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宋元小说话本
一、小说话本的体制和概况
宋元小说话本的体制结构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即：题目、入话、正话和篇尾。题目是根据正话的故事来确定的，是故事内容的主要标记。入话，也叫“得胜头回”、“笑耍头回”，就是在正文之前，先写几首与正文意思相关的诗词或几个小故事，把它作为开篇，以引入正话。“入话”具有肃静听众、启发听众和聚集听众的作用。正话，即故事的正文，是小说话本的主要部分。正话在叙述故事时，也不时穿插一些诗词，用来写景、状物，或描写人物的肖像、服饰，它具有渲染气氛、增强效果的作用。小说话本一般都有篇尾，往往用四句或八句诗句为全篇作结，有时也用词或整齐的韵语作结。篇尾一般游离于情节结局之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是由说话人（或作者）自己出场，总结全篇主旨，或对听众加以劝诫，或对人物、事件进行评论。小说话本这种体制的形成和定型，是“说话”艺术长期发展的结果，它标志着小说话本的成熟。
小说话本在宋元时代，数量很多，据《醉翁谈录》《也是园书目》《宝文堂书目》等书记载的篇题，约有一百四十多种。但由于在封建社会里，这种民间文学始终受到统治阶级和正统文学家的歧视和排斥，再加上开始时小说话本多以单篇抄录的形式存在，无人编辑整理，因此在流传与保存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大部分作品都已散佚。保存至今的大约只有四十余种，主要散见于明代的《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1]《熊龙峰四种小说》和冯梦龙编撰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书中。
小说话本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的取材于现实生活，有的从《太平广记》《夷坚志》等书中选取题材，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生活，融入作者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加工创作成富有时代气息的小说。现存的作品主要包括了爱情婚姻、诉讼案件、历史故事、英雄传奇、神仙鬼怪等方面的内容。讲述历史故事的作品写得较好的有《张子房慕道记》《老冯唐直谏汉文帝》《汉李广世号飞将军》等，这些故事多写英雄贤士的怀才不遇和统治者的昏庸残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反动。以英雄传奇故事为题材写得较好的有《史弘肇龙虎君臣会》《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等，这些作品多描写英雄人物的发迹变泰，寄托了下层人民渴望翻身解放的幻想，宣扬了“王侯将相本无种”的思想。一些讲述神仙鬼怪的作品则反映了小说话本落后消极的一面，如《西山一窟鬼》《西湖三塔记》《定州三怪》等，都着力于描述精灵鬼怪，散布恐怖气氛。小说话本中还有一些宣扬因果报应和佛教戒律的作品，如《菩萨蛮》《五戒禅师私红莲记》《花灯轿莲女成佛记》等。这些作品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时代社会原因，也反映了小说话本思想内容上的复杂性。
从总的来看，宋元小说话本中数量较多、质量较好的当属以爱情婚姻和诉讼案件为题材的作品，这两类作品代表了当时小说话本的最高成就。
二、执著追求自由的爱情婚姻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的婚姻制度剥夺了男女之间表达爱情、自由结合的权利，造成了许许多多爱情和婚姻的悲剧。与此同时，千百年来青年男女为争取爱的权利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息。这种社会现实反映到文学中，就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反封建的积极主题。宋元小说话本继承了这一文学的永恒主题，并以更广泛的反映来展开和深化这一主题，从而在中国小说史上留下了不少独放异彩的佳作，如《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志诚张主管》《快嘴李翠莲记》等，都是其中脍炙人口的名篇。
《碾玉观音》写一个发生在咸安王府中的女奴璩秀秀与工匠崔宁的婚姻悲剧。作品赞颂了女奴秀秀为争取人身的自由、争取独立自主的婚姻而顽强斗争的精神，鞭挞了制造悲剧的咸安郡王的野蛮残暴，从而揭示了下层人民与封建统治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具有较深刻、较积极的思想意义。
