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传奇小说
一、唐传奇
（一）唐传奇兴盛的原因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被称为“特绝之作”的传奇小说，开始出现在文坛上，并以其优美的艺术形式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与唐诗同被誉为“一代之奇”。唐人传奇的出现，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已开始在文学领域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鲁迅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1]鲁迅的这段话，精确而概括地指出了唐传奇在小说史上所起的变革作用：首先，传奇小说绝大部分是文人有意识的创作，也就是说，唐传奇的作者能比较自觉地借助小说的形式，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反映现实，抒写理想。其次，传奇小说在艺术形式方面有了极大的改进，无论构思布局、人物描写、语言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它在艺术上的成就，已经超过了六朝小说，标志着古代小说的成熟。
唐代文言短篇小说之称为“传奇”，最早见于元稹《莺莺传》，后来又有晚唐裴铏的《传奇》，宋以后根据这种小说记叙奇行异事的特点，遂以传奇概称之。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人们对小说也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偏见，一些正统派文人轻蔑地称其为“传奇”，以别于高雅的古文。
唐代传奇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和唐代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分不开的。唐代前期，由于统治者在生产上采取了一系列进步的措施，如推行均田制，减轻赋役等，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达，带来了城市的兴盛和城市人员成分的复杂化，官僚豪绅、商贩、手工业者、无业游民、落魄文人汇聚一处，从而使得都市中人们的社会联系日趋广泛，社会生活的内容更为复杂。这种状况，一方面开阔了传奇作家的视野，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他们有可能摆脱单纯志怪的狭小范围，而去表现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市民阶层兴起，为了满足他们对文化娱乐的需要，产生了“市人小说”。“市人小说”的现实性、通俗性、传奇性在题材内容和艺术方法诸方面，无疑也为文人创作传奇小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政治上，初盛唐的统治者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措施，不兴文字狱，人们思想活跃，言论自由。这就使得文人们敢于大胆地反映现实生活，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同时，唐代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促成了小说创作同政治斗争的联系，对传奇的创作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唐朝前期的统治者对六朝以来享有特权的世族门阀采取抑制的政策，反映在小说中，就是《莺莺传》、《霍小玉传》等对士族婚姻制度的批判；中唐以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反映在小说中，是《周秦行纪》等含沙射影的作品的出现。另外，“安史之乱”后出现的藩镇割据，对豪侠小说的产生，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其次，宗教思潮对唐传奇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代儒、释、道三家并存，人们的思想也比较活跃，统治者特别提倡道教，道士女冠在社会上享有各种特权，风气所及，社会上一些人竞相建筑道观，崇尚道教，合药炼丹，妄想长生不老，飞升成仙。这种思潮和风尚反映在传奇创作上，就是促使求仙问道的作品大量出现。唐朝统治者虽尊崇道教，但对佛教也予以提倡。而从传奇创作的角度看，佛教与传奇创作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思想上，部分传奇作品渗透着浓厚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观念；在内容上，佛教故事为传奇小说提供了一部分题材，如《续玄怪录》中的《杜子春》就是取材于《大唐西域记》卷七《烈士池》；在艺术表现上，唐传奇在佛教文学和佛教民间故事的影响下，想象力更为丰富，语言更为平易、准确、具体、生动。同时，佛经散韵夹杂的体裁，对传奇小说的结构形式也有一定的影响。
第三，唐传奇的兴起和发展也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六朝的志怪小说对唐传奇有着直接的影响，它不仅在艺术表现上为唐传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且在题材、主题上也对唐传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多传奇故事都是取材于六朝志怪，如《补江总白猿传》《游仙窟》《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离魂记》等，这些故事，不仅题材承袭，而且在主题和艺术构思上也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六朝的轶事小说虽不像志怪小说那样对唐人传奇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在记事传人的现实性和艺术技巧等方面，也为唐传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当然，“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不可能在艺术结构和人物描写方面给唐传奇以更多的影响，而在这方面，唐传奇更得力于史传文学的影响。从先秦两汉至六朝的史传文学，特别是《史记》对传奇小说创作有很大影响。唐传奇大部分作品的题名、结构、行文、人物刻画都直接仿效《史记》的史传体式。而介于正史与小说之间的野史杂传，描写人物细致生动，结构谨严完整，情节曲折委婉，对唐传奇的发展、影响更为深刻。
同时，唐代各种形式的文学普遍繁荣，也在不同程度上，给传奇发展以影响。特别是唐代民间文学新颖的题材、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活泼多样的表现形式，给传奇带来了许多启示。民间“说话”的兴起，使传奇在有意识创作这一点上受到了重大影响。一些民间故事传说，被传奇作家采来加工再创作，如白行简《李娃传》即来源于民间说话《一枝花》。
另外，唐代古文运动与诗歌的发展，也影响了传奇的创作。古文运动对文体的解放，使传奇作家能够充分利用其成功经验，自由地叙事抒情，而唐代诗歌的杰出成就对传奇小说的创作也有启示作用。
第四，科举制度对传奇创作的繁荣也起过积极推动作用。唐代举子们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往往撰写一篇或数篇传奇故事，呈献给主考官或文坛领袖，以求留个好印象，从而在考试时引起他们的注意。这也叫做“行卷”。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唐世举人，先借当时显人以姓名达主司，然后投献所业，踰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2]由于名利关系，“行卷”风气到中晚唐尤为盛行，这和唐代传奇的发展情况也是一致的。
（二）唐传奇发展概况
唐人传奇根据它的发展情况，可分三个时期：
1.初唐到盛唐，是由志怪到传奇的过渡时期。这时期作品的数量较少，基本上承袭了六朝志怪的余风，内容多以描写神怪故事为主。但在描写神怪时又穿插人世间事。艺术上虽较粗糙，但已逐渐注意到形象的描绘与结构的完整，叙述故事发展过程比较详细具体，篇幅也较长，已经初露有意识创作的端倪，显示出承上启下的痕迹。
这时期的传奇小说流传至今的只有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张
的《游仙窟》三篇。
《古镜记》是现存唐传奇最早的一篇，作者王度，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生于隋开皇初年，卒于唐武德间，是初唐诗人王绩之兄。小说主要是写一面有灵性的神奇古镜到处降妖伏怪、治病驱邪的故事。这篇小说的主题是矛盾的，神镜一方面治病救人，另一方面又认为：“百姓有罪，天与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一方面置害人的妖精于死地，同时，也不饶恕那些并不害人的希望“变形事人”的精怪。出现这种主题前后矛盾的现象，正说明《古镜记》是一篇用若干个有关镜子的志怪故事贯串而成的作品，作家有意创作的意识并不明显，它带有六朝志怪小说的痕迹。但作者在小说中，又记述了自己家世、仕途及人事的变迁，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故事情节曲折连贯，文字也较流畅优美，与“粗陈梗概”的六朝志怪相比，还是有较大的进步。
