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轶事小说
志怪小说主要是记“异闻”，轶事小说（鲁迅等学者称为志人小说）[1]，主要是记“轶事”，即人物言行，传闻故事等。轶事小说有的学者分为琐言、逸事、笑话三类；有的分为世说体、杂记体、笑林体等。在具体论述时，有时分类也不甚严格；列举作品的范围也有不同。我们分为琐言、杂记、笑话三类。
一、魏晋南北朝的轶事小说
魏晋南北朝是个大动荡、大变化的时期，也是思想大解放的时期。摆脱了两汉经学的束缚，魏晋玄学兴起，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士人意识到人的自身价值，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完美，也崇尚潇洒疏放的生活态度。士大夫聚集在一起，以谈玄说理、品评人物为风尚，形成清谈之风，推动了以描写士大夫生活和精神风貌为主的轶事小说的兴起和发展。
琐言类作品魏晋时有《名士传》《语林》《郭子》；南北朝有《世说新语》《妒记》《俗说》等。其中《语林》和《世说新语》最为重要，分别介绍如下：
《语林》，晋裴启撰。裴启字荣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处士。《世说新语·文学篇》中说：“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后因为书里记谢安两件事，被谢安指责为失实，故不再流传，但并未湮灭。经鲁迅等人辑录，现存一百八十条。
该书记载了汉魏至晋代帝王公卿、文人名士的传闻逸事，尤以东晋为多。如揭露了达官贵人的骄奢靡费的生活：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佳丽藻饰，置甲煎沈香，无不毕备。又与新衣，客多羞不能著。王敦为将军，年少，往，脱故衣，著新衣，气色傲然。群婢谓曰：“此客必能作贼。”
作品还写到一些清廉、爱民的官吏：
魏郡太守陈异尝诣郡民尹方，方被头以水洗盘，抱小儿出，更无余言。异曰：“被头者，欲吾治民如理发；洗盘者，欲使吾清如水；抱小儿者，欲吾爱民如赤子也。”
陈异从郡民的行为中，体会到百姓对官吏的期望。
作品写士人的怪诞言行，让人们看到所谓的“魏晋风度”。
刘伶字伯伦。饮酒一石，至酲，复饮五斗。其妻责之，伶曰：“卿可致酒五斗，吾当断之。”妻如其言。伶咒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石，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
作品在艺术上也较成功。写人物能简练、传神，写出人物性格。如有两条写曹操的，既写了他的奸诈、狡猾；又写出他英气逼人的形象，被《三国演义》采用了，成为脍炙人口的故事。
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辄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慎之。”后乃阳冻眠，所幸小儿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每眠，左右莫敢近之。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当坐，乃自捉刀立床头。坐既毕，令人问曰：“魏王何如？”使答曰：“魏王信自雅量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驰遣杀此使。
其人物间对话尤为精彩。士衡在座，安仁来，陆便起去。潘曰：“清风至，尘飞扬。”陆应声答曰：“众乌集，凤凰翔。”
有的并非文人，而是乡间老妇，其机智、幽默令人叹服：
刘道真遭乱，自于河侧牵船。见一老妪采桑逆旅，刘谓之曰：“女子何不调机利杼，而采桑逆旅？”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马挥鞭而牵船乎？”
道真尝与一人共索袢草中食，见一妪将二儿过，并青衣。调之曰：“青羊将两羔。”妪答曰：“两猪共一槽。”
《语林》早于《世说新语》近百年，对《世说新语》有很大影响。在现存一百八十条佚文中，有半数为刘义庆所袭用，有的是全文照抄。如：“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这条就一字不差地搬到《世说新语·任诞》里。它的流风余韵，一直影响到明清，如《明世说》等。
《世说新语》，南朝刘义庆著。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之侄，袭封临川王，官至尚书左仆射、中书令。可能有些文人参加了《世说新语》的编撰，不过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刘义庆本人。全书分为三卷，每卷又分上下，共计三十六门，一千一百三十条。梁刘孝标为之作注，引用古书四百余种，补充了不少史料，许多散佚的古书借此保存下来，尤为后人所珍重。
该书所记最早为西汉初年，最晚为宋初，主要是魏晋时期。它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尚各方面；涉及人物不下五六百人，上自帝王卿相，下至士庶僧徒，尤其是文人的精神风貌和个性才情，是一部中古文化的百科全书。
书中通过王公贵族、朝廷重臣的轶事琐言，反映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重大变故和大政方针。以王导和谢安这两位名相为例。如晋室南渡以后，东晋政权如何处理与江南大姓士族的关系，决定了能否在江南站稳脚跟，政权能否巩固的问题。作为朝廷重臣的王导作了正确的战略决策，表现出政治家的风度。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对曰：“培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方正篇》第24则）
陆太尉就是陆玩，吴郡吴人。顾、陆、朱、张是江东的名门望族。王导为了“结援吴人”，欲与江东大族联姻，陆玩以“乱伦”，即门第不相当而拒绝，可见当时司马氏政权与江南地区被征服的豪门大族之间有很深的鸿沟。《世说新语》里还有几条王导与陆玩关系的记载，王导始终以宽容团结的态度，争取他，后来他们有长期的合作。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淘？”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排调篇》第13则）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政事篇》第12则）
前一则说明王导为向江南大族示好，而学吴语。第二则更显政治家的风度。他在官拜扬州刺史的庆祝会上，宾客如云，不问士庶，“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而任姓（任颙）客人和西域胡僧还未接待，心里不高兴。王导就到任颙面前，赞扬他是临海一郡的杰出人物，又用胡人的习俗，弹指问安，借梵语赞美他们是喜爱清寂的得道高僧，于是“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书里对另一位名相谢安，也有精彩生动的刻画。
