共约二十多种。“二拍”是凌濛初最好的作品，主要是根据“古今来杂碎事”加工创作而成，故事大都有来源，但在原书中仅是旧闻片断，而凌濛初则对这些素材进行生发改造，写成富有时代气息的生动的故事。正如近人孙楷第所说的那样，凌氏的拟话本小说，“要其得力处在于选择话题，借一事而构设意象；往往本事在原书中不过数十百字，记叙琐闻，了无意趣，在小说则清谈娓娓，文逾数千，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化神奇于臭腐，易阴惨为阳舒，其功力实亦等于造作”^[7]。

冯梦龙与凌濛初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们的文学观都受到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潮的影响。因此，从总体上看，他们的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和达到的思想高度大致相同。他们的作品从多方面反映了明代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对城市市民阶层的生活，有着更多的精彩的描绘。其中有的表现了市民阶层的商业活动和商人的思想意识；有的颂扬了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自由和人权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有的作品把批判的笔触指向腐朽黑暗的封建官府，揭露官僚地主的罪恶；有的作品则讴歌朋友间的信义任侠的精神，充满温馨的人情味。总之，“三言”“二拍”展示了明中叶以后封建社会渐趋没落、资本主义因素正在萌生这一历史交叉点上特殊的社会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很高的历史认识价值。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三言”“二拍”也存在着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而“二拍”尤为突出。一些作品充满了陈腐的封建说教，如“三言”中的《陈多寿生死夫妻》、“二拍”中的《行孝子到底不简尸》等，突出地颂扬“孝子节妇”，用因果报应、宿命论的思想来遮掩封建礼教残酷的本质；有的作品专意于露骨的色情描写，如“二拍”中的《乔兑换胡子宣淫》《夺风情村妇捐躯》等，这类小说，虽对官僚地主、僧尼道士的糜烂堕落有所暴露，但由于作者在具体描写时，津津乐道于奸淫行为的描述，因此，它对读者也具有一定的腐蚀作用；还有个别作品，流露了作者仇恨农民起义的政治倾向，最典型的就是“二拍”中的《何道士因术成奸》，它把明代农民起义的女领袖唐赛儿丑化成淫乱不堪的妖妇，最后因奸被杀。上述这些都体现了“三言”、“二拍”思想内容方面的复杂性。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由于“三言”“二拍”“卷帙浩繁、观览难周”^[8]，所以在“三言”“二拍”出版后不久，便有姑苏抱瓮老人^[9]从“三言”中选出二十九篇，又从“二拍”中选出十一篇，共计四十篇，编成一部选集《今古奇观》。由于它篇幅较少，选择较精，因此出版后，深受欢迎，流行极广。清代“三言”“二拍”原著曾一度失传，《今古奇观》就成了主要的传播媒介，因此它的流传甚至比“三言”“二拍”更广泛，影响更大。

二、商人生活的生动画卷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历代统治者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被视为贱流，甚至他们的财富也被视为不义之财，商人在文学作品中历来也都是被批判的角色。明中叶后，手工业、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商业资本开始突破自然经济的樊笼，金钱在社会中显示了它的巨大诱惑力，传统的轻商思想开始淡化。特别是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潮的出现，更在理论上肯定了商人经商活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李贽认为“好货”“好色”都是人类的自然要求，应该充分肯定，所谓“好货”，就是要求兴工商以图利。在《又与焦弱侯书》中他也曾说过：“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李贽这种对商人肯定和同情的态度，是当时进步的社会思潮的典型反映，它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在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中，商人已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经商活动也被视为正当行业而受到赞颂。这在文学创作上是一个新的可喜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三言”“二拍”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三言”中一些作品细致地描写了商人的行商生活，商品交换和流通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丝织等手工业生产情况。如《杨八老越国奇逢》从主人公杨复“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写起，描述了他行商过程中曲折艰险的经历及其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施润泽滩阙遇友》《沈小官一鸟害七命》《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反映了机户的生活和丝织铺的情况。《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湖广襄阳府枣阳县商人蒋兴哥专走广东做买卖，贩运珍珠、玳瑁、苏木、沉香等商品，徽州新安商人陈大郎来襄阳贩籴米豆等。《徐老仆义愤成家》也详细叙述了老仆阿寄从事长途贩运的全过程，有头有尾，有声有色。