《补江总白猿传》，无名氏作。故事写梁将欧阳纥携妻南征，途中妻子被白猿精劫走，救回时已有身孕，生子“聪悟绝人”，形貌却像猿猴，长大后以文学、书法知名于时。作品的内容不外是搜奇猎异，但写欧阳纥失妻后不避艰险，终于救回妻子，则表现了他对妻子的挚爱。这一点仍值得肯定。宋以后有人认为这篇小说是唐人为嘲讽貌似猿猴的欧阳询而作，此说似事出有因，但也不必穷究坐实。《补江总白猿传》在艺术上比《古镜记》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首先在结构上，它已摆脱了平铺直叙、流水账式的简单手法，而是围绕白猿盗妇这一中心情节，展开矛盾冲突，着重描述欧阳纥历尽艰辛，寻妻杀猿的行动。在杀死白猿后，又用倒叙的手法，交代白猿的恶行。在语言上，它是用简洁优美的古文写成，叙事写景也较生动形象。总之，虽然它在题材上仍不脱六朝志怪小说的怪异色彩，但在艺术表现上已初具传奇小说的规模。
《游仙窟》，作者张鷟。唐开元间，这篇小说已传到日本，很受日本人推重，一直流传不衰。而在国内，却久已失传，近世始由人从日本抄录带回中国。故事是作者自叙一次偶入仙窟的艳遇。这显然是封建文人纵酒狎妓生活的自叙。小说虽有宣扬“欢乐尽情，死无所恨”的及时行乐思想，但从另一方面看，十娘和五嫂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当时一些企图冲破礼教束缚的女性生活的苦闷。其中，男主角张文成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这种写法与中唐以后许多以恋爱为主题的作品相近。《游仙窟》艺术上的最大特点是基本采用一种韵散相间的形式，在简单的情节中，穿插大量的诗歌骈语，并以此作为全篇的主体。这对后来传奇小说通过赋诗言志来交流人物感情的写法，显然有一定影响。从传奇小说的发展来看，《游仙窟》已基本上摆脱了志怪小说的神怪气息，开始着眼于“人事”的描写，完成了由志怪小说到传奇小说的过渡，在唐传奇的发展中，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2.中唐时期，是唐传奇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作家辈出，佳作如林，流传至今的唐传奇名篇，绝大多数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时期的作品内容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前期的以志怪为主转为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即使一些涉及神怪的篇章，也往往具有社会现实内容，而且反映的生活面较广，触及到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艺术上也更加成熟，想象丰富，构思精巧，情节曲折动人，注意人物形象的描摹和刻画，生活气息很浓，完全具备了唐传奇特征的典型形态。
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以反映封建官场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占有一定的数量，如沈既济的《枕中记》和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这两篇传奇小说都是以干宝《搜神记》中《杨林入梦》的故事为蓝本，融合了志怪和寓言的表现手法，借梦境来影射现实，集中而深刻地写出了封建官场的险恶和命运盛衰无常的悲剧，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的传奇小说中，显得格外突出，这一类作品代表着唐传奇的最高成就。这些作品大都歌颂坚贞不渝的爱情，抨击了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对妇女的迫害，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代表作有：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沈既济的《任氏传》、李朝威的《柳毅传》，还有许尧佐的《柳氏传》、陈玄祐的《离魂记》、李景亮的《李章武传》等。
对封建统治者骄奢淫逸生活的揭露，以及对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反映，也是这个时期传奇创作值得注意的一个内容。这类作品主要有陈鸿的《长恨歌传》《开元升平源》，陈鸿祖的《东城老父传》，韦瓘的《周秦行纪》等。陈鸿和陈鸿祖的三篇传奇都能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通过叙述一系列历史现象，来探究开元天宝之际治与乱的根源，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因此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周秦行纪》则是当时“牛李党争”的产物，它直接利用小说来作为攻击政敌的工具，典型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由争权夺利而引起的激烈斗争，同样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3.晚唐时期，是唐传奇演变和衰微时期。这时期，传奇作品的数量大大增加，出现了大批传奇专集，表明晚唐文人对传奇小说的进一步重视。主要集子有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牛肃的《纪闻》、薛用弱的《集异记》、袁郊的《甘泽谣》、裴铏的《传奇》、皇甫枚的《三水小牍》等。从内容上看，这些集子总的倾向是搜奇猎异，神怪气氛复盛，与现实生活逐渐疏远。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的题材，即出现了许多表现豪士侠客的作品，如袁郊的《红线传》、裴铏的《聂隐娘》《昆仑奴》、杜光庭的《虬髯客传》[3]等。这时期以爱情为题材的传奇，写得较好的有薛调的《无双传》、皇甫枚的《步飞烟》、牛僧孺的《崔书生》、裴铏的《裴航》等。
从总体上看，晚唐传奇小说，浪漫倾向较为突出，刻意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向往虚无缥缈的幻境，从而削弱了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映。并且篇幅一般都比较短小，内容也单薄，对人物性格也缺乏深刻细致的描绘，尽管作品的数量不少，但从思想内容或艺术成就上看，都远逊中唐时期那些著名的作品，呈现出一种逐渐衰落的趋势。
唐代传奇流传至今的单篇作品约四十余篇，专集四十多部，大都收入宋初李昉等编集的《太平广记》里。
（三）赞颂自主的爱情和婚姻
在唐传奇中，写得最精彩动人的是以青年男女爱情婚姻问题为题材的作品，它们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和感人的情节，猛烈抨击了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的罪恶，着重反映了广大妇女在婚姻爱情问题上所受的迫害以及她们的反抗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妇女对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理想和愿望，表现了进步的思想倾向。
《霍小玉传》蒋防撰。蒋防，字子徵，常州义兴（今江苏宜兴）人，生活在元和至大和年间，曾任翰林学士、汀州、袁州刺史、中书舍人等职。《霍小玉传》是一篇描写妓女与士子恋爱而以悲剧结局的传奇小说。作者以极大的同情把霍小玉塑造成一个美丽痴情而又坚韧刚烈的悲剧形象。作为一个妓女，她渴望跳出火坑，她同李益相爱，就是要争取真正的爱情生活，摆脱倚门卖笑、被人蹂躏的悲惨命运。而一经爱上李益，她就生死从之，至死不渝，最后并为此牺牲了年轻的生命。虽然从一开始她就清楚自己同李益社会地位的悬殊，担心自己被抛弃，但她仍然爱着李益。她对爱情的要求是很可怜的，只希望李益能和她度过八年的有限时光，然后任他“妙选高门”，成就婚事，自己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遁入空门。为了李益的前途，她自愿作出最大的牺牲。然而，在那个无情的社会里，这么一个可怜的最低要求，也无法实现。李益的逾期不至，使她深陷痛苦的思念中，但她不是无可奈何地等待，而是变卖服饰，嘱托亲友，到处探寻李益。这不仅表现她对爱情的忠贞执著，也表现了她的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最后，在黄衫客的帮助下，李益终于来到她的面前，当她确知李生负心后，她丝毫也不哀求，缠绵的爱立刻转为强烈的恨，在临死前，她怒斥李益的负心薄情，并发下复仇的遗愿。作者就是这样，把深沉的爱和强烈的恨统一在霍小玉的身上，成功地写出了霍小玉温柔善良而又刚强义烈的性格。
霍小玉的悲剧，是由于李益的“负心”。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李益，并不是那种喜新厌旧的纨绔恶少，他的负心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玩弄女性。悲剧的发生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说，在李益赴官之前，是真心爱霍小玉的；离异之后，他“渐耻忍割”，对自己的负心感到羞愧；小玉死后，他“为之缟素，旦夕哭泣甚哀”，以致霍小玉才在死后现形，表示感叹。然而，他同霍小玉的感情，却与他的门第和个人的前途绝不相容，森严的门阀制度，使他最终选择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李益形象的塑造，显示出作者对生活的深刻认识。总之，《霍小玉传》通过两个主要人物的塑造，不仅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被侮辱被损害的悲苦命运，同时也有力地揭露了封建门阀制度的罪恶。