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太傅时年七八岁，著青布绔，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德行篇》第33则）
这则故事里谢安是个七八岁的小孩，他的长兄谢奕是剡（今浙江嵊州）令，对一个有过错的老翁用灌烈性酒的办法来处罚他，“乃至过醉而犹未已”。谢安勇敢站出来，批评他的兄长，可以看出他自幼就有一颗仁爱同情之心。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文学篇》第55则）
这则故事发生在谢安隐居会稽东山时，名僧支道林、玄言诗的代表人物许询和谢安在清言家王濛家聚会，在众人发表高论之后，谢安作了万余言的演讲，才华奔放，达到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通过清谈，表现出风流宰相的神采。
上面所说都是谢安出仕之前的故事，下面几则就表现他作为杰出的政治家的勇敢和智慧。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雅量篇》第29则）
在简文帝临终时，桓温原指望简文帝禅位给他，以建立桓氏王朝，但受到谢安、王坦之的阻扰，没有得逞。谢、王两人成为他篡位的障碍，因此，想杀谢、王，以震慑朝野。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如谢安所说：“晋祚存亡，在此一行。”面对桓温的屠刀，王坦之惊慌失措，而谢安为保住晋室不致覆亡，置生死于度外，在刀光剑影中气定神闲，从容讽嵇康“浩浩洪流”的诗句。桓温畏惧他旷达高远的气度，于是急忙撤走了甲兵。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雅量篇》第35则）
前秦皇帝苻坚在统一北方之后，于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倾全国之兵八十七万，号称百万，欲一举推翻东晋王朝。晋以谢安为征讨大都督，他派弟石、侄玄及子琰等率精兵八万对抗，结果大败敌军，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作者把这样惨烈的大战，用极其简约的文字，在下围棋的闲适环境中，把谢安的处变不惊，“谈笑静胡沙”的神采风韵表现出来。
除王导、谢安外，此书还写到晋武帝司马炎、简文帝司马昱等帝王；张华、王敦、桓温、祖逖、谢玄等军政要人。书里没有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一生的完整叙述，而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相当细密的特写镜头，为我们留下了魏晋政治军事斗争的历史资料和生动画卷。
《世说新语》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曹植、陆机、王羲之、顾恺之、支遁、慧远、谢道蕴等人物的清谈玄理、品评人物、文化艺术、社会风习构成了一部丰富的中古文化史。
1.玄学清谈
汉末有清议的风气，名士议论朝政，臧否人物，使当权者受到舆论的制约。但到了魏晋时期，有的士大夫却因议政触犯统治者而遭杀身之祸，为避免卷入朝廷政治斗争的漩涡，名士们再不敢议论政事，清议就变成了清谈玄理。玄学是对《老子》《庄子》《周易》的研究和解说，后来又有佛理的渗入，体现了魏晋时代对人生的新思考，理论的新发展。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文学篇》第6则）
何晏地位尊贵声望高，王弼是个未满二十岁的年青人，因为他精通庄、老，又能言善辩，就得到敬重，可见清谈玄理在上层社会有很高的地位。试举两例，看看当时清谈的情景：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文学篇》第31则）
这一则描写孙盛和殷浩清谈辩论的激烈，饭菜热了又冷，冷了又热；两人都用力甩动麈尾，毛尽落到饭菜中，他们竟谈到日暮而忘了吃饭。
许掾（询）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修），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支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文学篇》第38则）
辩论是为了追求真理，不是意气之争。许询虽然辩论胜了，但正如支道林所批评的：“你的论辩好倒是好，然而何苦如此相逼呢？这哪里是探讨真理的论谈呢？”
2.品评人物
《世说新语》三十六篇，以德行为第一篇。它赞扬有道德的人物。如第一则就写陈蕃的言语是读书人的准则，行为是当世的典范，“有澄清天下之志”。他到豫章当太守，未进衙署，先去拜访隐居不仕的贤人徐孺子，体现了敬贤礼士的好作风。荀巨伯远道去看望生病的朋友，正赶上胡人攻城，友人让他赶快离开，他说：“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胡人到了，对巨伯说，大军到了，全城人都跑光了，你竟敢还留在这里？巨伯说：“朋友生病，我不忍心丢下他离去，宁愿用我的生命换取他的生命。”胡人听了，互相说道：“我们这些无道义的人，进了有道义的国家啊！”于是撤军而回，全城都得以保全。
《贤媛》篇各条都是赞扬德才兼备的妇女的。例如描写陶侃母亲湛氏的贤德才能，其中一条写陶侃家境贫困，于冰雪积日之时来了范逵，还带来许多仆人和马匹，湛氏嘱咐陶侃出面应酬，而自己剪下头发卖掉，买米招待客人，铡碎草垫喂马，使陶侃“大获美誉”。另一条写陶侃做管理鱼梁的小吏，利用职权派人给母亲送腌鱼，侃母写信斥责这种假公济私的行为。
3.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就体现为不畏权势、蔑视礼法、洒脱飘逸等方面。
夏侯玄既被桎梏，时钟毓为廷尉，钟会先不与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虽复刑余之人，未敢闻命。”考掠初无一言，临刑东市，颜色不异。（《方正篇》第6则）
为保持人格的尊严，屠刀也不能让他屈服。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任诞篇》第2则）
阮籍并不是不要礼教，而是反对在形式上弄虚作假、沽名钓誉的伪礼教。《任诞篇》第7则记载：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曲礼》中有“嫂叔不通闻”之说，是一种违反人之常情的假礼教，阮籍当然不遵守这一套。
旷达任性、放纵不拘小节，是所谓“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任诞篇》第20则）