“二拍”中有关商人题材的作品，在数量上比“三言”要多，而且推崇商人的主题更为鲜明，一些作品还细腻地反映了商人的思想感情。如《乌将军一饭必酬》，正文是写一个开杂货铺的小店主受报致富的故事，反映了一种希冀飞来横财的商人心理。它的“入话”写苏州商贾子弟王生两次贩卖遇盗，心中害怕；而“甚是爱惜”他的婶母杨氏则“又凑起银子，催他出去”，鼓励他继续行商，“不可因此两番，堕了家传行业”，王生在杨氏的激励下，重整旗鼓，终于发了大财。作品盛赞杨氏，说她是有眼光有远见的人。在《赠芝麻识破假形》中，蒋生说自己“是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玷门风”；马少卿当即指出：“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而在《叠居奇程客得助》中，作者还写到当时徽州地区的百姓“因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来，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这些作品都反映了作者对商人的推崇，也反映了当时社会“重商”的风气。

在“二拍”中，对商人经商活动写得最成功的当推《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和《叠居奇程客得助》两篇。前一篇是写一个破产商人文若虚随商船出海，意外致富的故事。作品真实地描述了海外经商的客船往返贸易的情况，以及福建沿海波斯商人的商业活动，反映了明代海外贸易的规模。作品还成功地刻画了文若虚这个商人的典型形象。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商人们那种渴求一本万利、横财暴富的心理，以及为此而不惜投机冒险的性格特征。作品对经商过程的描写也非常生动，如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等，都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加深对当时商业活动的了解。《叠居奇程客得助》是写破产后为人管账的商人程宰因得到海神指点，采取囤积居奇的手段，四五年间就由十几两银暴发为四五十万两银子的巨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写海神不是给程宰现成的财富，而是给他传递商业信息，教他经商之道，要他“自去经营”。在作者看来，这样取得财富是正当的，是值得称赞的。程宰的致富之路，正是当时多数商人的理想之路。可以说这个故事真实地表现了当时商人思想的特点，反映了商人活动本质的东西。如果说《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文若虚的发财还是天赐机缘的话，那么，《叠居奇程客得助》就是自觉地利用商业信息和囤积居奇的手段而发财致富了。

“三言”、“二拍”不仅以赞赏的笔调，正面描写商人的行商活动，而且还一反长期以来形成的“无商不奸”的偏见，热情褒扬了商人们在商业活动和人际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忠厚、正直、互相帮助、恪守信义的优良品德。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写布商吕玉偶然拾得二百两银子，他首先想到的是“倘或失主追寻不见，好大一场气闷”，后来遇着失主，还一路陪送他回家，将银子归还。作者肯定了吕玉这种拾金不昧、忠厚善良的高尚品德。《刘小官雌雄兄弟》写小店主刘德，自己家境并不宽裕，却“平昔好善，极肯周济人的缓急”，两次援救落难之人，不仅慷慨解囊，而且悉心照料，善始善终。作者表彰了刘德助人为乐的精神和慷慨任侠的气度。《施润泽滩阙遇友》写主人公施复在生意上锱铢必较，而当他拾到六两银子时，虽也想借此发家致富，但又想到失主失银后的悲惨境况，经过一番复杂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把银子还给失主朱恩。六年后，施复为买桑叶，途经滩阙时巧遇朱恩，朱恩以同样豪爽的态度帮助了困境中的施复。这个故事赞扬了小商人拾金不昧、富有同情心的高尚情操，表现出下层人民对以互助为基础的友谊的追求。

“三言”“二拍”对商人和他们经商活动的肯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的意义。我们知道，商人是“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10]。在商品流通领域，“他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不可缺少的中间人”^[11]。商业活动对生产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封建时代，商业资本在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具有破坏封闭的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而在长期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商业的发展就更显得重要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说“三言”“二拍”对商人的肯定，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

三、惊世骇俗的市民爱情观

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潮，作为对正统的、专制主义的、禁欲主义的思想叛逆，首先是以要求“人”的解放为其思想的主要特点的。李贽公开肯定人的“好货”“好色”的欲望，这实际上是代表了市民阶层对物质和精神的要求。所谓“好色”，其主要内容是要求爱情和婚姻的自由自主，这是“人”的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个性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封建的婚姻，是以男尊女卑为条件的，鼓吹爱情自由，就不能不抨击男尊女卑而主张男女平等。因此李贽认为，只有以男女平等为条件的爱情婚姻，才是真正自由的爱情婚姻。这种代表市民意识的新的爱情婚姻观念，具有近代人文主义的色彩。“三言”“二拍”中一些优秀的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就反映了这种以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为核心的市民爱情婚姻观念。