《李娃传》白行简撰。白行简（776—826），字知退，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贞元末进士，曾任左拾遗、主客郎中诸职。《李娃传》从另一角度鞭挞了罪恶的士族婚姻制度，在李娃这个妓女形象的塑造上，也体现了生活的复杂。作品不是把李娃写成一个纯情的女子，而是根据她妓女的身份，深刻揭示了她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她本质纯洁善良，也爱着郑生，但长期的妓院生活又使她在计逐郑生中忍情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她并未绝情，所以当她看到郑生沦为乞丐，“枯瘠疥厉，殆非人状”时，心灵深受震动，怜爱交织，她怀着一种悔过、赎罪的心情不惜一切地去救郑生，使他重新出人头地。这里，李娃的思想性格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爱情的坚贞、忠诚，否则就无法解释她前面参加的计逐行动。应该说，李娃后来的爱情掺和着强烈的道义感，她只要求把郑生从沉沦中拔起，并不奢望与郑生将来的结合。她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救公子，根本没有什么夫贵妻荣的念头。当郑生金榜题名，即将走马上任时，李娃是这样对郑生说的：
娃谓生曰：“今之复子本躯，某不相负也。愿以残年，归养老姥。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勉思自爱，某从此去矣。”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风尘女子纯洁而痛苦的灵魂。她不是不爱公子，而是她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之间有着一条在当时是难以逾越的阶级鸿沟。然而，作品的结局却出人意料地呈现出喜剧的色彩，妓女李娃竟为郑家明媒正娶，并进而受封汧国夫人。这个结局就本质而言，显然是不现实的，但在当时人民极力反对士族婚姻制度的情况下，虚构这一完满结局，似乎也可以告诉人们：门当户对的门阀婚姻原则也是可以突破的。这无异是对士族婚姻制度的挑战。
《李娃传》主题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通过荥阳公这个形象的刻画，揭露了门阀制度维护者的虚伪性。在郑生沦落时，他为了家族门第的尊严，不惜置亲子于死地；一旦看到儿子做了官，却又立即表示“吾与尔父子如初”，而且主动聘娶李娃。这种出尔反尔、前倨后恭的举动，正是封建统治者虚伪本性的表现。
元稹（779—831），著名诗人。其《莺莺传》是写张生与崔莺莺相爱，后来又负心背弃的故事。女主角崔莺莺是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封建礼教叛逆者的典型，她聪明、敏感，感情纤细，加之封建礼教的熏陶，赋予她举止端庄、沉默寡言的大家风范。她有着强烈的爱情要求，但却深藏内心，表现得比较隐蔽和曲折。如她爱张生，并约他幽会，可是一旦张生真的出现在她的眼前时，她又感到十分惊惧，竟采取了完全违反自己初衷的行动，“斥责”张生“非礼之动”。这种爱而却惧的心理状态，正表明她的封建意识和爱情要求间的深刻矛盾，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她终于不顾一切后果地与张生私自结合，这一行为，无疑是对封建礼教的最大叛逆。这对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大家闺秀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但遗憾的是，张生的始乱终弃，使得莺莺又一次无可挽回地陷入悲惨的境地。莺莺的悲剧无疑概括了历史上许多纯情女子被负心男子遗弃的共同命运。作者对张生却抱着肯定的态度，并把他抛弃莺莺、另娶新人的行为誉为“善补过”，这反映了作者思想中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意识，以至于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
唐传奇中还有一些具有神怪色彩的爱情小说，如沈既济的《任氏传》、陈玄祐的《离魂记》和李景亮的《李章武传》、裴铏的《裴航》等。这些小说继承了六朝志怪的传说，又有所创新，在神奇怪异的描写中充满了人间社会的清新气息。这些小说都侧重于讴歌精诚专一的爱情，并把这种爱情描写与反封建礼教紧密交融在一起。
《任氏传》作者沈既济（约750—800），苏州人。经宰相杨炎推荐担任左拾遗，后杨炎因罪赐死，他也被贬为处州司户参军，贞元中为礼部员外郎。《任氏传》中的任氏，是一个没有受到封建礼教浸染而带有几分野性的狐女，在与郑六的恋爱过程中，她处处采取进取的姿态。但她性格开朗却并不轻佻，当富公子韦崟上门凌辱她时，为了保持自己的贞洁，她机智而勇敢地与之周旋，义正辞严，入情入理地谴责韦崟“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的不义行动，终于说服韦崟放弃邪恶的念头。而当郑生远出就职时，她明知此行不吉，但为了不使郑生失望，最后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途中果为猎犬所害。任氏虽为狐妖，然而我们读来却觉得她可爱可亲，这是因为在她“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的行动中，体现了广大妇女的优秀品质，反抗强暴的可贵精神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陈玄祐生平不详，约生活在唐代宗大历年间。他的《离魂记》是写一个官家女子倩娘因爱而病，竟致魂离躯体，私奔出走，与青年王宙结合的故事。李景亮，生卒年和籍贯均不详，是唐德宗贞元时人。他的《李章武传》是写有夫之妇王氏与李章武相爱，王氏思念成疾而死，死后亡魂与李章武再会。这两个故事都十分凄婉动人，它通过非现实的描写，体现了两位女子对爱情的精诚专笃以及她们在礼教束缚下的苦闷。裴铏生平不详，在咸通年间入静海军节度使高骈幕府，后曾担任御使大夫等职。他的《裴航》是晚唐较有影响的一篇传奇小说，它写书生裴航爱上贫女云英后，一往情深，放弃了科举考试，而去一心一意地追求云英，经过种种努力，终于与她结为婚姻，裴航最终也因云英是仙女而得道成仙。在爱情和仕途上飞黄腾达的矛盾面前，裴航选择了前者，这种选择，在当时势利熏心的世风中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当然，作者的本意无非是想通过这个凡人与仙女结合的故事，宣传求仙学道的思想，但由于他在客观上写出了裴航鄙视流俗的高洁品格，赞颂了不带任何世俗势利色彩的爱情，因此使得这篇小说在思想上发出了夺目的光辉。
在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传奇中，李朝威的《柳毅传》也是一篇独具特色、值得注意的上乘之作。李朝威生平不详，生活在唐代宗、德宗时期。这篇传奇把当时人们所喜闻乐道的爱情、灵怪、侠义三方面的内容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美丽、动人的传奇故事。《柳毅传》的爱情描写与同时代的爱情婚姻小说不同之处在于它描写柳毅与龙女的结合，不是出于什么郎才女貌，一见钟情，而是有着更深一层的道德理想做基础。柳毅救助龙女，完全是出于对封建婚姻制度压迫下的弱女子的同情。正是柳毅的这种正义感和光明磊落的胸怀，才引起龙女全家的恭敬和感戴，而龙女对柳毅的倾慕和追求，也是出于柳毅对自己有救助之恩。这样的爱情描写，显然寄托了比一般郎才女貌的爱情小说更多的道德理想和美学理想。同时，这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表露出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要求男女婚姻自主的进步思想。故事中写龙女的不幸婚姻是由“父母配嫁”，这就暗示出龙女夫妇失和的原因是婚姻不是出自自由的选择，而柳毅不肯在钱塘君的威逼下娶龙女，龙女不愿违背“心誓”改嫁给由父母择定的“灌锦小儿”，也都表明了男女婚姻应该自主的意思。
（四）揭露封建政治的腐败
深刻揭露封建社会官场的黑暗和政治的险恶，也是唐传奇重要的主题之一。唐代自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遭到了严重的削弱，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不论是旧时的豪门世族或新发迹的达官贵人，都已不可能长久保持其荣华富贵。升官发财，封妻荫子只不过是过眼的云烟。于是，他们产生了人生无常、祸福难料，追求功名利禄而又畏惧风云变幻的心理。唐传奇在这方面也有深刻的反映，代表作便是沈既济的《枕中记》和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沈既济生平，前文已述；李公佐，生卒年不详，贞元、元和间人，进士及第，曾任江西判官、淮南录事参军等职。这两篇传奇用虚幻的故事，典型地、形象地揭示了中唐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复杂面貌。《枕中记》中卢生的形象在唐代士子中是具有典型性的，他醉心仕途的思想和愿望，反映了当时士子的普遍心态。他认为人生在世，应当建功立业，出将入相，享尽荣华富贵，成为豪门世族，而不应该落魄潦倒，困居乡里。吕翁的一个枕头使他在梦境中一切如愿以偿，娶了贵族家的女儿，做了节度使，当了宰相，但也因此而招致嫉恨，先后两次被贬流放，几乎自杀，后来借助于宦官的力量，总算重新得到皇帝的宠信，位极人臣，寿终正寝，可醒来后却是黄粱一梦。作者通过卢生梦境中一生的遭遇，无非是要劝诫世人不要热衷于功名富贵，人生的荣辱穷达不必萦绕于心，这显然是作者历尽仕途沧桑后产生的看破红尘的思想。