这种人生态度，现在看来好像是消极颓废的，但其实质却是对生活的热爱，意识到人生的短暂，于是尽情享受眼前的快乐，而不去计较身后的评价。
当然恣情任性走向极端，就成了狂怪荒诞，例如刘伶纵酒：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任诞篇》第6则）
4.文学艺术
此书对文学艺术创作有生动的反映。其中有人们所熟悉的曹植七步成诗、左思作《三都赋》、刘伶著《酒德颂》等故事，也有关于对某些人创作的评价和一些诗文名篇名句的赏析。
谢公（安）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谢玄小字）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文学篇》第52则）
这里谢玄从艺术上去赞美品评，谢安则从政治角度进行评定，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关于音乐、书画也有十分珍贵精彩的文献资料。书中多条写及顾恺之画作的高妙及论画见解的精辟。如《巧艺篇》第13则记载顾恺之画人常几年不点睛，因为在他看来：“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强调了眼神对画好人物画的决定性意义。这个看法为历代中国人物画作者所重视，这句话也被广泛引用。关于音乐此书也多有涉及。有的条文表现了人们对音乐的喜好及水平之高、技艺之精，如《伤逝篇》写“顾彦先平生好琴”、《任诞篇》写“桓子野善吹笛”、刘道真少时“善歌啸”。《术解篇》说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等。
5.社会习俗
社会习俗方面最主要的表现是门第观念和南北文化习俗的差异。魏晋时代门阀制度森严，他们之间联络有亲，势力强大。他们看不起寒门素族，拒绝与之交往。《方正篇》第51则载刘悛等人出门在途，天黑了还饿着肚子，有与他认识的平民特地做好丰盛肴席给他，却被拒绝。别人不解，刘悛回答说：“小人都不可与作缘。”《方正篇》第52则说王胡之“甚贫乏”，却不肯接受乌程令陶范送来的一船米。他认为，自己是士族，要求也只能求其他士族，决不能接受寒门者的馈赠。不但拒绝与庶族交往，即便同是高姓大家，也要争个你高我低：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排调篇》第12则）
这种讲究门第，严格区分士庶、高下的风气，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婚姻问题上：
王文度为桓公长史时，桓为儿求王女，王许咨蓝田。既还，蓝田爱念文度，虽长大，犹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蓝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恶见文度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文度还报云：“下官家中先得婚处。”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后桓女遂嫁文度儿。（《方正篇》第58则）
桓温是晋室重臣，文度的上司，但王述（蓝田）认为桓温这个暴发户，一介武夫，没有资格娶王家的女儿。但贵族可以娶寒门之女，所以，“后桓女遂嫁文度儿”。
避讳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风俗，到魏晋成为彰显和强化门第观念的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有意犯讳的现象，借此来炫耀家族或诋毁他人。有一次卢志在大庭广众面前问陆机：“陆逊、陆抗是君何物？”陆机马上回敬道：“如卿于卢毓、卢埏！”原来陆逊、陆抗分别是陆机的祖父和父亲，卢毓和卢埏则分别是卢志的祖父和父亲。陆机的弟弟陆云问哥哥为什么如此不客气，陆机气愤地说：“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
司马氏的西晋王朝灭吴后，南北贵族之间的对立情绪很严重。甚至利用两地习俗的差异，来表现他们针锋相对的斗争。陆机入洛后，前去拜访王济，王济在陆机面前摆了几斛羊酪，得意地对陆机说：“你们江东什么东西可以敌此？”陆机回答说：“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言语篇》第26则）本来，羊酪和莼羹只是代表南北饮食习惯的不同，但这里已经被用来作为双方政治对立情绪的表现工具。
综观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到魏晋时期士人的群像，了解当时上层社会的风尚。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最主要是通过轶事琐言，言谈举止，写出人物独特性格和风采神韵。
通过对比写出不同人物的性格。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德行篇》第11则）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汰侈篇》第1则）
前一则华歆锄菜见金，拾而扔之；管宁却视同瓦石。一起读书，华贵的车子从门前经过，管宁照样读书，而华歆却跑去看。两人对比，可以看出管宁、华歆人品的的高下。后一则通过对石崇斩美人的不同态度，王导宽厚仁慈，王敦狠毒冷酷形成强烈对比。
用精炼、生动的细节表现人物性格。比如：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俭啬篇》第4则）
王戎女适裴，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俭啬篇》第5则）
没有人物的言行描写，只是用精炼的细节，却把这个吝啬鬼刻画出来。
此书还注意抓住一些最典型的言行，用漫画式的夸张凸现出人物某一突出的性格特点，如通过王述吃饭时因没夹住鸡蛋，便大怒，于是用手抓住掷到地上；看它在地上滴溜溜乱转，便下地用木屐去踩；又没踩碎，干脆从地上拿起来放到嘴里咬破然后吐掉。这一系列动作，让这个性急、暴躁的人物活现在读者面前。
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善于写出深刻哲理和人生慨叹。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言语篇》第55则）
桓温是个枭雄，一方面有恢复中原一统中国的理想，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图谋九锡、意在禅让的野心家。在他六十岁（太和四年，369）北征，途经金城时，看到三十多年前做琅邪内史时种的柳树已有十围粗了，发出了“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叹，引发了人生的哲理思考。
《世说新语》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广泛深远。首先是在轶事小说中形成了一个被称为“世说体”的重要体式流派。如唐刘肃的《大唐新语》、宋王谠《唐语林》、明何良俊《何氏语林》、清王晫《今世说》、民国初年易宗夔《新世说》等，总数不下几十种。