首先，“三言”“二拍”中不少作品突出表现了市民们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所规定的门第、等级观念，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封建成规，大胆而热烈地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自由与幸福。比如“三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写名噪一时而久有“从良”之志的名妓莘瑶琴，第一次与卖油郎秦重接触，便为他的忠厚老实、体贴入微所感动，感到“千百个中难遇此一人”。但此时她内心深处的门第等级观念，又使她不肯以秦重为从良对象：“可惜是市井之辈，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于他。”直到她被衣冠子弟百般凌辱后，她才从切身的体验中清醒过来，才认识到那些衣冠子弟“都是豪华之辈，酒色之徒，只知买笑追欢的乐意，那有怜香惜玉的真心”；而只有秦重这样的市井小民，才是真正“知心知意”的“志诚君子”，于是主动提出嫁给秦重，并表示“布衣蔬食，死而无怨”。花魁娘子在婚姻问题上对门第观念的摒弃，是秦重对她敬重关心、真诚相爱的结果。正是这种建立在互相尊重、平等基础上的爱情，使得王孙公子的高贵门第和泼天富贵相形见绌。这个故事形象地表达了市民阶层在婚姻恋爱问题上对金钱和门第的蔑视。类似的作品，在“三言”中还有不少，如《玉堂春落难逢夫》《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宿香亭张浩遇莺莺》等。其中《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一篇很有新意。这篇小说写少女莺莺与张浩私定盟约，后来张浩为父母所迫，欲另娶他人，莺莺闻知后，一不哭泣，二不自尽，而是向父亲说明她与张浩的关系，并向官府告了张浩一状，指控他“忽背前约”，要求法律能“礼顺人情”。莺莺的举动真是达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私定盟约，这已不容于封建礼法，而她竟敢为之诉之法庭，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想象的。这个故事最后以喜剧告终，它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对莺莺行动的支持和肯定的态度。

“二拍”中也有不少作品表现了同样的主题。如《通闺闼坚心灯火》，写少女罗惜惜与张幼谦少年同窗，情投意合而私订终身，但她父母嫌张家境贫寒，执意要把她嫁与豪门子弟。罗惜惜得知后，就夜夜与张私会，并立意殉情，要“欢娱而死，无所遗恨”。真是情无反顾，显得何等的真挚、决绝！其他如《李将军错认舅》《莽儿郎惊散新莺燕》也都是写女主人公私订终身，遭父母反对，她们都要以死来反对父母之命，她们只要情真，视荣华富贵如草芥。在她们面前，“父母之命”“门当户对”等封建婚姻成规显得何等的苍白无力，而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则在她们的婚姻选择中被强调到高于一切的地步。“二拍”中另一篇《张溜儿熟布迷魂局》也很值得重视。故事写陆惠娘原与骗子丈夫张溜儿一起行骗，用“仙人跳”诈骗钱财，后来她在行骗中爱上了陷入骗局的沈灿若，便毅然抛掉张溜儿，与沈灿若一起逃走，并结为夫妻。作者对她的举动评价甚高，夸她“能从萍水识檀郎”。作者通过这个故事所要说的是：不但未婚女子应该有恋爱婚姻的自由，就是已婚的有夫之妇，也应该有抛弃不好的丈夫而重新恋爱、结婚的自由。这对封建的婚姻观念实在是一种大胆的背叛。