《南柯太守传》的立意，与《枕中记》差不多，但它所反映的人物关系、矛盾性质与《枕中记》却有所不同，它所反映的不只是一般的君臣关系或大臣间的倾轧，而是皇亲国戚之间的疑忌。淳于棼以驸马身份出任南柯太守，倚仗公主之势而显赫荣耀，又因公主之死而失势，因有植党招权的嫌疑被皇帝疏远，软禁起来，最后把他遣返原籍。这显然是当时那些依靠裙带关系而飞黄腾达的显贵们的活生生的写照。淳于棼的宦海沉浮典型地反映出了封建社会那种岌岌可危、朝不保夕的险恶政治环境。篇末又借李肇赞语进一步点明了小说主旨：“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把封建朝廷比作蚁窟，把那些爵禄高登的庸碌之徒斥为蚁聚，其讽刺之情，鄙夷之态，是何等的鲜明、强烈。这个结尾是十分成功的，它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这两篇小说都充满了厌世无常和浮生若梦的消极情绪，这固然表现了作者在佛道思想影响下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作者对政治现实的愤懑和对当权者的讽刺。
（五）礼赞除暴安良的豪侠
唐传奇中还有一些赞颂豪士侠客除暴安良、见义勇为的作品。这类作品主要出现在晚唐时期。这类作品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更为严重，它们割据一方，拥兵自重，与朝廷对抗，有的甚至称王称帝。藩镇之间为扩张势力也互相攻伐，明争暗斗，并往往蓄养侠士刺客，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工具，因此社会上盛行游侠之风。而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群众，对现实极为不满，也希望出现英雄豪杰来扶危济困，仗义除奸。这些都为豪侠小说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同时，由于当时神仙方术的盛行和许多侠义小说的作者都信奉佛道，又使这类小说披上了一层超现实的神秘色彩，出现在小说中的侠客往往具有特殊的武艺和神术，是一些神出鬼没的奇人。
《红线传》，袁郊撰。他生卒年不详，蔡州朗山（今河南确山）人。宰相袁滋之子，生活在唐咸通、乾符年间。曾任虢州刺史、翰林学士等。《红线传》写身为女奴的豪侠红线，运用盗取金盒的特殊手段，及时制止了藩镇田承嗣和薛嵩之间的一场血腥斗争。它虽然间杂着封建报恩观念和因果轮回，遁身隐迹等佛道思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唐代末期藩镇割据、互谋吞并的黑暗现实，反映了人民反对藩镇战争，渴望安居乐业的思想。作者对红线这个女豪侠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她既有“势似飞腾，寂无形迹”的超人技艺，又具备普通人的生活习俗和情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品敢于把一个普通的奴婢写成豪侠，这对讲究等级名分、“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而身为女奴的红线，她立身行事，不仅着眼于“报恩”和“赎身”，而且还能考虑到：“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这就使红线的行动又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个人的恩仇观念，从而使整个作品的内容具有进步的思想倾向。《虬髯客传》也是一篇带有超人色彩的侠客小说。作品以杨素宠妓红拂大胆私奔李靖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隋末有志图王的虬髯客在“真命天子”李世民面前折服，出海自立的故事。这个故事英雄传奇的色彩很浓。红拂、李靖、虬髯客三个人物性格鲜明，英气勃勃，被后人誉为“风尘三侠”。出身卑微的红拂于乱世中，识穿杨素尸居余气的本质，毅然私奔风流倜傥、卓有才智的英雄李靖。红拂的这一行动，说明在激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受压迫的奴隶思想上的解放，他们敢于突破封建意识的束缚，蔑视腐朽的权贵，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虬髯客的形象较为复杂，作者把他塑造成豪放慷慨，仗义助人，有远见卓识而行动诡秘的侠客。他胸怀壮志，饶有资财，不同于李靖、红拂择主而事，而想乘社会动乱之机，干一番争王图霸的事业。但他又有自知之明和知人之见，当他认识到太原李世民是“真命天子”时，便主动放弃逐鹿中原的念头，而远走海外，自立为君。小说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一方面重在宣扬李唐王朝的神圣和永恒性，但另一方面又维护统一，反对分裂，这在晚唐群雄割据、社会动乱不安的特定历史时期，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裴铏的《聂隐娘》的故事近似于《红线传》，而情节更为离奇。在聂隐娘的主要行动中，既反映了藩镇之间尖锐的矛盾斗争，也部分地体现了人民要求复仇，渴望出现为民除害的豪侠的迫切心情。
豪侠小说还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作品将侠士排难解纷的精神渗透到爱情婚姻的领域中。中唐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小说中，已偶有出现侠客的形象，如《霍小玉传》中的黄衫客，《柳氏传》中的许俊，都是挺身而出、成人之美的侠客，而《柳毅传》中的柳毅，也可算是以书生的形象来表现侠客见义勇为的作风。晚唐这类题材的豪侠小说也有不少，写得较好的有裴铏的《昆仑奴》和薛调的《无双传》。《昆仑奴》塑造了一个聪明机智、侠骨义胆的“义仆”磨勒的形象，磨勒突破重重难关，把受奴役、被侮辱的红绡妓从大官僚的魔窟中救了出来，使她与所钟爱的年少貌美的崔生结为夫妻。磨勒这个行动的意义已不仅限于封建的恩主义仆的范畴，而是表达了当时受压迫人民希望解脱苦难的良好愿望。同时作品通过对红绡遭遇的描写，也反映了豪门贵族的倚势欺人以及封建女奴的悲苦命运。
薛调（830—872），河东宝鼎（今山西万荣县西）人，大中八年进士及第，曾任户部员外郎、翰林承旨学士等职。其《无双传》中的古押衙，也是一个富有个性的侠义之士，他为了救出被籍没入宫的无双，以成全王生和无双的爱情，冒着困难和危险，暗中施行奇计，救出无双后，为了保证他们二人的幸福，又举刀自刎以灭口，舍命报恩。作者通过这个人物形象，体现了受恩必报、舍命全交的道德观念，赞扬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但古押衙在行计过程中，为保守秘密而冤杀十几个知情相助的人，这就绝不是一种道德行为了，这也说明了“士为知己者死”这类封建道德本身的局限性。
（六）唐传奇的特点
首先，从创作意识上看，唐传奇的作者一般都是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他们一反汉魏六朝小说的“纪实法”，自觉地借助小说的形式，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反映现实生活或某种理想，在创作过程中，充分发挥作家想象、虚构的才能，使故事更生动，艺术形象更具有典型意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在以神仙鬼怪为题材的小说中，传奇作者不再像六朝小说作者那样，把神仙鬼怪的故事看成生活的真事，而是把它作为表现作品主题和作者理想的一种手段，随便驱使，任意处置。比如《柳毅传》，它所描述的“传书”和“娶龙女”的故事，显然是受到干宝的《搜神记》中的《胡母班》《郑容》《娶河伯女》等故事的启发而写成的。但干宝在记录时显然是以真事视之，唯恐失实。而李朝威则仅仅是借用了这些传闻故事，进行艺术的再创造，通过丰富优美的想象，歌颂了有情有义的柳毅和敢于反抗封建礼教束缚、追求自由幸福的龙女，从而体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相类似的作品还有《任氏传》《裴航》《李章武传》等。其二，唐代传奇中有不少描写现实人生的作品，不再拘泥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打破了“纪实研理，足资考核”的旧传统，这一特点更鲜明地体现在取材历史的传奇中，如陈鸿的《长恨歌传》《开元升平源》等，它们虽然是以真人真事或真实的传闻故事作为题材，但却不能跟史书等量齐观。因为作者在创作时，已有意识地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和虚构，作者实际上是想通过再创造的艺术形象来体现自己的历史观。至于像《虬髯客传》一类的小说，就更加不受历史事实的约束，它只是借用了杨素、李靖、李世民等历史人物的名字，而整个故事情节以及时间地点都是虚构的。在这里，历史事实只是起了提供小说背景、启迪作者思路的作用。总之，有意识的小说创作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艺术的想象和虚构，这是唐传奇的一大特点，也是它与“杂录”、“志怪”最大不同之处。它表明从唐传奇开始，中国古代小说才从某些模棱两可的概念中解放出来，开始以它那特有的风貌在文坛上独树一帜了。