在作品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璩秀秀这个女奴的形象，这是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未曾出现过的一个崭新的女性形象。她美丽聪明，大胆泼辣，桀骜不驯，没有一点矜持和忸怩之态，更没有封建道德的负担。她爱上玉匠崔宁后，就敢于大胆追求，当王府失火、偶遇崔宁时，她首先主动提出：“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而当崔宁尚犹豫不决时，她更进一步小用心计，促使崔宁下决心与她做成夫妻，然后双双逃亡，去过自由独立的生活。在那个时代，秀秀的言行确实达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她的行动具有双重叛逆的性质：一是对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蔑视和反抗，一是对封建婚姻制度、伦理道德的背叛。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他们最终无法逃脱咸安郡王的魔掌，在残酷的迫害面前，在幸福被毁灭的时刻，我们看到了秀秀又一次的挣扎和反抗。恶势力夺走了她的生命，而她的鬼魂却仍怀着强烈的生活欲望和执著的爱，去苦苦追求自己的理想。秀秀鬼魂的出现，当然只是一种主观幻想的产物，作者正是用这种浪漫手法，来进一步揭示秀秀美好的灵魂和执著反抗的性格，进一步控诉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从而使这篇优秀的爱情小说具有更强烈的社会批判性。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和《志诚张主管》写的也是青年女子对自由爱情、自主婚姻执著追求的故事。前一篇写商人的女儿周胜仙与范二郎相爱，却因父亲的反对而难遂心愿，相思成疾，郁闷而死；死后复苏，再去寻找范二郎，却被范误认为鬼，失手将她打死；死后鬼魂仍去找范二郎，并在梦中结为夫妻。后一篇也是写一个老员外的小夫人爱上青年主管张胜，却因对方的软弱而终致身亡，死后鬼魂继续追求张胜。这两个故事的主题与《碾玉观音》是一致的，它们都表现了青年女子大胆反抗封建礼教、热烈追求婚姻幸福的主动精神。
《快嘴李翠莲记》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那个时代青年女子的婚姻悲剧。作品侧重描写李翠莲对封建礼教的大胆反抗。她性格刚直，心灵嘴快，蔑视一切封建礼法，不论是在家作女儿，还是出嫁作媳妇，都锋芒毕露，毫不妥协，与封建礼教格格不入。作者用富有喜剧性的夸张笔墨，着力渲染了她这种不屈不挠的叛逆性格。比如燕尔新婚，她便无法忍受夫家的礼俗规矩，“打先生，骂媒婆，触夫主，毁公婆”，她的行为被封建家长视为大逆不道，被休弃回娘家。回家后，又受到父母兄长的责备和嫌弃，现实社会无处容身，她最终只得投身佛门，去寻求超脱世俗的自由。这个富有喜剧色彩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深刻的悲剧，它在诙谐中饱含着深沉的悲愤。李翠莲仅仅因心直口快便不能见容于那个社会，不仅失去了婚姻家庭，甚至连父母兄弟也不能原谅她，以至于陷入孤苦无告的窘境，这就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礼教束缚妇女的残酷性；而李翠莲对封建礼教始终如一、宁折不弯的抵制和反抗，也明显地表现出那个时代的下层妇女对男女平等和个性自由的强烈要求，表现了广大妇女民主意识的初步觉醒。
上述作品都成功地塑造了富有反抗精神的下层妇女的形象，她们都是过去文学作品中未曾有过的闪耀着民主性思想光芒的全新形象。她们的出现，表明宋元小说话本已从更深的层次上开拓了中国文学反封建的传统主题。
三、抨击封建吏治的黑暗腐朽
以狱讼事件为题材的公案小说，在话本小说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类作品涉及的社会生活面极为广阔，它直接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比较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黑暗腐朽的封建吏治，对没有人权保障的下层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同时也热情赞颂了那些能为人民出气的绿林好汉。《错斩崔宁》《简帖和尚》《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都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
《错斩崔宁》叙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因十五贯钱而引起的冤案。这个案件看似复杂，其中有不少偶然巧合的因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府尹的“率意断狱，任情用刑”。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这段冤枉，仔细可以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遗憾的是，像这样的糊涂问官，在封建社会里，却比比皆是！作品告诉我们，如此错误的审问和判决，居然是“部复申详，倒下圣旨”，指令“行刑示众”，这就进一步揭示出了封建吏治的昏庸腐朽，草菅人命。同时作品通过一句戏言竟酿成大祸的描述，也反映了当时人民生命财产没有保障，随时可能就会有横祸飞来的悲惨命运。