“三言”“二拍”中一些爱情小说，还敢于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篱，表现出一种有悖于封建贞节观的新的贞操观念。如“三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是较出色的一篇。故事写蒋兴哥外出经商，经年不归，妻子王三巧在家寂寞无欢，被坏人勾引失足。蒋兴哥发现妻子奸情后，“如针刺肚”，内心十分痛苦，但他并没有严惩妻子，反是责怪自己“贪着蝇头微利，撇她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他一方面不动声色地把妻子休回娘家，一方面却又“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在妻子改嫁时，他还把十六只箱笼送给她作陪嫁。最后几经周折，蒋兴哥与王三巧又破镜重圆，并不嫌弃她二度失身于他人。这个故事鲜明地体现了那个时代市民的婚姻关系和道德观念，它说明封建的贞操观念在市民的婚姻生活中已逐渐失去其支配作用。又如“二拍”中的《酒下酒赵尼媪迷花》，写贾秀才的妻子巫娘子遭到流氓奸骗，痛不欲生，贾秀才不但没责备她，反劝道：“不要寻短见！此非娘子自肯失身，这是所遭不幸。”然后夫妻又合伙设计，杀了仇人。失身一事不但没有造成夫妻间的隔阂，反而“那巫娘子见贾秀才干事决断，贾秀才见巫娘子立志坚贞，越相敬重”，两人情投意合，白头偕老。封建的贞操观告诫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失节与夫妻感情似乎是无法调和的矛盾，但作者却把这二者和谐地统一起来了，而谅解的基础是夫妻间的信任和真情。这在封建社会里确实是很难达到的思想境界，与明中叶以前的小说比较，可以看到在妇女观上的巨大的变化和进步。相似的描写在“二拍”中还有不少，如《姚滴珠避羞惹羞》《两错认莫大姐私奔》《陶家翁大雨留宾》《赵司户千里遗音》《顾阿秀喜舍檀那物》等，也都程度不同地反映了同样的思想倾向。

“三言”“二拍”中还有一些作品反映了作者要求男女平等的主张，表现了下层妇女为争取人格的尊严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这类作品在“三言”“二拍”中成就最高。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写青楼名妓杜十娘，长期苦心经营，“韫藏百宝”，以作从良之资。爱上李甲后，仍一再试探李甲的忠诚和勇气，并为他做出了一个女性所能做的一切。但杜十娘的“从良”，并不仅仅是为了嫁一个男人，而是有着更高的追求。她追求的是以人格的平等和互相尊重为基础的爱情。因而当李甲在金钱诱惑和个人利益考虑下，“负心薄幸”地出卖她时，她没有用温情的泪水去求得李甲的哀怜，也没有用财富去换取李甲的回心转意，更没有包羞忍耻屈从于孙富，而是在面斥李甲、孙富之后，怀揣百宝箱，毅然投江，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爱情理想和人格的尊严，以一死来表示对那个黑暗社会的最后抗议。杜十娘的爱情悲剧，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烈性格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明中叶以后新兴起来的争取人权的思想潮流正成为文学作品创作的主潮。

“二拍”中的一些作品也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平等思想，比如在《满少卿饥附饱飏》中，作者就对封建婚姻中男女关系的不平等，提出异议：

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子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在当时，作者能有这样的认识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正如恩格斯所说：“凡在妇女方面被认为是犯罪并且要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却被认为是一种光荣，至多也不过被当作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12]作者的这种思想也体现在他作品的具体描写中，在他笔下的许多妇女形象，都是以一种新的、与男子平起平坐甚至以胆识超过男子的面目出现。如《同窗友认假作真》中女扮男装、文武双全的闻俊卿，《李公佐巧解梦中言》中女扮男装、以才智报杀父杀夫之仇的谢小娥，《顾阿秀喜舍檀那物》中才智过人、忠于爱情的王氏，《程元玉客店代偿钱》中身怀绝技、除暴安良的巾帼英雄韦十一娘，还有《破勘案大儒争闲气》中光明磊落、不畏官刑的妓女严蕊，这些都是才智胆识不让须眉的新女性。作者从品德和能力上肯定她们，实际上就是对男女不平等、压迫妇女现象的严重抗议。它同样表现了新兴的市民阶层进步的思想意识。