其次，唐传奇继承和发扬了史传文学写实传统，也汲取了神话传说、志怪小说的浪漫精神，使传奇小说在创作方法上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从现实主义精神这方面来看，唐传奇中的一些代表作品，比较注意“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4]。从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唐传奇的作家对生活是抱着积极干预的态度的，他们对生活的观察相当深刻、细致。《霍小玉传》中书生李益形象的塑造就是极好的例子。作者笔下的李生并不是那种单纯玩弄女性的纨绔子弟，他结识霍小玉的缘起固然是以猎取女色为目的，然而，当他同霍小玉见面后，就被这个美丽聪慧的少女的温柔多情所感动，因而从第一次见面直到她死，始终对她有着一定的感情。他对自己的负心感到羞愧，对同小玉的割舍感到痛苦。这一切，似乎是矛盾的，然而正是在李益这种情感和行动的矛盾中，显示了作家对生活观察的深刻性。因为，李益对霍小玉的感情与他的门第和个人前途是绝不相容的。这正是李益“忍情”背弃霍小玉的主要社会历史原因。作者在李益形象的塑造中，显示出了他对唐代社会历史的深刻认识。其他诸如《李娃传》《莺莺传》《柳氏传》《东城老父传》《长恨歌传》等等，也都称得上写实主义的杰作，这些小说主题的社会意义都较深刻，它们从各个不同的侧面，通过各种艺术形象，对唐代复杂的生活现象作了本质的、合乎规律的反映，这也正是传奇作品所作出的重要的贡献。
唐传奇中也有大量带有浪漫倾向的作品。特别是一些描写婚姻爱情的作品，反映了人民积极向上的、进步的理想，赞颂了某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具有鲜明的积极浪漫的倾向，比如像《任氏传》《柳毅传》《李章武传》《离魂记》等，它们或写神鬼狐妖与凡人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或写少女因爱恋相思而魂离躯体、离家私奔的大胆举动，都充满了奇异美妙的幻想。
在《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中，两位作者也充分利用了虚构、幻想的表现手法，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摆脱了人世的羁绊，把主人公起伏变化的一生压缩于一梦之中，离奇神异，变化莫测。这样的奇思遐想，可以使作者的想象在更广阔的天地中翱翔，可以更率真地评判人物，针砭时弊，这种巧妙的艺术构思往往能够更广泛深刻地反映真实的社会内容，有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
总之，创作方法的多样化，同样标志着唐代传奇小说的成熟。
第三，从小说艺术的表现技巧来看，唐传奇无论在情节结构、人物描写或语言艺术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唐传奇的故事情节一般都能做到构思精巧新颖，结构严谨完整，波澜起伏，曲折有致，富于悬念，具有较强的艺术吸引力。汉魏六朝的小说，大都以作者的见闻和感受作为结构线索，因此故事情节往往不完整。相形之下，唐传奇却要高明得多，它开始把故事情节放到结构的中心位置，改变了多数古代小说的类似散文的结构形式。如《柳毅传》，从柳毅落第返湘，在泾河之滨与龙女相遇写起，通过倒叙交代了龙女在夫家受虐待的不幸遭遇；接着又铺叙柳毅去洞庭龙宫送信的场面，然后引出了性格暴躁的钱塘君，救回了龙女。在传书故事已经完结，柳毅即将离开龙宫的时候，突然又出现了钱塘君硬要做媒，柳毅正色拒绝的情节。柳毅回家后，两次娶妻都夭折了，最后终于与龙女化身的卢氏结婚。整个故事结构十分严整，富有浪漫色彩的情节安排得十分巧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唐传奇还善于根据表现主题的需要，截取人物经历的某一方面和某一阶段，或突出一两个中心事件来刻画人物，如《任氏传》，在剪裁和布局方面，作者根据主题的需要，重点选择了两个情节来描写任氏对郑六爱情的忠诚：一是抗拒韦崟的强暴行动；一是明知“是岁不利西行”，但为了满足郑六的要求，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通过这两件典型事例突出了任氏对爱情坚贞不渝的品格，从中亦可见出作者艺术构思的匠心。
唐传奇中还有一种系事写人，由人及事的结构形式，它以主人公所经历的某一件事为中心，以重大的历史变故作为促使故事情节发展变化的社会背景，重点是记叙人物的生活状况，思想风貌和心理状态，具有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故事性强的特点，像《东城老父传》《长恨歌传》《高力士传》等都属于这一类。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唐传奇塑造了一系列性格比较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描写的对象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有落第书生、纨绔子弟，有大家闺秀、风尘妓女，有帝王后妃、官僚贵族，有豪侠之士、商贾艺人，他们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思想倾向。传奇作者善于通过不同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经历，来揭示他们的心理，刻画他们的性格，这些形象既有自己的性格特征，同时又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即使一些身份处境相近的人物，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写来也各具风貌，富有鲜明的个性。如李益和张生，都是负心薄行的士人，而他们的个性却截然不同。李益爱霍小玉，但又无法摆脱世族婚姻的诱惑，在辜负盟约后，自感心虚理亏，羞愧痛苦，因此对霍小玉只能采取欺瞒躲匿的方式；张生则表面上显得庄重、深沉、诚挚，背约之后，还摆出正人君子的面孔，无耻地为自己的行动辩护。霍小玉和李娃同是忠于爱情的妓女，前者显得痴情、善良、单纯、敢爱敢恨、宁死不屈；后者则深于世故，老练沉着。任氏和龙女都属于“异类”女子，而任氏的形迹、性格近乎风尘女子，她的多情智慧中包含着义烈贞节；龙女则更像现实生活中的名门闺秀，忧郁中包含着丰富的感情。作者之所以能鲜明地写出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主要是通过真实地深入描写人物的环境、教养、出身、遭遇而完成的。
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唐传奇还出现了肖像描写、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等等。像《霍小玉传》等优秀作品已经摒弃了静止而又单纯地勾勒外貌的写法，开始围绕情节的展现和性格的发展，动态地、多方面地描写人物的嬉笑怒骂、外貌、服饰、表情和姿态等等。比如在霍小玉出场前，作者先让鲍十一娘赞她为“仙人”，净持说她“不至丑陋”。霍小玉刚刚亮相，蒋防就用生花的妙笔渲染她的照人的神采：“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耀，转盼精彩射人。”继而又写她的笑貌和声容。在李益始乱终弃的过程中，又进而穷形尽相地描写霍小玉“流涕观生”、“含怒凝视”、“长恸号哭”，从而深刻表现了霍小玉善良、痴情、刚烈的性格。在心理描写方面，唐传奇虽还处在雏形阶段，多数心理描写还离不开人物的语言，但在某些地方也有新的突破，像《莺莺传》就采用了“以诗传情”的手法，《李卫公靖》则用无声描摹来刻画李靖代龙降雨前的心理活动：“吾扰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计无以报。今久旱苗稼将悴，而雨在我手，宁复惜之？”细节描写在唐传奇中则较为成熟，往往寥寥数语就能十分传神地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试读《李娃传》中郑生初见李娃的细节描写：
他日，乃洁其衣服，盛宾从，而往扣其门。俄有侍儿启扃。生曰：“此谁之第耶？”侍儿不答，驰走大呼曰：“前时遗策郎也！”娃大悦曰：“尔姑止之，吾当整妆易服而出。”生闻之私喜。
轻轻几笔，把郑生、侍儿、李娃三个人不同的心理状态表现得活灵活现。
唐传奇还善于使用对比、烘托、个性化的对话等手法来表现人物的个性。这些艺术手法都使唐传奇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唐传奇的语言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它的语言具有既华艳又质朴的特点。一方面它继承了古代散文、骈体文、诗歌语言的优良传统，大量运用了描写性质的形容词和骈偶语句，并且也能较好地表情达意。如《游仙窟》《柳毅传》《南柯太守传》《长恨歌传》等就间杂了很多较为平易的四言和六言的对句，而且多数都写得相当活泼洒脱，都能较好地表达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唐传奇也吸收了较多的民间俚语俗谚中富有生命力的词汇，显得活泼自由，生活气息较浓。如人称代词往往直用“我”“你”“他”，形容声音用“骨董一声”，用“鞋”比喻夫妻和谐等等，都采自民间口语。