《简帖和尚》写皇甫松中了恶棍和尚设下的简帖毒计，认定妻子杨氏与人有私，送官拷问，官府偏听一面之词，威逼杨氏招供，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定离异，杨氏终落和尚之手，后来由于和尚阴谋暴露，她又被官府判归夫家。这个故事通过一个善良妇女无端被暗算、被冤屈、被损害的遭遇，揭露了封建社会中邪恶势力的横行、官吏的昏愦冷酷和妇女任人摆布的悲剧命运。皇甫松的凶暴审妻，是封建夫权观念膨胀的结果，而开封府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判定皇甫松可以休妻，这对毫无经济保障的杨氏来说，无疑是要把她逼往死路，这实际上是助纣为虐，为简帖和尚阴谋得逞开了绿灯。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亦可看到封建官僚机构的腐朽和可恶。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是一篇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侠义公案小说。它描写侠盗宋四公、赵正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凭着自身的本事，惩治了一些为富不仁的财主和昏庸糊涂的官僚，闹得禁卫森严的东京城一片混乱，不得安宁。这个故事带有官逼民反的思想倾向。作者着意渲染侠盗们的轻财尚义和机智灵巧，嘲笑了封建官吏的愚蠢无能，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封建官府色厉内荏的本质和腐败黑暗的政治。
公案小说写得较好的还有《错认尸》《错勘赃》《汪信之一死救全家》等，这些作品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腐朽的封建官府，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悲惨命运，具有积极意义。
四、独具风采的艺术特色
由于小说话本是由“说话”这一民间技艺演化而来，主要又是在市民生活的土壤上生长发展起来的，它们的作者又大多与下层人民声息相通，因此在人物形象、情节结构以及语言风格等方面，必然会形成自己独具风采的特色。
首先，小说话本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富有时代气息和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如《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周胜仙，《志诚张主管》中的小夫人，《快嘴李翠莲记》中的李翠莲等，这些都是个性化很强的人物形象，她们身上无不闪耀着时代的光辉。作者们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一是能够注意结合人物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比如秀秀和小夫人，她们都是被压迫的下层妇女，都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自由，并都为此丢掉了性命。但由于她们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不同，因此她们的性格也有差异。小夫人出身虽不高贵，但毕竟得到过王招宣的宠幸，又二度为人侍妾，因此性格较温顺软弱，在追求爱情幸福的过程中，她往往乞灵于金钱财物，而且缺乏眼力，把自己的爱情理想一厢情愿地寄托在胆小无情的张主管身上，因此直至死后变为鬼魂也未能如愿。而市井平民的女儿秀秀，则显得大胆泼辣，王府失火，她公然“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贵”逃走，遇到心上人崔宁，就直截了当地提出结婚的要求，并软硬兼施说服崔宁，双双远走高飞，去做长久夫妻。在秀秀的性格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女性的娇羞，有的只是直爽、坦率、敢于讲求实际，这正是她长期的市井生活和女奴的身份所决定的。
小说话本还善于通过人物的内心活动和言行等的细致刻画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如《错斩崔宁》写刘贵驮钱带醉回家，与陈二姐的一段对话，以及刘贵睡着后陈二姐的内心活动和离家前后的行动，就十分真实地表现了陈二姐的思想性格。刘贵醉后戏言，说已将陈二姐典卖他人，陈二姐信以为真，对这飞来的横祸，她没有任何怨恨和反抗，想的只是：“不知他卖我与甚色人家？我须先去爹娘家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到我家，也须有个下落。”离家前，她把十五贯钱分文不动地堆在刘贵脚后跟，拽上房门，并交代邻居转告刘贵自己的去向。陈二姐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言行和内心活动，实际上极为真切地揭示了她逆来顺受、任人支配和细心善良的性格特征。