其次，书中有许多故事和人物话语已经凝固成为典故、成语，直到今天还在广泛使用，如“登龙门”、“难兄难弟”、“管宁割席”、“吴牛喘月”、“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坦腹东床”、“颊上三毛”之类。不少故事改编为戏曲如关汉卿的《玉镜台》，秦简夫的《剪发待宾》等；罗贯中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也从中取材，如“望梅止渴”、“梦中杀人”、“七步成诗”等。
《世说新语》在海外，特别是在日本影响很大，仿作不少，如服部南郭《大东世语》（1750年刊行）等。
《西京杂记》是杂记类小说的奠基之作。作者有刘歆、葛洪、吴均三说，卷帙亦有二卷、六卷之别。近世学者多认为是葛洪伪托刘歆所作，现在通行的是六卷本。
《西京杂记》记载了西汉时期朝野轶闻和典章制度。
一类是宫廷生活，包括帝王后妃的传闻轶事，宫廷建筑、风俗习惯等。如王昭君不肯贿赂画工毛延寿，被远嫁和番、赵飞燕姐妹专宠后宫、武帝开凿昆明池、刘邦为其父造新丰移旧社等故事。试举一例：
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时，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丰，亦还立焉。高帝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唯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途，亦竟识其家。其匠人胡宽所营也。移者皆悦其似而德之，故竞加赏赠。月余，致累百金。
这则故事，表现刘邦父亲平民生活的习性和表现了民间艺匠的高超技术和才能。
第二类是文人轶事趣闻，表现了在汉代全盛时期人们的精神风貌。脍炙人口的是司马相和卓文君的故事，人们已耳熟能详，就不赘述了。我们引一则匡衡穿壁引光，勤奋好学的故事吧：
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与其傭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
匡衡“凿壁借光”，勤奋读书成为我国励志的经典故事之一。
第三类是民间故事，如“秋胡戏妻”，歌颂一位忠于爱情，不受金钱富贵引诱的劳动妇女的形象，也抨击了秋胡当官后，喜新厌旧不道德行为。还有东海黄公一则：
余所知有鞠道龙善为幻术，向余说古时事：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
“东海黄公”演为角抵戏，是探讨我国戏曲起源的重要资料。
《西京杂记》如鲁迅所说：“意绪秀异，文笔可观。”（《中国小说史略》）多数条文篇幅较长，叙述完整，文字细致生动。
书中故事成为典故常为人引用；卓文君、王昭君、秋胡戏妻，匡衡“凿壁借光”等都被编成小说、戏曲广泛流传。
《殷芸小说》，南朝殷芸（471—529）撰，芸字灌疏，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齐永明时为宜都王行参军。入梁后官至秘书监，司徒左长史。殷芸系受梁武帝敕命而撰此书。书疑亡于明初，在鲁迅、余嘉锡等人辑佚的基础上，周楞伽辑本辑得163条，分为十卷，是迄今最为完备的本子。
这是我国第一次以“小说”为书名的小说集。本书以历史发展为线索来结构全书，记载从先秦至东晋的轶事传闻，所记对象除了帝王将相，历代名人外，还涉及百姓琐事，街谈巷议，可视为后代野史笔记之滥觞。
书里保存了《汉高祖手敕太子书》五条；《张子房与四皓书》及四皓答书；《鬼谷子与苏秦、张仪书》及苏、张答书等，其真实性存疑，但为《世说新语》等书所不载，因此，颇为后世史家所珍重。有的故事反映了不同时代文人不同的思想。如东方朔对汉武帝议论伯夷、叔齐，对他们的隐居不以为然，表现了在汉代强盛时，士人的积极进取精神。三国士人“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反映了发财、做官、成仙三者兼得的欲望。有的事情经过虚构，变得非常生动有趣：
孔子去卫适陈，途中见二女采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长。”答曰：“夫子游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得，著来问我采桑娘。”夫子至陈，大夫发兵围之，令穿九曲珠，乃释其厄。夫子不能，使回、赐返问之。其家谬言女出外，以一瓜献二子。子贡曰：“瓜，子在内也。”女乃出，语曰：“用蜜涂珠，丝将系蚁，蚁将系丝；如不肯过，用烟熏之。”孔子依其言，乃能穿之。于是绝粮七日。
孔子厄于陈，绝粮七日，史有记载，但与采桑女对话等，显系杜撰。正因此，故事饶有趣味，采桑女聪明机巧的形象跃然纸上。
笑话类作品有三国魏邯郸淳撰的《笑林》，三卷。据说他是奉了曹丕之命而作的。书在宋后亡佚，现收集到二十九条。此书记载的滑稽可笑故事，带有浓重的民间传说色彩。其中不少故事十分精彩。如《汉世老人》叙汉世某富翁“聚敛无厌，而不敢自用”，取十钱欲授求丐者，“随步辄减，比至于外，才余半在”，还要说是“倾家赡君，慎勿他说，复相效而来”！对吝啬鬼的讽刺入木三分。《障叶隐形》叙楚人以障叶隐形，窃人财物而被发现的故事，揭露其愚蠢而贪鄙的行径。
《笑林》是我国最早的一本笑话故事集，对后代同类作品有示范作用。
二、唐宋金元轶事小说
唐代编撰史书风气很盛，士大夫作为神圣的事业，但毕竟不是都有机会参与，而私人编修史书又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又受《世说新语》的影响，有的人就记载轶事琐闻，以补正史之遗，促进了轶事小说的发展。但唐代的轶事小说，如鲁迅所说：“仍以传奇为骨。”记载的轶事琐闻渲染附会成分多些，更富故事性。
琐言类主要有刘
《隋唐嘉话》、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等。
刘字鼎卿，彭城（今江苏徐州铜山）人。史学家刘知几之子。天宝初，历集贤院学士，兼知史官，终右补阙。《隋唐嘉话》三卷，记南北朝至开元间事，主体记本朝，尤其是唐太宗朝君臣事。
太宗谓梁公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太宗谓尉迟公曰：“朕将嫁女与卿，称意否？”敬德谢曰：“臣妇虽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闻说古人语：‘富不易妻，仁也。’臣窃慕之，愿停圣恩。”叩头固让。帝嘉之而止。
所引的两则故事，可谓唐太宗时的“嘉话”，也揭示了唐初强盛的原因，颇有启示意义。
书中记载部分文坛掌故和文人轶事，如王羲之《兰亭序》流传的始末，富有传奇色彩。画家阎立本三见张僧繇画，从不以为然到心悦诚服，“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而后作《醉道士图》。
《隋唐嘉话》继承了《世说新语》的传统，记事简洁，而对话中运用口语多，较为通俗生动。