唐传奇的语言还具有精练准确、文辞雅洁的特点，叙述性的语言，一般都很精练，要言不繁。如《枕中记》全文不过千余字，写尽人生仕宦风波，荣辱得失，语言的精练准确，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描写性的语言也具有形象鲜明、描摹生动的特点，如《李娃传》中描写东西两肆比赛唱挽歌的场面，作者用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的语言，把唱挽歌的神态举止、声调表情、乃至客观效果，都逼真地刻画出来，使读者有耳闻目睹之感。
（七）唐传奇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唐传奇在我国小说史上承前启后，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唐传奇的作家是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不但扩大了小说的题材，而且提高了小说创作的艺术水平，把处于雏形状态的六朝“粗陈梗概”的小说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使小说形成了自己的规模和特点。唐传奇创造了一系列不同类型的艺术典型，如霍小玉、李娃、崔莺莺、任氏、柳毅、倩娘、红线、“风尘三侠”等，都是富有艺术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为小说创作中艺术形象的典型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唐传奇中各种不同题材的小说对后世的各类小说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对后代的才子佳人小说，豪侠小说对后来的侠义小说，显然都有明显的影响，唐传奇中关于狐鬼仙妖的小说对后世的神怪奇幻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唐传奇的题材也为后来的小说戏曲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来源。宋以后，根据唐传奇的题材进行改编再创作的小说、戏曲大约有一百多种，小说如宋元话本《李亚仙》《陈巡检梅岭失妻记》《黄粱梦》，明拟话本如《杜子春三入长安》《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吴保安弃家赎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等。戏曲如《西厢记》《曲江池》《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倩女离魂》《长生殿》等等，都改编自同题材的唐传奇小说。这种题材的袭用，有的增添了新内容，有的有所发展和创新，成为一代佳作，如《西厢记》《长生殿》等。这些都说明了唐人传奇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二、宋元明传奇小说
（一）宋元传奇
宋代传奇是直接承袭唐传奇而来的，其成就不如唐传奇，如鲁迅先生所言：“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5]但也有它的特色，主要是进一步的市民化和通俗化。
唐末五代，传奇小说衰落，宋初逐步恢复，到北宋中后期比较繁荣，数量明显增多，到南宋又落入低谷。
宋传奇写得较好的主要有以下两类作品：
一类是侧重描写历史上帝王后妃的事迹，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腐朽、昏庸误国，劝讽之意较明显，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这类作品主要是以隋炀帝和唐玄宗这两个帝王为描写对象。写隋炀帝的有无名氏的《隋炀帝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等[6]，这些作品大部分是记述隋炀帝开运河，游江都，造迷楼，修西苑等奢侈淫乐的生活，揭露了隋炀帝的荒淫专断和奸官佞臣们的助淫助虐、残忍贪婪，也反映了广大宫女和开河民夫倍受蹂躏，劳身伤命的悲苦命运。写唐玄宗的有乐史的《杨太真外传》、秦醇的《骊山记》《温泉记》等。乐史（930—1007），字子正，抚州宜黄（今江西抚州市宜黄县）人。他曾在南唐为官，入宋后任著作郎等职，直史馆，是著名的学者，除传奇小说《杨太真外传》《绿珠传》外，还著有《太平寰宇记》这部重要的地理书。秦醇，字子复，谯郡亳州（今安徽亳州）人，生平不详。这些作品或写唐玄宗与杨贵妃豪华奢侈的宫廷生活，或写杨贵妃与梅妃之间的嫉妒争宠，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唐玄宗荒淫误国以至酿成天下大乱的史实。但作者在批判的同时，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却抱以同情，使作品的主题复杂化了。这类作品在艺术上成就不高，多数只是一般的客观叙述，内容芜杂，结构松散，缺乏组织剪裁，有堆砌之嫌。倒是无名氏所作的，以虚构为主的《梅妃传》成就较高。它叙莆田医家女江采
被高力士选入宫中，得到明皇的宠幸，有过一段幸福而甜蜜的爱情生活。可是杨太真入官后，梅妃的命运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杨氏进谗，梅妃被打入冷宫，受到玄宗冷落。作者通过对比的手法刻画了梅妃与杨妃不同的性格，一个嫉妒而狡黠，一个善良而柔弱。作者塑造梅妃这一形象，反映出宫廷女性凄凉、苦闷的生活状态和悲惨的命运。
作者在小说结尾发表长篇议论，有力地批判了唐玄宗穷极奢侈、荒淫享乐的生活，他认为，唐玄宗是给国家带来灾祸的根源，批驳了“女色是祸水”的论调：“报复之理，毫发不差，是岂特两女子之罪哉？”
《梅妃传》对后世文学产生一定的影响，明清戏曲《惊鸿记》传奇、《长生殿》传奇亦多受其影响。
宋传奇另一类作品是取材现实，主要描写男女恋情和妓女生活的。写得较好的有张实的《流红记》和柳师尹的《王幼玉传》、秦醇的《谭意哥传》、无名氏《李师师外传》等。张实，字子京，事迹未详。他的《流红记》是根据唐人笔记中的《红叶题诗》的故事改写而成的，作品较真实地反映了被禁锢在深宫中宫女的精神苦闷，以及对自由、爱情的渴望，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柳师尹，生平不详。他的《王幼玉传》写的是妓女王幼玉的爱情悲剧，作品表现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少女不甘心卖笑的屈辱生活和争取获得做人的尊严的强烈愿望，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对下层妇女的残害。《谭意哥传》写妓女谭意哥与小官吏张正爱情离合的故事，情节仿袭《霍小玉传》，由于作者从陈腐的封建观念出发，着意把谭意哥塑造成一个恪守封建礼教的妇女形象，“言理多于言情”，因而大大削弱了作品的现实意义。《李师师外传》是写北宋末名妓李师师与宋徽宗赵佶的风流韵事。小说批判了宋徽宗穷奢极欲和荒淫无度，以及奸臣、阉宦们的祸国灾民。末尾处写李师师在异族入侵、国难当头之时，慷慨捐钱助饷，敢于痛斥卖国求荣的奸佞，不惜仗义捐生，表现了民族气节。
宋代是市民小说繁荣发展的时代，它对传奇小说有很大影响。首先是作家服务对象和创作目的的变化，从以上层文人为读者对象，转向为普通百姓的娱乐服务。其次，受市人小说影响，语言通俗化；诗文相间，骈散杂糅，散文用以叙事，骈体用以描写，与市人小说的特点一致。当然，影响是双向的，传奇小说也促进了市人小说的繁荣。
元代传奇继宋传奇后更趋衰微，但《娇红记》的出现，石破天惊，成为文言小说史上的奇迹。
《娇红记》作者宋远，字梅洞，祖籍涂川（今江西清江）。宋末元初人。《娇红记》说北宋宣和年间，申纯虽有文名但科场不遇，到母舅王通判家遇到表妹王娇，两情相悦。从传诗递简到幽会盟誓，二人终于未婚私通。但申家遣媒求婚，王父以法律不许表兄妹结婚为由拒绝。后有王通判的侍妾飞红拨弄其间，使二人不得不暂时分别。申生去后科场得意，回来却不能见面。王娇不得已屈事飞红，使之感动并促成二人婚姻。但此时帅府之子前来求婚，威逼利诱，王通判不得已许之。王娇坚守与申生之盟誓，哀伤愤恨而死；申生亦忠于爱情，得娇娘噩耗，痛不欲生，自缢身亡。双方父母得知真相，追悔莫及，将他们合葬在濯锦江边。第二年亲人在祭祀时看见一对鸳鸯交颈飞翔，因此人称其坟为“鸳鸯冢”。
娇娘与申纯的爱情虽然也是一见倾心，但经过更多的波折和考验。作者真实、细致地描写他们互相试探，追求的过程，他们的感情建立在互相了解，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他们的悲剧不是由于男子薄幸，而是因为父母包办造成的，其批判封建婚姻的立场也更鲜明。作品中王娇娘、申纯、飞红形象较之崔莺莺、张生、红娘性格都更突出；故事情节曲折，跌宕多变；用大量诗词穿插其间，以细致描写才子佳人间的情感交流；篇幅长达近两万字，这在传奇小说中是绝无仅见的。
《娇红记》对明清传奇小说有很大影响。它首开中篇传奇小说的先河，《贾云华还魂记》、《钟情丽集》等相继出现，形成中篇传奇小说体系。更有趣的是在清代中期还出现了长篇文言小说《蟫史》和骈体中篇《燕山外史》。《娇红记》代表了言情小说从短篇向长篇发展的方向，在创作精神、叙事模式乃至细节上对《金瓶梅》、才子佳人小说、《红楼梦》都有影响。叙事空间集中在闺阁、庭院；借诗叙事的模式；用人物名字作为小说篇名；甚至在细节方面也为《金瓶梅》所袭用，如申纯偷娇娘鞋、飞红拾鞋引起的风波等。据它改编的杂剧、传奇有七、八部之多，最出色的是孟称舜《节义鸳鸯冢娇红记》传奇。[7]
（二）明前期传奇
明前期即从洪武至成化（1368—1487），共一百十五年。传奇小说经过宋元两代的衰微冷落，到了明初出现了新的转机，主要标志是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的出现。
瞿佑，字宗吉（1341—1427），号存斋，钱塘人，早年便享有文名，但一生怀才不遇，只做过训导、教谕、长史一类小官，永乐间，因诗蒙祸，谪戍保安十年。《剪灯新话》成书于洪武十一年（1378）前后。这部文言小说集四卷二十篇，附录二篇。