四、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

这一类作品在“三言”“二拍”中占有相当的数量，作者把批判的笔触指向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或揭露奸臣弄权、陷害忠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残酷；或鞭挞封建官吏的贪赃枉法，残害无辜；或控诉土豪劣绅仗势欺人，横行乡里；或描述流氓恶棍的种种坑蒙拐骗的恶行，反映了当时恶浊的社会风气。这一切，对我们充分认识封建社会腐朽的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是反映明代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杰作。它写的是明代奸相严嵩父子专权时，打击异己，进行政治迫害的无数冤案中的一件。故事所依据的材料绝大部分是真人真事，《明史·沈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作品主要是写忠正耿直的沈不满于奸臣严嵩父子的倒行逆施，置生死于度外，直接与严嵩父子展开斗争，并由此引起家破人亡的一连串悲惨事件。斗争的性质虽属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忠奸之争，但由于作品深刻揭露了严嵩父子及爪牙们祸国殃民的罪行；又写了一些下层人民对沈父子的同情和支持，说明在客观上沈的斗争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就使得这个故事具有较普遍的社会意义。《卢太学诗酒傲王侯》写“贪酷无比”的浚县知县汪岑因当地士绅卢柟冒犯了自己，便利用卢柟家人的罪名，陷害卢柟，罗织成死罪，又怕事情败露，企图在狱中以私刑拷死卢柟。汪岑致人于死地的动机，仅仅是因为卢柟对他态度傲慢，而作品中有关汪岑“必置之死地，才泄吾恨”的描写，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官僚贪酷无耻、阴险毒辣的本相。《木棉庵郑虎臣报冤》也是这类作品中写得较好的。小说对南宋奸相贾似道肮脏的一生作了艺术的再现。贾似道原是斗鸡走狗、饮酒宿娼、一身恶习的无赖，依靠身为贵妃的堂姐的势力一步登天，爬上宰相的高位。他陷害忠良、独揽朝政、杜绝贤路、结党营私，干尽了伤天害理、奸邪误国的勾当，最终落得个可悲的下场。小说通过对这个人物卑鄙、阴险、凶残而又无能的面目的刻画，表达了人民对权臣酷吏的愤恨和鄙视。

揭露贪官污吏贪赃枉法、残害无辜的作品写得较好的有“二拍”中的《恶船家计赚假尸银》《进香客莽看金刚经》《王渔翁舍镜崇三宝》《青楼市探人踪》《钱多处白丁横带》等。作者对晚明官场的腐败之风是痛心疾首的，因此对此的揭露也尤其深刻，令人触目惊心。作者在《恶船家计赚假尸银》中谴责那些“如今为官作吏的人，贪爱的是钱财，奉承的是富贵，把那‘正直公平’四字抛却东海大洋”。《进香客莽看金刚经》中的柳太守，就是一个贪官的典型，他有“极贪的性子”，听说某寺珍藏的白居易手书的《金刚经》价值千金，便一心要弄到手，不惜串通劫盗，构设罪名，诬陷该寺住持，直到索到这部《金刚经》才罢手。《王渔翁舍镜崇三宝》也是写一个身为提刑官的“大贪之人”浑耀，为了抢夺一面宝镜，反复勒索法轮和尚，竟至将和尚打死。《青楼市探人踪》写一个又贪又狠、“除了银子再无药医”的杨巡道，为官时贪财纳贿，被撤职回乡后，“所为愈横”，“终日在家设谋运局，为非作歹”，干尽伤天害理的事情。《钱多处白丁横带》则揭露了官场里卖官鬻爵的现象。郭七郎用钱买了个刺史，张多保告诉他，做官“有的钱赚，越做越高，随你去剥削小民，贪污无耻，只要有使用，有人情，便是万年无事”。这一切都充分暴露了封建官场的腐败黑暗和封建官吏鱼肉百姓的本质。

对土豪劣绅仗势欺人、横行霸道的罪恶，“三言”“二拍”也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如《灌园叟晚逢仙女》写恶少张委看上了爱花如命的秋先老人的花园，竟强迫秋公把园子卖给他，甚至提出要把秋公一同买下，并威胁说如果不卖，“就写帖儿送到县里去”！遭到秋公反对后，他果然诬告秋公为妖人，打入牢狱。活活是一副恶霸的嘴脸。小说最后写张委受到了严惩，这表现了人民惩恶扬善的愿望。但在封建社会中，像张委这样的恶霸是很难受到实质性的惩罚的，因为在他的后面，有一个庞大的专制政权在支持着。对现实生活中的各色骗子拐子、流氓恶棍，作者也一一予以曝光：有的专以炼丹烧银诈骗钱财，如《丹客半黍九还》中的“丹客”；有的丧心病狂、专以自己的妻子为诱饵行骗，如《张溜儿熟布迷魂局》中的张溜儿；有的专以拐卖良家妇女为职业，如《姚滴珠避羞惹羞》中的汪锡和王婆；有的教唆词讼，进行讹诈，如《赵五虎合计挑家衅》中的牛三、周丙等；还有结伙设局行骗的职业盗骗集团，如《沈将仕三千买笑钱》中的王朝议、李三、郑十等。这些形形色色的骗子恶棍，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而且屡屡得逞。这正深刻地暴露了现实社会的黑暗和当时世风的恶浊。