《大唐新语》，刘肃撰。他是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人，当过江都县、浔阳县主簿，此外身世无考。其书仿《世说新语》，记唐初至大历间事，凡十三卷，分三十门。书以儒家入世思想为主，强调仁义政教的作用。作者对唐太宗和其臣下褒多于贬；对武则天和周兴、来俊臣等多有批判。褒扬唐太宗善于识别人才、重用人才；与贤臣们互相信任的亲密关系；能够接受臣下的“规谏”。立《忠烈》《节义》《孝行》《友悌》等表彰李
、魏徵、褚遂良以及许多正直贤良的官吏。其中一些故事颇有借鉴意义。如唐太宗问褚遂良，你负责“起居注”，难道“朕有不善”，你也要记吗？褚遂良说，这是我的职责，当然要记。刘洎说：“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有的故事也令人感动。侍御使王义方要告权臣李义府，但有顾虑。他对母亲说：“奸臣当路，怀禄而旷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难以危身，不孝。进退惶惑，不知所从。”其母曰：“吾闻王陵母杀身以成子之义。汝若事君以忠，立名千载，吾死不恨焉！”书中还有不少文坛轶闻掌故，如关于“王、杨、卢、骆”并称，杨炯“耻在王后，愧在卢前”的议论；画家阎立本忍辱侍宴，告诫他儿子不要走他的老路等。此书叙述多于描写，史料价值高于文学价值。
《唐国史补》，李肇撰。作者生平未详，仅知曾任大理评事、太常寺协律郎、华州参军等，卒于开成元年（836）前。书作于长庆年间，署官名为尚书左司郎中。全书三卷，共三百零八节，每节均用五节标目。它续《隋唐嘉话》而作，记开元至长庆一百多年间轶事琐闻。涉及面广，几乎包罗万象；所记人物在朝在野，政坛文坛，多为著名人物。作者用简练传神之笔，为他们留下了一幅幅素描画。
书中所记较少重大政治问题，多为日常的嘉言懿行。如《刘颇偿瓮直》记当天寒地冻，渑池路上，一载瓮车塞路，来往数千车进退不得，刘颇解囊付车主瓮钱，碎瓮开路。刘颇只是一个普通的客商，却表现了豪侠的风度。《李廙有清德》载刘晏见妻兄李廙门帘破旧，用粗竹做了门帘，想送给他，但“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写李廙的清廉，虽然他没有出场，但以侧写正，以虚写实，非常精彩。《王积薪闻棋》，写自以为天下无敌的棋手，游京师，住旅店，晚上灭烛后，听到主人家的老太太和媳妇下棋。“积薪暗记。明日覆其势，意思皆所不及也”，表现了老百姓的智慧。
书里还记了不少广泛流传的文坛掌故。如《李白脱靴事》《张旭得笔法》《王摩诘辨画》《唐衢惟善哭》《得草圣三昧》等。
杂记类又可分四个专题，分叙如下：
1.记唐玄宗事
唐玄宗的一生富有传奇性，因而记其遗事，感叹悲欢离合，盛衰无常，成为永恒的话题，成就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轶事小说虽无《长恨歌》《长生殿》那样的经典作品，但也较为可读，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次柳氏旧闻》，李德裕撰（787—849）。李德裕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宰相李吉甫之子，以荫补校书郎。穆宗至文宗时擢翰林学士，为浙西观察使。武宗时由淮南节度史入相，当国六年。宣宗立，被贬为崖州司户，卒。据其自序，宦官高力士曾向柳芳讲宫中事，柳芳又向其子柳冕转述，柳冕又言之于李吉甫。李吉甫又说给德裕听，德裕根据回忆写成，因素材得自柳氏，故名《次柳氏旧闻》。作者对唐玄宗抱惋惜和同情之情，书中多记其爱民之心和盛衰变化的感叹。
当玄宗因“安史之乱”要逃离京城时，望见千余人持火炬准备“焚库积”，以免落入敌人之手。玄宗严肃地说：“盗至若不得此，当厚敛于民，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也。”听到的人都“感激流涕”，说“吾君爱人如此，福未艾也。虽太王去豳，何以过此乎？”
花萼楼是唐玄宗退朝后与诸王游宴作乐之处。当玄宗向西蜀逃前，“复登楼置酒，四顾凄怆”，眷恋不舍。“一少年心悟上意，自言颇工歌，亦善《水调》。使之登楼且歌，歌曰：‘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上闻之，潸然出涕……不待曲终而去”。
《明皇杂录》，郑处诲撰。处诲字延美，荥阳（今属河南）人。宰相郑余庆之孙。太和八年（835）进士，官至检校刑部尚书、宣武军节度等。书成于宣宗大中九年（855）。此书以明皇为主，记开元、天宝间事，偶及肃、代两朝故事。书中表现玄宗前期的君臣相得，太平盛世的历史图景；也揭露其后期朝政的阴暗面，从而揭示了盛衰转变的原因。
玄宗前期励精图治，勤于国事。如《张嘉贞》《萧嵩》记玄宗为草诏事反复过问；《苏颋》写玄宗器重人才，亲自为醉酒呕吐的苏颋盖被子。但其后期，享乐淫佚，荒于国事，《华清池》《五凤楼》等极写其奢靡享乐之风。作品还揭露飞扬跋扈，仗势欺人的奸臣，如《张九龄》《卢绚》记李林甫嫉贤妒能，陷害忠良；《杨国忠》中，写他不但要让落选的儿子杨暄为进士，而且封的官职还要在考官达奚珣之上。
作品还记叙一些名医、画家、作家、艺人等。如记杜甫漂寓湘潭间，在耒阳县，投诗县宰，受到招待，饮酒过多，“一夕而卒”；写杂技演员王大娘顶竹杆的精彩表演；尤其是乐工雷海清在长安陷后，面对安禄山的淫威，视死如归的高尚品德，非常感人。故事被洪昇《长生殿》采用。
本书在艺术上叙事完整，有较强故事性；善于渲染气氛，以诗入文，有助意境的创造。
《开元天宝遗事》，王仁裕（880—956）撰。仁裕字德辇，甘肃天水人。少不知书，年二十五始就学，以文章知名于五代。是书一百五十九条，记开元天宝年间朝野琐闻杂事。上卷记开元朝多为玄宗前期励精图治，求贤若渴和忠臣贤相事迹。如《金函》记玄宗虚怀纳谏，将谏书放在金函中，“时取读之，未尝懈怠也”。《步辇召学士》记玄宗雨中令人抬车辇招姚崇来讨论政务。《赐箸表直》言玄宗赐宰相宋璟，以表扬他忠直的品德。《截镫留鞭》记姚崇离任时，百姓截镫留鞭，以示怀念。下卷记天宝朝，多为玄宗晚年荒淫奢侈，如《被底鸳鸯》《风流阵》等；杨氏兄妹持宠跋扈，如《肉阵》《香肌暖手》等；奸臣李林甫口蜜腹剑，如《肉腰刀》等。此书尤留意宫内外风俗习尚的记载。如七月七日乞巧、红丝结褵、斗花、秋千、灵鹊报喜等。
书中所记多篇幅短小，内容单一，但文字清丽，精致隽永，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2.记朝野轶事
记载朝野人物轶事的在唐初有《朝野佥载》，作者张
，字文成，号浮休子。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北）人。生活在武后至玄宗前期。曾任县尉、鸿胪丞、司门员外郎等职。还著有《游仙窟》等。当时甚有文名，时称“文辞犹青铜钱万选万中”，号“青钱学士”。新罗、日本也远闻其名，来朝不惜重金购置其文。