在《剪灯新话》中以描写爱情婚姻为题材的约占一半。以元末明初大动乱为背景，描写战乱造成的爱情婚姻悲剧，是这类题材作品的重要特色。《翠翠传》描写元末淮安刘翠翠与金定同窗读书，私订终身。后虽经波折，但终成夫妇，生活美满幸福。但好景不长，张士诚起兵高邮，翠翠为其部将李将军所掳。金定寻到军中，以兄妹相称，咫尺天涯，难得一见，最后他们在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中先后死去，翠翠埋在金定坟侧。洪武初年，刘家有旧仆经商路过，见“翠翠与金定方凭肩而立”。翠翠托仆人捎信，刘父见信后同旧仆来，只见荒烟野草，两座孤坟。刘父晚上睡在坟侧，梦中与翠翠、金定相见。
这篇作品把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与社会动乱紧紧地连在一起来写，刻画了战前爱情婚姻的美满和战乱给他们带来的悲剧，反映了人民久乱思安的迫切心情。小说通过战乱的考验，也歌颂了这对青年男女忠于爱情的高贵品格。
《爱卿传》写嘉兴名妓罗爱爱与同郡赵子恋爱，结为夫妻。后赵子应父亲的朋友某尚书之约，到元朝京城大都求官，但到了京城，某尚书已故，无所投托，久不能归。赵母病重，爱爱尽心侍奉。赵母死，爱爱加以厚葬。后战乱起，刘万户强占了赵子的房子，“见爱卿姿色，欲逼纳之”。爱爱不屈，自缢而死。战乱过后，赵子归里，寻至母亲及爱爱坟地，痛哭祭拜。后爱爱鬼魂出现与赵子相聚。这篇故事同样反映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歌颂了爱爱在恶势力面前坚贞不屈的品质。
此外，《绿衣人传》写了封建官僚权贵对青年爱情的摧残和草菅人命的罪恶。《联芳楼记》写了一个富有市民气息的爱情婚姻喜剧。《金凤钗记》写的人鬼恋爱的故事，虽受《离魂记》的影响，但作品思想艺术水平超过了《离魂记》。
《剪灯新话》中一些作品反映了文人的牢骚与不平。
《水宫庆会录》写潮州文士余善文白昼闲坐，被南海龙王邀到龙宫，为修建的灵德殿作“上梁文”，受到隆重的接待。龙王以珍宝相酬，善文遂成富翁。他“不以功名为意，弃家修道，遍游名山，不知所终”。小说反映了在乱世中文人幻想发挥才华、得到重用的心态。《修文舍人传》写“博学多闻，性气英迈”的夏颜，“命分甚薄，日不暇给”。但死后在冥间却得到重用，任修文舍人。他通过冥府与人世的对比，认识到冥府任人唯贤，“黜陟必明，赏罚必公”，而“非若人间可以贿赂而通，可以门第而进，可以外貌而滥充，可以虚名而躐取也”。明代以武力得天下，明初不甚重视文人，所以文人难免失望，无可奈何，就寄希望于龙宫、冥府，在幻想中得到满足。
《剪灯新话》还在作品中揭露社会的黑暗与道德的沦丧。
《三山福地志》写一个“不通诗书”而“家殖颇丰”的老实人元自实，他的邻居缪君去福建当官，缺少路费，自实借给他二百两银子，且不要借据。后在战乱中，元自实“为群盗所劫，家计一空”。到福州投奔缪君，但缪君竟负义不顾，使自实全家冻饿几死。小说描写了当时的社会世态，谴责了道德沦丧、忘恩负义的行径。
瞿佑《剪灯新话》在艺术上有意追踪唐人传奇的作风，在讲述一个奇异故事的同时，较注意对人物形象和社会生活的刻画描摹，故事情节比较委婉曲折，描写也比较细腻，语言华艳典雅。但喜用诗词骈语，形成一种韵散相间、骈散相间的格局，影响了小说的精练集中。
《剪灯新话》出现后，深受时人的欢迎，一时仿作纷起，《剪灯余话》便是一部较有代表性的模仿之作。
《剪灯余话》，作者李祯，字昌祺（1376—1452），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曾任礼部郎中和广西、河南布政使等官职。《剪灯余话》成书于永乐十七年（1419），四卷二十篇，又附《贾云华还魂记》，共二十一篇。
《剪灯余话》中描写的爱情婚姻故事，和《剪灯新话》—样，都是在元末明初大动乱的背景中展开的，所以大都染上一层悲剧色彩。如《鸾鸾传》《琼奴传》《秋千会记》等。《鸾鸾传》写赵鸾鸾才貌双全，与才子柳颖相爱。几经波折，终成眷属。但好景不长，遇元末战乱，赵鸾鸾被军阀掠去。柳颖艰苦跋涉，找到妻子，两人又得团圆，为避战乱，乃隐于徂徕山。后柳颖因出城负米，被乱军杀于途中。“邻舍奔告鸾，鸾走哭，负其尸以归，亲舐其血而手殓之，积薪焚颖，焰既炽，鸾亦投火中死焉”。后邻里“拾其遗骸葬之，伐石表其冢曰‘双节之墓’”。
《秋千会记》写宣徽院使孛罗众女在院中荡秋千，拜住往窥。后拜住求婚，宣徽使许以爱女速哥失里。未几，拜住之父蒙罪系狱，家道顿变，“阖室染疾，尽为一空”，独存拜住。于是宣徽使夫人悔婚；速哥失里却不因拜住贫贱而易志，反对母亲悔婚；在被逼改嫁的途中，自缢于花轿中。后拜住悄悄去停放速哥失里灵柩的寺中哭灵时，速哥失里竟起死回生，相携私奔，得以团聚。拜住与速哥失里虽然团聚，但生下的三个儿子，两个早亡，只有小儿子黑厮做了枢密院使，后“天兵至燕”，元顺帝逃走，“黑厮随入沙漠，不知所终”。以亡国之祸给这个传奇故事留下了悲剧的结尾。这篇作品描写了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是不多见的。
《芙蓉屏记》则是一篇优秀的公案小说。
《芙蓉屏记》写崔英携妻王氏赴任途中，船夫贪财谋害崔生及婢仆，独留王氏，欲霸占王氏为儿媳。王氏佯为应允，乘机将船夫灌醉，逃到一尼庵中为尼。后船夫到庵中布施芙蓉屏一轴，王氏认出乃其夫所作，遂题诗于屏上。此屏后为郭庆春买走，献给退隐于姑苏的御史大夫高纳麟。崔英被船夫推落水中，因识水性而得生，寄居民家，以卖字度日。一日卖字入府，高纳麟留崔英为塾师，后崔英见芙蓉屏，上有其妻题诗，知妻尚在人间。高纳麟多方为之探寻，在尼庵找到王氏，遂邀王氏入府为夫人诵经。又历半年，高公旧吏为御史，高公将崔英夫妇遇盗事告之，使捕船夫，审结此案，崔英夫妇亦因此而团聚。故事以芙蓉屏为线索，情节合理，发展自然，未依仗任何神鬼之助，使案件终于水落石出，夫妻重会，这是其他文言小说中罕见的。
明前期受《剪灯新话》影响，起而仿效者，除《剪灯余话》外，还有赵弼的《效颦集》。此书共三卷二十五篇，作者在《后序》中说因仿洪迈、瞿佑故题其书名为《效颦集》。
赵弼，生卒年不详，字辅之，号雪航，重庆南平（今巴县）人。永乐初，以明经授翰林院儒学教谕，约于宣德初年任汉阳县教谕。撰《效颦集》大约在宣德年间，多写幽冥鬼神、阴德报应，意在劝诫，宣扬忠节孝义。文字艰拙，偏于议论，艺术水平不高。但《效颦集》中《钟离叟妪传》《续东窗事犯传》《木绵庵记》三篇，为《拗相公饮恨半山堂》《游酆都胡母迪吟诗》、《木绵庵郑虎臣报冤》三篇话本小说提供了改编的蓝本，由此亦可见《效颦集》在小说史上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花影集》，四卷二十篇，陶辅撰。陶辅（1441—？）字廷弼。袭应天亲卫昭勇之爵，因不苟合于时，乞休致。此集乃陶辅四、五十岁时作，至八十三岁时始作序付刊。
《花影集》称，此书系继《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和《效颦集》后，“较三家得失之端，约繁补略”而作。集中多史传实录，小说意味不强。但《心坚金石传》《刘方三义传》是较出色的作品，曾被《燕居笔记》《绣谷春容》等转载。《刘方三义传》又被冯梦龙改写为《刘小官雌雄兄弟》，收入《醒世恒言》。
《心坚金石传》叙元至正年间松江书生李彦直与邻女张丽容的恋爱悲剧。李彦直和张丽容由诗词唱和而相恋，因张丽容出身娼家，李父不允其婚姻。后李彦直相思成疾，张丽容为之憔悴。李父不得已而遣媒娶之。时适本路参政阿鲁台任满赴京，因无万两白金献给右丞相伯颜，遂选才色官妓二名以献，丽容恰居其一。彦直父子百般设法，家产荡尽，亦不能免。一日，拘张母女登舟启行，彦直徒步相随。后彦直气死，丽容自缢舟中。阿鲁台怒而焚之。火毕，其心宛然无改，舟夫以足踏之，忽出小人如指大，金色而坚如石，脱然一李彦直。又焚李彦直尸，其心亦不灰，所出小人宛然是一张丽容。阿鲁台视为珍宝，函以香木之匣，题曰“心坚金石之宝”，以献右相。右相开启时，乃败血一团，臭秽不可近。右相大怒，遂杀阿鲁台。小说想象丰富，浪漫气息浓厚。明人将其改编为传奇《霞笺记》，改悲剧为喜剧。清人小说《情楼迷史》即据传奇改写。此类作品在《花影集》中实属凤毛麟角。
（三）明中叶至清初的传奇小说
明嘉靖以后，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使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新思潮，这种新思潮直接刺激了文学的发展，首先在通俗文学领域、长短篇白话小说、戏剧文学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在传奇小说领域，也出现了复兴的局面，一大批具有相当文学造诣的作家，自觉地、积极地从事传奇小说的创作，写出了一大批具有一定思想深度和艺术力度的好作品。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清初，有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那样：“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8]