五、卓越的人物塑造艺术

“三言”“二拍”是由宋元小说话本直接发展而来，因此在艺术上仍保持了不少小说话本的特色，如叙述方式、结构体制、语言的运用和提炼等，都继承了小说话本的优良传统。但“三言”“二拍”多是文人创作，因此它在艺术上又有很多新的发展，更趋于成熟和定型化。比起话本来，它的篇幅大大加长了，主题思想更为集中鲜明，作品结构更为谨严，故事情节更为曲折动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就。“三言”“二拍”的作者在吸收前人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多样化的艺术手段，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富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有如一幅幅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卷，展现了明代社会中的各类人物，特别是城市市民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风貌，具有很高的历史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首先，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社会生活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们的性格特征。比如《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的王娇鸾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她们都向往和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和婚姻，都同样在爱情上经历了从希望、追求到幻灭、绝望的悲剧历程，最后都为维护自己的爱情理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由于她们各自的身份、生活环境的不同，因此在同样的遭遇中表现出了不同的性格特征。王娇鸾是“深闺养育”的“名门爱女”，她选择周廷章，是因为他“才情美貌”和“门户相同”，当周一去三年，杳无音信，负心背盟后，她先是不死心，频频寄书传简，希望他回心转意，而当这一希望破灭时，她一方面下了必死的决心，另一方面又想到“我娇鸾名门爱女，美貌多才。若嘿嘿而死，却便宜了薄情之人”。于是利用父亲的关系，将周负心的丑行诉诸官府，通过官府严惩了周廷章。杜十娘则是一个青楼名妓，深谙世道，在爱情选择上，更注重对方的品德。她虽与李甲“朝欢暮乐”，“如夫妇一般”，但在下决心之前，仍多次考验李甲，表现出稳重和心计。而当她一旦发现李甲的负心忘义后，她不乞求，也不想用金钱去换取李甲的回心转意，而是勇敢地在众人面前指控李甲的不义和孙富的不仁，最后与百宝箱一起葬身大江。相形之下，王娇鸾更显出千金小姐的软弱、轻信，缺乏生活经验，但又恩怨分明；杜十娘则显得机智、刚烈、老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们性格上的差异，显然与她们的身份、生活环境的不同有很大的关系。

“三言”“二拍”还善于透过人物的言行，去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使人物更富于形象的生动性和可感性。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的王三巧，从“目不窥户”、安分守己到引狼入室、失身于人，其间她性格发展的整个复杂过程，以及她思想感情、内心深处的极其细微的变化，就完全是通过她自身言行的动态描绘，而层次分明地展现出来的。作品写她因买珠宝首饰，不知不觉坠入薛婆的圈套，先是与薛婆一般性交谈，竟产生好感，接着便是“一日不见她来，便觉寂寞，叫老家人认了薛婆家，早晚常去请她”。最后干脆邀薛婆来家歇宿，两人饮酒耍笑，抵足而眠。对薛婆淫词秽语的挑逗，她先是制止，接着既不制止也不插言，最后竟插言逗趣，津津乐道。王三巧言行上的这种变化，正是她内心世界变化的具体表现。在薛婆的引诱下，我们看到她性格中轻浮、软弱、贪求枕席之欢的一面得到了恶性的发展，这也是她失足的思想基础。同样，小说中薛婆老谋深算、随机应变、巧舌如簧的性格，也是通过她引诱王三巧的言行中显露出来的。又如“二拍”中的《韩秀才乘乱聘娇妻》，写韩秀才参加岁考后，“甚是得意”，以为这下县前许秀才的女儿便可嫁给他了。“出场来将考卷誊写出来，请教了几个先达，几个朋友，无不叹赏。又自己玩了几遍，拍着桌子道：‘果然有些老婆香！’”这里，正是通过韩秀才的言行，把他那种踌躇满志和天真穷酸的性格描摹得淋漓尽致。

“三言”“二拍”还善于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来塑造人物性格。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作者写秦重辛苦一年，攒足与花魁娘子“相处一宵”的花柳之资，又诚心诚意地等了几个月，才得以见到带醉归来的美娘，而美娘却对他表示了冷淡，在这种情况下，作品紧接着便有一个对揭示秦重的性格十分重要的细节描写：