《朝野佥载》记隋至唐开元间朝野见闻，以武后朝事为多。以嬉笑怒骂的讽刺揭露朝政腐败、官吏凶残，生活腐化和人性的异化。初唐官场趋炎附势，谄媚逢迎。武后时张岌谄事薛师，随其后，“于马旁伏地，承薛师马镫。侍御使郭霸尝来俊臣粪秽，宋之问捧张易之溺器……”；赵履温为司农卿，谄事太平公主，为其背挽金犊车，“为公主夺百姓田，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库钱百万亿”。吏治的腐败表现在官员的选任上。作者愤怒地揭露：“假手冒名，势家嘱请。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贿货纵横，赃污狼藉。”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张昌仪依仗张易之的权势，卖官鬻爵，一姓薛者送金五十两，而后来忘了薛某之名，故将六十多个姓薛的都给官做。官吏凶残，令人发指。如索元礼审犯人用铁笼头，夹得犯人“脑裂髓出”；还有“凤晒翅”、“狝猴钻火”等。来俊臣审周兴，而故意问他用何刑具，周兴说：“甚易也。取大瓮，以炭四面炙之，令囚人处之其中，何事不吐。”于是，来俊臣就用火烧大瓮，对周兴宣布奉旨审讯老兄，“请兄入此瓮”。“请君入瓮”成了酷吏作法自毙的典故。有些故事讽刺贵族富户吝啬刻薄，残忍无情，显示人性的扭曲。广州录事参军柳庆把器用食物都收在自己卧室里，一个奴仆私取了一撮盐，就被他鞭打；夏侯彪的仆人偷吃了一点肉，他就要强迫仆人吃苍蝇，把肉吐出来。记载的民间故事，如《太宗入冥》；旌阳县令许逊斩蛟除害，得道成仙的故事在后代广泛流传。
唐代中期有《谭宾录》。书已佚，《太平广记》辑得一百二十余条。作者胡璩，生平事迹未详，仅知为唐文宗至武宗间人。书名“谭宾”是因为以史实为谈资，应对宾客。
书中写到前代文臣武将，名医画家，诗人乐师，写出盛唐人才济济的图景，在追忆中寄托兴亡的感慨。它受传奇的影响，刻画人物细腻生动，颇具小说情趣。大多以人名为题，篇幅长短自如。如《郭子仪》长达一千余字，通过几个典型故事写他“富贵寿考，繁衍安泰”的一生。而《王师旦》《程知节》等均不足五十字。
作者在褒扬唐代一大批杰出人物外，还揭露了佞臣叛贼，如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笑里藏刀的李义府等。描写最为深刻的是大阴谋家安禄山。
玄宗命皇太子与安禄山相见。安禄不拜。因奏曰：“臣胡人，不闲国法，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储君，朕万岁后，代朕君汝者。”安禄曰：“臣愚，比者只知有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令拜，安禄乃拜。玄宗嘉其志诚，尤怜之。
《谭宾录》所反映的唐代社会生活，它塑造的众多的人物形像，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是一本较好的轶事小说。
唐代后期有《幽闲鼓吹》一卷，张固撰。张固，唐懿宗、僖宗间人。书中记唐代事，以宣宗朝为主，兼及宪宗、武宗时事。书中记文人以诗文谒官求名，得到有远见卓识的人物的赏识。
尚书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再者，如李贺以诗谒韩愈，韩愈送客刚回来，很疲倦，但翻开看到第一首《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就马上接见他。
书中对比地写了清官与贪官。李师古想行贿宰相杜黄裳，令一吏给他送钱。此吏不敢就送，而是在他门口观察。后见“有绿舆自宅出，从婢二人，青衣褴褛。问何人，曰：‘相公夫人’”。宰相夫人和仆婢的衣着简仆，让行贿者断了行贿的念头。宰相杜黄裳没有出场，但侧面衬托出他的正派和清廉。而另一个相国张延赏，貌似清官，见冤狱，“每甚扼腕”，誓要平冤昭雪。后遇一案，审理时行贿者给三万贯，“公大怒”；给五万贯，“公益怒”；给十万贯，他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公遂止不问”。弟子问他，他说：“钱至十万贯，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
作品总体来说过于拘泥事实，小说色彩略嫌不足。
五代有《北梦琐言》。作者孙光宪（？—968），字孟文，自号葆光子。陵州贵平（今四川仁寿县东）人。五代后唐时为陵州判官，后避地荆州，为割据者高季兴幕下掌书记，累官检校秘书少监等。入宋，官黄州刺史。书篇幅较大，原书三十卷，现存二十卷和佚文四卷。
书中记述晚唐、五代宫廷遗闻、士大夫、文人轶事和社会风俗。针砭时弊，揭露宫廷政治黑暗的内容不少。如《宦官阴谋》记唐昭宗因宦官专权，“骄恣难制”，密令宰相崔胤凡密奏以囊封进。宦官韩全海等选美女进宫刺探，知情后，“引禁军，陈兵仗，逼帝幸凤翔”，将崔胤灭族。有的斥责党争之祸，如《李太尉抑白少傅》记李德裕压抑白居易，排斥杨虞卿、牛僧孺等人。《刘皇后笞父》叙后唐庄宗刘皇后，出身寒微，因生皇子，宠幸日隆，为与嫡夫人争宠，竟嫌亲父是老农，拒不相认，在宫门笞父。为地位和虚荣，竟不认生父，丧失人性。
《孟浩然赵嘏以诗失意》说唐玄宗和李白谈及孟浩然，恰好他在李白家。于是唐玄宗召见他，让他献诗。他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意不悦”，结果是“终于布衣而已”。才华横溢的诗人，就这样受到压抑，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荆十三娘》则是民间传奇故事。记荆十三娘从权豪手中夺回李三十九郎的爱妓，表现了疾恶如仇的精神和高超的武功，成为一篇有名的武侠小说，清叶承宗据以改编为《十三娘》杂剧。
《北梦琐言》写作态度比较严谨，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但内容比较庞杂，文字显得板滞，小说意味不足。
3.记歌妓事
唐代冶游之风极盛，不但产生了许多士子与妓女的恋爱传奇，也出现了几部以歌妓生活为对象的杂记类的轶事小说如《教坊记》和《北里志》。
《教坊记》，崔令钦撰。他是唐玄宗至德宗时人。在天宝间为礼部员外郎时，因避安史之乱，寓居润州，为追忆往昔长安声乐之盛而作此书。本书叙述唐代的教坊制度、人物、轶事，特别是记录的三百多曲名，保留了唐代乐曲的丰富资料，弥足珍贵。
书中记载男女艺人的高超技艺和精彩演出，如善歌舞的庞三娘，能翻筋斗的小儿；《圣寿乐》和《踏谣娘》的表演。记述教坊里的风俗也颇有趣：“坊中诸女，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有儿郎聘之者，辄被以妇人称呼。即所聘者兄见呼为新妇；弟，见呼为嫂也。……”
本书里的妓女不像传奇小说都有浪漫的爱情故事，作者如实地展示她们生活的不幸，甚至揭示他们的邪恶。如《筋斗裴承恩妹》记裴承恩妹嫁竿木侯氏，又与赵解愁私通，竟然“引解愁谋杀其夫”。《五奴》说苏五奴妻貌美，善歌舞，人多思通之，设法劝五奴多喝酒，快点醉。五奴说：“但多与我钱，虽吃锤子亦醉，不烦酒也。”“今呼鬻妻者为‘五奴’”。
《北里志》，作者孙棨，字文威。历官侍御使，中书舍人。书成于僖宗中和四年（884）。唐自宣宗以来，贵族子弟，新进举子，盛行狎游之风。时妓女聚居之地为平康里，位于长安北门外，通称北里，故书名为《北里志》。