小说话本还善于用夸张的手法，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作者就是用夸张的手法，来刻画宋四公、赵正等人的侠盗性格。作者写他们神出鬼没，武艺非凡，以致闹得东京城草木皆兵，王爷大尹们魂飞魄散，这样就突出了侠盗们的勇敢和机智。对一些反面人物，作者也常用夸张的手法来刻画他们的性格特性。如《碾玉观音》中咸安郡王的凶狠残暴，《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万员外的吝啬刻薄，都是通过夸张的描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情节曲折、故事性强，也是小说话本鲜明的特色。小说话本保留了诉诸听觉的说书艺术的特点，十分注重故事情节的安排，讲究结构完整，线索清楚，剪裁得当。一般说来，小说话本在展叙故事时，都有开端的概括介绍，都有故事情节的发展、高潮和结局，并随时注意情节发展的前后照应，同时也善于使用伏笔、制造悬念，增加情节的曲折性，以取得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比如《简帖和尚》，在情节的安排上就十分成功。故事从奸僧出场行骗写起，到阴谋败露、奸僧伏法结束。作者并没有一开始就把奸僧的人品、意图介绍给读者，而是采用层层剥笋式的写法，通过娓娓叙述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故事的开始写一个来历不明的官人托僧儿送简帖到皇甫松家去，既要当面交给杨氏，又要让其丈夫知晓。简帖的暧昧使皇甫松认定妻子有私，便送官拷问，杨氏的申诉使人相信她是清白的，但那位“官人”恶意中伤的目的何在？这官人又是何许人？作者却避而不谈，只是一路说下去，写到杨氏被休改嫁，在大相国寺重遇故夫，而“官人”被大相国寺一个“打香油钱的行者”撞见后，读者才知晓，原来简帖事件是一连串精心绾结的连环套，那位若隐若现的“官人”也才彻底暴露了他的庐山真面目，而随着读者疑团的消释，故事也就结束了。这样的结构情节，虽然曲折离奇，但作者却没有故弄玄虚，而是自然、平顺地写来，显得简练、谨严、引人入胜。
小说话本在情节安排上还十分讲究“巧合”，通过偶然性的巧合，来加强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当然这种巧合绝不是荒诞离奇，偶然性是由必然性决定的。作品中的“巧”，来源于生活，又经过作者的艺术提炼，因此它能反映生活的真实，体现客观的规律。如《错斩崔宁》，作者在情节安排中，处处抓住一个“错”字，在“错”的背后，又处处强调一个“巧”字。刘贵戏言，二姐出走是“巧”；二姐走后刘贵被杀，又是“巧”；二姐偶遇崔宁，结伴同行也是“巧”；而刘贵丢失的钱与崔宁身上的钱又同是十五贯，更是巧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于是这种种巧合，就直接导致了邻里的“错”和官府的“错”，以至于使他们被错判死刑。当然，这些偶然的巧合中，又包含着必然性的因素。二姐对一句“典身”的玩笑信以为真，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买卖妻妾的现象，而“男女同行，非奸即盗”的社会舆论和封建官府的黑暗腐朽、草菅人命，又直接导致他们含冤被杀。正因为这种种巧合是以生活的真实为基础，所以才“巧”得可信，“巧”得动人，既扣人心弦，又合情合理。
小说话本在语言上的重要特色，一是运用生动活泼的白话语言来叙事状物。这种白话语言和唐传奇所使用的那种典雅的文言大不相同，它是在民间口语、谚语和修辞技巧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文言的成分而提炼出来的一种新的文学语言，无论叙事写景、抒情状物，还是刻画人物性格，都显得简洁明快、通俗生动。小说话本中许多优秀的篇章，如《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等，都成功地做到了用白话来描写社会日常生活，叙述骇人听闻的奇闻逸事，并抒发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二是小说话本的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如《碾玉观音》中王府失火后，秀秀与崔宁的一段对话：
秀秀道：“当日众人都替你喝采：‘好对夫妻！’你怎地倒忘了？”崔宁又则应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如何？”崔宁道：“岂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崔宁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宁做夫妻不妨；只一件，这里住不得了。要好趁这个遗漏，人乱时，今夜就走开去，方才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凭你行。”当夜做了夫妻。
寥寥几句对话，就把秀秀大胆泼辣和崔宁随和懦怯而又谨慎细心的性格活脱脱地写出来了。类似的人物语言，在小说话本中处处可见，这也是小说话本塑造人物形象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说话本还大量运用了概括力极强的俗语、谚语。这些语言充满泥土气息，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例如，说人面临危机时是：“猪羊走入屠宰家，一脚脚来寻死路。”说人脱离困境时是：“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不再回。”说求人的难处是：“将身投虎易，开口告人难。”说金钱万能是：“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还有“着意栽花花不发，等闲插柳柳成荫”、“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这些带有特别规定性涵义的谚语，具有一针见血、言简意赅的作用，它既节省了文字，适合短篇小说短小精悍的要求，又能给读者以鲜明深刻的印象和生活经验的启示，这些语言长期以来一直活在人们的口头上，有的流传到今天也仍具有生命力。
五、开创中国小说的新纪元