明中叶至清初从事传奇小说创作的重要作家有：马中锡、董玘、蔡羽、宋懋澄、邵景瞻、戋戋居士、徐芳、王猷定、魏禧、李清、王晫、黄周星、陆次云、陈鼎、钮琇、王士祯等，他们都写出了为人传诵的佳作，这些作品有的被收进了明冯梦龙编辑的《情史类略》、明王世贞辑的《正续艳异编》、清康熙年间张潮辑的《虞初新志》、嘉庆年间郑澍若辑的《虞初续志》等传奇集子中，有的散见于各自的文集中。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为我们展示了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种种微妙的变化，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的道德行为、性格、心灵之间的矛盾斗争和冲突，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这时期传奇作品的时代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有关爱情婚姻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抨击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描写了被压迫妇女追求人格平等的斗争，鲜明地体现了那个时代市民阶层的新的婚姻观和道德观。宋懋澄的《负情侬传》和《珍珠衫》、戋戋居士的《小青传》、黄周星的《补张灵崔莹合传》等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篇。其中尤以宋懋澄两篇作品为佳。《负情侬传》写的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它表面上是写传统性质的士子与妓女恋爱的故事，实际上是在封建社会后期要求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呼声日见增强的情况下，表现妓女阶层争取人权与婚姻幸福的悲剧。杜十娘在封建礼教和市侩势力的双重压迫下，面对负义的李生，不乞求，不苟且，而是毅然投江，以一死来表示对这个罪恶社会的最后决裂和抗争，展现了明代中后期下层市民在进步思潮激发下所产生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无疑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珍珠衫》写的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故事，这个故事通过楚人夫妇悲欢离合的奇特命运，鲜明地体现了那个时代市民阶层的家庭婚姻、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楚人休妻后又对原妻藕断丝连的爱情以及最后又重修旧好、不嫌弃她二度失身于人，这反映了封建贞节观念在市民阶层中已经逐渐淡薄。作品写楚人妻一方面因无法忍受分居的痛苦而犯下失贞的错误，另一方面在内心又不失对丈夫的爱情，这揭示了生活中人的性格的复杂性，同时也是作者对人的自然要求的矫枉过正的肯定，体现了一种与封建传统观念相对立的生活原则。
第二，这时期的优秀作品，敢于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统治集团，揭露了封建社会末期政治的腐败黑暗，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如钮琇的《张羽军》写皇帝亲自制造文字狱，作者敢于直斥皇帝的“不法”，对受害者明确地表示了同情和赞扬。董玘的《东游记异》是用隐喻手法写成的政治小说，作者把宦官比为狐狸，把支持他们的人比作老虎，指出由于这些“兽类”盘踞在宫廷近侧，使得京城“雾塞昼冥”。这篇小说是影射明正德年间大奸臣、大权宦刘瑾的，作者的政治勇气是值得钦佩的。陈鼎的《义牛传》也是用寓言的形式，描写土豪劣绅与官府勾结起来，欺压贫苦人民，比猛虎更凶狠残暴。最后作者写义牛冲进官府，为受害者报仇雪恨，表现了人民对压迫者、剥削者的痛恨和反抗。邵景瞻《觅灯因话》中有一篇《贞烈墓记》，则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军官衙役为霸占民妻而为非作歹，草菅人命，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生命财产、妻子儿女毫无保障的悲惨境遇，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宋懋澄《葛道人传》形象地描述了发生在万历二十二年苏州市民反抗矿使税监的大暴动，塑造了葛道人的光辉形象，展现了市民起义的壮烈场面，为我国早期市民阶层的斗争留下了可贵的历史剪影。
第三，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对人们意识的影响。由于明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钱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愈来愈明显，以至成为社会生活的杠杆和某些人思想行动的支配力量。蔡羽的《辽阳海神传》和邵景瞻的《桂迁梦感录》便是此类作品中最出色的两篇。《辽阳海神传》通过描写徽商程士贤与海神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当时商人的商业活动和他们的思想意识。作者在作品中揭示了金钱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巨大冲击：“徽俗，商者率数岁一归。其妻孥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金钱的多寡决定了对一个人的品德“贤”或“不肖”的评价，它说明金钱已经成了支配人的思想感情的主要力量。特别是程士宰得海神之助而获巨利的情节，表明了商人利用商业信息和市场预测而获利的愿望，虽是幻想，却是商人心理和生活经验的真实写照。《桂迁梦感录》写桂迁落难时得同学施君救济，后掘财致富后，以怨报德，因梦恶报，迷途知悔，改恶从善。这个故事写现实生活中的人情世态，揭露了金钱是怎样腐蚀人的灵魂，支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第四，这时期的传奇作品，还塑造了一些不为名教所羁绊，具有自由解放色彩的“狂士”形象，表现了明中叶以后，在思想解放的思潮影响下，知识分子的苦闷、追求和生活态度。如宋懋澄的《顾思思传》中的顾思思，黄周星《补张灵崔莹合传》中的张灵，都是狂士典型。他们愤世嫉俗，鄙弃仕进，性情豪放，狂荡不羁，但在他们狂颠的后面，却包藏着深深的忧愤和感伤，他们有崇高的政治理想或爱情追求，但腐败的社会使他们怀才不遇，一筹莫展，他们只能借酒浇愁，借发疯作狂，自暴自弃来抗议那个黑暗的社会。作者塑造这些“狂士”的形象，与明代中后期追求“人”的解放的新思潮是一致的。他们的“狂”不但表现在他们的日常行为、待人接物的狂怪不同流俗，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们思想上的反正统的异端性质。通过这些形象，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
明中叶至清初的传奇小说在我国志怪传奇小说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新思潮的冲击下，经过一大批作家的努力，传奇小说才真正呈现出复兴之势。这时期作品取材现实人生和反映时代精神这两点，就远不是宋、元、明初的传奇作品所能比肩的，而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与唐传奇比较也是一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超越。特别是他们以下层人民为主要描写对象以及敢于涉笔国事政治的胆识，都不是唐传奇作家所能企及的，这种大胆干预政治、干预生活的精神，对蒲松龄《聊斋志异》无疑具有很深的影响。
在艺术上，这时期的传奇作品也取得了新的进步。首先，它更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了一些生动的富有典型意义的正反人物形象，如杜十娘、楚人夫妇、冯小青、顾思思、张灵、桂迁、贾似道等，而且都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手法上十分注意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在情节结构上也更为严整曲折。在表现形式上，已基本上抛弃了散漫拖沓的韵散相间的格局，代之而起的是朴素平实的散文形式，这种形式一直持续到传奇小说的历史终结为止。总之，明末清初传奇小说为《聊斋志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此外，明末清初传奇小说对白话小说和戏剧文学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拟话本和戏剧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人物形象。如白话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叠居奇程客得助》《桂员外穷途忏悔》，戏剧作品《因缘梦》《百宝箱》《合香衫》《疗妒羹》《巧联缘》等等，都从这时期的传奇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
[1] 《中国小说史略》，第70页。
[2] 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35页。
[3] 《虬髯客传》作者有争议，参看李小龙《虬髯客传作者献疑》，《励耘学刊》2012年第2期。
[4] 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63页。
[5] 《中国小说史略》，第110页。
[6] 此三记或为唐末五代人作。参看李剑国、陈洪《中国小说通史·唐宋元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22页。
[7] 参看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陈益源《从〈娇红记〉到〈红楼梦〉》（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章节。
[8] 《中国小说史略》，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