书只一卷，但内容丰富，记叙了长安文人与妓女的生活情状。《海论三曲中事》为总叙，介绍了北里分为三曲，不同等级的妓女住不同的地方；妓女或假母自幼领养；或出自贫穷之家；或是被卖来的良家妇女。她们要学歌舞等，“微涉退怠，则鞭扑备至”。《天水仙歌》以下，分别叙述了十二位妓女的生活和命运。如《楚儿》，说妓女楚儿不幸嫁给捕贼官郭锻为妾，其“为人异常凶忍且毒”。楚儿与故交郑光业私相往来。为此常遭丈夫毒打，但楚儿不屈服，一日与丈夫同行，遇郑光业，“出帘招之”，被丈夫当街“击以马棰”。但她决不屈服，其命运的不幸，令人同情；其追求爱情的执着，也令人敬佩。《颜令宾》说颜令宾喜欢诗词，与文人交往，多向他们乞讨歌诗，珍藏起来。她后来病重，希望她死时，文人能送挽词。她死后，果然有不少人送来悼诗，其中有四首“盛传于长安，挽者多唱之”。妓女与文人的感情、文字的交流，也颇生动。
《教坊记》和《北里志》开启后世《青楼记》《板桥杂记》的先河。
4.记诗歌创作事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以记载诗人的创作和风采的轶闻琐事的轶事小说也应运而生，《云溪友议》和《本事诗》影响较大。
《云溪友议》，范摅撰。他是唐僖宗时人，居越州五云溪（会稽若耶江别名），自号五云溪人，故名其书为《云溪友议》。此书文学意味不浓，但记载了中、晚唐诗坛上的遗闻趣事，为他书所未载，有资料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价公允恰当：“大抵为孟棨《本事诗》所未载，逸篇琐事，颇赖以传。又以唐人说唐诗，终较后人为近。故考唐诗者，如计有功《纪事》诸书，往往据之以为证焉。”[2]书中有不少著名的故事，如《玉箫化》记书生韦皋与玉箫相爱，因赴科举分别。玉箫等至归期，韦皋未归，玉箫绝食而死，又托生歌妓为韦皋侍妾。后元乔吉的杂剧、话本《石点头》均演此事。《题红怨》记了两件事。其一记宫女在树叶上题诗，随水流出，诗人顾况“闻而和之”，玄宗知道后，将大量宫女放出；其二是卢渥得到红叶，成就了美满姻缘。此书有的记载有志怪色彩，不能当研究资料。如《苎萝遇》记王轩因题诗西施石而见到西施，当然是幻想的故事。
《本事诗》孟棨[3]撰。唐文宗开成（836—840）年间当过小官，僖宗乾符二年（875）始登进士第。
《本事诗》采集了唐代诗人“触事兴咏”之作，并记载了与之相关的遗闻传说。此书文字清丽，叙事生动，人面桃花、破镜重圆、制衣结缘等爱情故事写得光彩夺目，扣人心弦，久已脍炙人口，成为后代戏曲、小说的创作素材；也有些故事对权贵横恣，吏治腐败等亦有揭露与讽刺。如武后时，武延嗣不但夺了乔知之的心上人窈娘，致其投井而死；而且“遣酷吏诬陷知之，破其家”。书中记叙本事，展现诗人的风采。李白号为“谪仙”，杜甫称为“诗史”；元白相互赠诗，“千里神交”；灵隐寺骆宾王续诗等。
《本事诗》的价值还在于它开创了纪事诗话这一新的文体，后继者形成了浩大的《纪事》系列，影响深广。
宋元时代修史之风很盛，官修、私修史书成绩斐然。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士大夫文人多喜欢辑录历史和现实的传闻佚事，因此，宋代轶事小说兴旺发达，粗略统计约在350种以上。这些作品，从作者的主观动机来说主要是“补史之遗”；从写作态度来说多回忆，重纪实；从风格来说，多智慧少浪漫；戒虚张浮夸，多简约冲淡。
宋元时代，白话小说崛起；传奇小说成为文言小说的主流，人们对小说的认识深入深化了，小说与历史著作的界限逐渐明晰。因此，程毅中先生认为“凡是基本上是属于历史琐闻类的作品，就归到史料笔记里去，……杂俎性质的作品，则需要仔细分析后再进行定性。”[4]因此，下面我们重点介绍文学性较强的作品。
琐言类有孔平仲《续世说》和王谠《唐语林》。孔平仲，字义甫，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登进士第，曾任秘书丞、集贤校理。与苏轼关系密切，同坐党籍。《续世说》十二卷，记南朝刘宋至五代事，仿《世说新语》，分三十八门，少《豪爽》一门，增《直谏》、《邪谄》、《奸侫》三门。王谠，字正甫，长安人。出身显赫仕宦之家，曾任少府监丞等职，后遭弹劾，元祐后曾任邠州通判，卒于徽宗崇宁、大观年间。书分八卷五十二门，其中三十五门袭《世说新语》旧目，自增十七门。记唐代政治史实到民间习俗，内容丰富。
这两本书实际上都不能算作宋人的著作，尤其是《唐语林》选辑的五十种唐五代书，大部分可以考证出它的出处[5]。但是，它所采摭的书有二十种已亡佚，起了保存文史资料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这两本琐语类的轶事小说其史料价值比文学价值更重要。
杂记类轶事小说很多，举其要者，宋代有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欧阳修《归田录》、司马光《涑水纪闻》、文莹《湘山野录》、魏泰《东轩笔录》、周密的《齐东野语》等。元代则有杨瑀的《山居新语》、陶宗仪《辍耕录》等。
《洛阳缙绅旧闻记》，张齐贤撰（934—1014）。齐贤字师亮，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人。宋太平兴国二年进士，累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司空致仕，谥文定。
本书记“洛阳缙绅旧老”所说“唐梁以还五代间事”及“亲所见闻”，五卷二十一篇。作者选择典型事例和细节，突出描写人物的性格和神态；情节曲折生动，引人入胜；善于铺陈渲染，文采绮丽，文学性很强，是以人物为主而独具特色的小说集。
《梁太祖优待文士》写朱温残忍凶暴，“左右小忤其旨，立杀之”，致使他手下的官吏，每天进府前，“先与家人辞决”，不知是否还能活着回家。杜荀鹤见他时，吓得“惨悴战栗，神不主体”。天无云下起雨，他要杜荀鹤立即写一首诗。在朱温的淫威下，杜荀鹤借机奉承，“同是乾坤事不同，雨丝飞洒日轮中。若教阴朗都相似，争表梁王造化功！”于是得到优待。不但写出暴君的淫威，也写出文人可怜的生存状态。
《张夫人始否终泰》写张继恩的继室有容色，多技艺。在战乱中，被军人凌辱、霸占、遗弃、掠夺，但最终当了夫人，得了封赠。作者意在说明一个人富贵穷通乃命中注定，但客观上深刻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尤其是妇女带来的灾难，是五代时社会现实的生动再现。
《向中令徙义》中的向楷原是一个“借交亡命，靡所不为”的人，后投奔郭威，做到节度使之类的高官。像向楷这样凶顽不逞之徒，乘战乱，投靠军閥，以至高官显爵，在五代不乏其人，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故事。
《田太尉候神仙夜降》《白万州遇剑客》《水中照见王者服冕》，这三篇写骗子虽然手法并不高明，但由于受骗者的迷信和贪婪，结果都成为笑柄，可视为讽刺小说。
《归田录》是大文豪欧阳修（1007—1072）决意归田后所作，故名《归田录》。其写于治平四年（1067）的自序云：“《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书中文学色彩较强的是记士大夫的嘉言懿行，从仕政绩和诗文名篇等。如《鲁肃简公》记鲁宗道微服到酒肆饮酒时，突然真宗要召见他。他以微服见帝而不肯谎言欺君。《卖油翁》记陈尧咨善射，自矜天下无双。遇一卖油翁从钱孔中酌油而钱不湿。翁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故事生动，广为传诵。记文人轶事，也多诙谐有趣。如杨大年写文章，一边在与门人宾客喝酒、下棋，一边在小方纸上“挥翰如飞，文不加点。每盈一幅，则命门人传录，门人疲于应命，顷刻之际成数千言，真一代之大文豪也”。石曼卿和刘潜两位文人在王家酒楼喝酒：“对饮终日，不交一言。”“二人饮啖自若，傲然不顾，至夕殊无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暄传，王氏酒楼有二酒仙来饮。久之乃知刘、石也”。