秦重看美娘时，面对里床，睡得正熟，把锦被压于身下。秦重想酒醉之人，必然怕冷，又不敢惊醒她。忽见阑干上又放着一床大红紵丝的棉被。轻轻地取下，盖在美娘身上，把银灯挑的亮亮的，取了这壶热茶，脱鞋上床，捱在美娘身边，左手抱着茶壶在怀，右手搭在美娘身上，眼也不敢闭一闭……美娘放开喉咙便吐，秦重怕污了被窝，把自己的道袍袖子张开，罩在她嘴上。美娘不知所以，尽情一呕。呕毕，还闭着眼，讨茶嗽口。秦重下床，将道袍轻轻脱下……斟上一瓯香喷喷的浓茶，递与美娘……

秦重在这里不是把美娘看作花钱玩弄的宠物，而把她当作一个需要关怀、需要帮助的人，他的“知情知趣”，充满了对美娘的真心的爱和尊重。这一细节，正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秦重“志诚忠厚”、善良细心的性格。又如“二拍”中《占家财狠婿妒侄》有一细节，写员外要到庄上收割，临行，“员外叫张郎取过那远年近岁欠他钱钞的文书，都搬出来，便叫小梅点过灯，一把火烧了。张郎伸手火里去接，被火一逼，烧坏了指头叫痛。员外笑道：‘钱这般好使！’”这一细节，入木三分地把张郎“贪小好刻薄”、“苦苦盘算别人”的性格刻画出来了，具有很强的讽刺性。这类出色的细节描写，在“三言”“二拍”中举不胜举，这也正是它艺术上成熟的标志。

抓住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反复加以渲染，使之清晰完整、突出鲜明，也是“三言”“二拍”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方法。比如《卢太学诗酒傲王侯》中卢柟豪放不羁、傲视权贵的性格，就是在他与贪酷阴险的县令汪岑的矛盾冲突中反复渲染、层层加深而突显出来的。当卢柟的傲慢激怒了汪知县，汪某派公差来拘捕他时，他正在暖阁上与宾客饮酒。众公差明火执仗打入房帷，乘机抢劫，众宾客惊恐万状，卢柟却全不在意地说：“由他自抢，我们且白吃酒，莫要败兴，快斟热酒来”；待他被绳索套住拿到公堂上时，他仍是“挺然居中而立”，当面责斥汪岑；及被打得血肉淋漓，由家人扶往监狱时，他仍然“一路大笑走出仪门”，并吩咐家人送酒到狱中来；直到最后，他被囚禁十年，新任知县冒着丢官的风险，斗胆为他平反，他去见救命恩人时，仍是“轻身而往”，“长揖不拜”，不愿傍坐，并当面唐突道：“老父母，但有死罪的卢柟，没有傍坐的卢柟。”在生死攸关的激烈冲突中，经过这样反复的层层渲染，卢柟傲视权贵、狂放不羁而又带有贵公子不谙世情的性格愈益显得鲜明耀眼，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三言”“二拍”还善于通过勾魂摄魄的心理描写，细致入微地刻画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蒋兴哥在外经商，得知家中妻子失节后，“如针刺肚”，急急赶回家去。“望见了自家门首，不觉堕下泪来。想起：‘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她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在路上性急，巴不的赶回。及至到了，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懒一步……”这段心理描写充分地表现出了蒋兴哥的性格特征和思想斗争的过程。他此刻的情感是十分复杂的，气恼苦恨，伤心流泪，开始时还恼恨妻子，到后来反而责怪自己，这是善良厚道、富于情感的小商人特有的心理活动，作者写来贴切真实，生动感人。《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则通过刻画负心汉莫稽在不同处境不同地位时内心世界的变化，来展现他那种顽劣卑微、趋炎附势的性格特征。其他如“二拍”中的《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丹客半黍九还》等篇，也都有十分精彩的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这种勾魂摄魄的描写手段，不仅使小说摆脱了一般人物描写的俗套，而且使人物形象更富有立体的质感。

[1] 为节省文字，本文所论及的小说，凡题目为对句的，均取首句代之。

[2] 王挺《挽冯梦龙》，《冯梦龙集笺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3] 《〈乾隆〉福宁府志》卷十七《循吏传》，清李拔纂修，清光绪六年重刊本。

[4] 《古今小说》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5] 《警世通言》叙，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6] 《警世通言》叙。

[7] 孙楷第《三言二拍源流考》，见《沧州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30页。

[8] 姑苏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见《今古奇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

[9] 抱瓮老人，真实姓名不详。但原刻本题页上有“墨憨斋手定”等字样，故推测其可能是冯梦龙的朋友。

[10] ,

[1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