宋元小说话本在小说史上的变革意义，首先表现在它第一次全面突破了以文言为主的小说用语的范畴，采用了广大人民群众都能接受的白话来进行写作，开始了我国文学语言上的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知道，随着宋代工商业的逐渐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也日益壮大，他们的文化程度、思想意识和生活情趣都要求有适合于他们口味的文学。而从汉唐以来就已经流行的传统诗文，以其艰深高雅而使他们无法接受，即使是故事性较强又有一定趣味性的魏晋志怪和唐人传奇，也由于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的狭窄和语言上的障碍，不能充分地适应他们的需要，于是小说话本便应运而生了。小说话本起初是以口头创作的方式出现的，它尤其要求通俗性和故事性，以适应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审美情趣，这就使得话本的语言必须是当时通行的口语。从口头创作转为书面文学时，这种通俗的口语经过市民作家的加工改造，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风格。它既保存了口头创作的灵活性、通俗性，又具有书面文学的精练性。这一变化，不仅使文学语言本身得到了丰富，而且艺术手段也更加多样化，从而使作品产生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正如郑振铎所说的那样：“宋人的短篇话本，就今所传者观之，其运用国语文的技术，似已臻精美纯熟之境。他们捉住了当前的人物，当前的故事，当前的物态，而以恳恳切切的若对着面的亲谈的口气出之，那末样的穷形尽相，袅袅动听，间或寓以劝诫，杂以诙谐，至今似乎还使我们感到他们的可爱。难怪当时这些说话人是如何的门庭如市了。”[2]这说明，宋元小说话本语言的白话化，使得这种文学样式有可能成为多数人民的共同财富，使人民有可能从小说作品中受到更多的鼓舞和教育。
当然，仅仅语言上突破是不够的，与之相适应的是宋元小说话本在题材内容上的更新，而这一点则在更深的层次上决定了小说话本在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宋以前的小说，主要指魏晋小说和唐代传奇，基本上是反映当时社会中上层所发生的事，虽然一些优秀的作品，也表现了进步的思想倾向，但作品的题材内容和审美情趣仍然停留在封建知识阶层的圈子里，与下层人民的需要有相当的距离。而小说话本则是在下层社会中产生，它不仅直接取材于市民的日常生活，反映市民的情感和意识，而且是站在市民的立场上来反映的。从思想内容上看，小说话本的反封建意识更为强烈，市民作家们往往无视封建道德的威权，大胆地描写市民们的爱和恨，与他们的反抗和追求；从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看，小说话本完全突破了六朝小说和唐传奇局限于社会中上层的框子，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下层市民的艺术形象，使下层人民特别是市民的形象第一次作为主角登上了小说作品的席位。当然，并不是所有小说话本的题材都取材于现实生活，有些则是取材于志怪小说或传奇作品，例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素材就是取自《夷坚志》。但小说话本在处理旧题材时，却是从当代市民的道德观点和美学观点出发，对旧题材作了脱胎换骨的创造性的艺术改造，对人物性格也能做新的处理，从而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宋元小说话本对后世的长短篇白话小说和戏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清长篇白话小说从体制上看虽然更多地承袭了宋元讲史、说经话本的传统，但在人物形象的鲜明、细节描写的真实、情节结构的巧妙、语言风格的简洁明快以及题材的多样化等方面，却更多受益于小说话本。从题材的角度看，宋元小说话本中的爱情题材对明清人情小说、狱讼小说对公案侠义小说、英雄传奇故事对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神仙鬼怪故事对宗教奇幻小说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明清的短篇白话小说更是直接从小说话本发展而来，明清白话短篇小说又称“拟话本”，就说明了它们之间亲密的承继关系。可以说，宋元小说话本开辟了中国短篇小说的一条新路。甚至于在小说史上自成一系的明清文言小说，在创作精神和艺术方法上也从小说话本中汲取了有益的养分，这恐怕也是明清文言小说能重放光彩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元小说话本也为同时代和后世的戏曲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宋元戏曲有《志诚主管鬼情集》《洪和尚错下书》《柳耆卿诗酒玩江楼》《曹伯明错勘赃》等。明清戏曲中取材小说话本的也很多，最著名的是清初戏曲家朱素臣采用《错斩崔宁》的情节，写成《十五贯》传奇（又名《双熊梦》），几百年来盛演不衰，至今仍被视为昆曲的经典剧目，深受观众的欢迎。
[1] 有学者认为它不是宋元旧本，而是根据“三言”“伪造的”。
[2] 《宋元明小说的演进》，《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