《涑水记闻》十六卷，是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1010—1086）所撰。他编《资治通鉴》，止于北宋建国前，于是想再写一部《资治通鉴后记》，以记载北宋开国到作者当代这段历史，《涑水记闻》就是为此作准备的史料汇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也有一些故事性很强的作品，可视为轶事小说。如卷一中有一则云：
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慰劳之。
寥寥数语，使身份地位不同，性格不同的两个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卷七的一则，写向敏中所雪之冤案。一僧人求宿不得，寝于门外，夜遇强盗入室劫人，怕被牵累，趁夜远走，不意掉入废井中。更为巧合的是，先前强盗所劫妇人已陈尸井中。于是他被当作凶手治罪。事情固过于巧合，僧人也只好服罪。但向敏中对此案尚有疑惑，经过查访，方得真凶。故事曲折，引人入胜，是一篇较好的公案小说。后来有人将其改编为白话小说，收入《百家公案》，凌濛初据此作成《东廊僧怠招魔，黑衣盗奸生杀》编入《初刻拍案惊奇》。
释文莹，字道温，钱塘人。其生卒年和俗家姓名皆不详。工诗，多与士大夫交游。尝居西湖菩提寺，后隐于荆州金銮寺。主要活动于北宋仁宗、神宗、英宗朝。著有《湘山野录》三卷、《续湘山野录》一卷、《玉壶清话》十卷。三书所记多为北宋杂事，上至帝王，下及商贾，且杂有不少志怪之作。
书中宋太祖、太宗和钱镠、钱俶等人的形象很生动。如《湘山野录》记钱镠得封吴越王后，衣锦还乡，与父老乡亲欢聚，显出一片深厚的乡情。后见当年留己性命的老媪。“媪抚其背，犹以小字呼之曰：‘钱婆留，喜汝长成！’”这个故事脍炙人口，被冯梦龙改编为《临安里钱婆留发迹》（《喻世明言》）。《续湘山野录》有一则写太祖、太宗，前半说一个知天机的道士预言赵匡胤“真龙得真位”，后半写道士预言赵匡胤的卒期。那天，在雪天深夜，太祖、太宗烛下对饮，而后太祖崩，太宗继位，这就是后人所谓太宗杀兄继位，“烛影斧声”的源头。
文莹文笔细腻，生动传神，其作品是文学性较强的轶事小说。
《东轩笔录》十五卷，魏泰撰。泰字道辅，湖北襄阳人。曾布妻弟，生活于神宗、哲宗、徽宗朝。数举进士不第，曾因殴打主考官，而未得入仕。徽宗时章惇为相，推荐他做官，竟不就。以隐居为生。书中记北宋太祖至神宗间六朝的朝野遗闻。
卷二有一则说张齐贤家举行宴会时，他目睹一个仆人偷了几件银器，但他隐忍了三十年，没有追究，也没有告诉别人。后来，他当了宰相，手下的人多推荐出去做官了。于是这个仆人找他，说：“某事相公最久，凡后于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独遗某，何也？”齐贤说，你偷东西，“吾怀之三十年，不以告人，虽尔亦不知也。”现在“吾备位宰相，进退百官，志在激浊扬清，安敢以盗贼荐耶？”这个故事既表现张齐贤对私事的豁达宽容；又表现他对国事的高度负责。
卷八有一则，记朝廷听说福州地方官陈绛“赃污狼藉”，决定派王耿去查办。王耿被任命的第二天，就有福建路的衙校，来见王耿，说陈绛的种种罪行。王耿非常高兴，就留他在身边。到福建：“耿尽发校所言之事，既置诏狱，事皆不实，而校遽首常纳禁器于耿子。”原来朝廷有人给陈绛通风报信；衙校是陈绛派来的爪牙，将王耿引入歧途，又向他儿子行贿，然后告发。结果陈绛安然无事，而王耿却下狱。陈绛始终没有出场，但他奸滑的形象却突显出来。作者用犀利的笔锋揭开从朝廷到地方相互勾结的罪恶之网。
作品中还多处写王安石，为他的新法辩护；赞扬他正直的品格和简朴的作风。
过去有人说魏泰“为人无行”；《东轩笔记》在宋也遭贬抑。但从他辞官不就；在作品中直呈胸臆，爱憎分明的态度来看，很难得出“为人无行”的印象。他受当时舆论的谴责，可能与赞扬王安石变法有关。
《齐东野语》二十卷，周密（1232—1298）周密字公谨，号草窗，南宋著名词人。先世济南人，流寓吴兴（今浙江湖州）。宋理宗时曾任义乌令。宋亡不仕。
书中有关南宋的史料，如记张浚本末、绍熙内禅、岳武穆逸事、李全“忠义军”等最有价值。而与后代文学关系密切的故事，更为我们所关注。
卷一《放翁钟情前室》以陆游有关唐婉的诗词为线索，记述了陆游和唐婉催人泪下的婚姻悲剧和《钗头凤》等凄婉动人的诗篇。这一动人心弦的故事，被改编为小说、戏曲，乃至电视屏幕。
卷二十《台妓严蕊》说天台官妓严蕊是“色艺冠一时”的名妓。唐与正任台州知府时，严蕊应招到官府行酒唱曲，即席赋词，但并无违章留宿的私情。朱熹任浙东提举，到台州视察，诬陷唐与正与严蕊有私情。于是“下狱月余，蕊虽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后来狱吏劝她说，这又不是什么重罪，你就承认了吧，免得受刑。严蕊回答说：“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后来两个月“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作品歌颂了一个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下层妇女，而贬斥了理学家朱熹。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就是据此改编的。
卷八《吴季谦改秩》叙述一个郡倅“江行遇盗”，被杀。强盗胁迫他的妻子。妻子要求强盗放走才几个月的孩子，才同意顺从他。强盗答应了。她“以黑漆圆盒盛此儿，藉以文褓，且置银二片其旁，使随流去”。过了十几年，妻在一僧房里看到了黑漆盒，于是把事情的原委告诉和尚，认了已长大的孩子。当然强盗被捕，受惩罚，审此案的吴季谦升了官。后来有人把它与取经的陈玄奘联系起来，敷衍成传奇《陈光蕊江流和尚》。在朱鼎臣本的《西游释厄传》就有了玄奘的出身传——“江流儿“故事。
元代有杨瑀《山居新语》、陶宗仪《辍耕录》等。陶宗仪《辍耕录》较为重要，简介如下。
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台州黄岩（今台州市路桥区）人。其生卒年有不同说法。约生于1320年前后，卒于明建文朝。元时科举不中，靠教授生徒维持生计。洪武间曾任教官。中年隐居松江（今属上海）南，因以南村为号。
《辍耕录》三十卷，书的体例颇杂，朝野遗闻，元典章制度，宋末掌故诗文等备载其中。作者身处元末乱世，又位居下层，对民间疾苦有更多了解，以“闾巷鄙秽之事入书”，不少作品较好反映百姓生活，故事性强，生动有趣，具有小说的特点。
如卷四《贤妻致贵》条，记程鹏举在宋末被掳，于张万户家为奴，张某把掳来的某女给鹏举做妻子。结婚第三天妻子就劝鹏举逃回南宋，但鹏举以为是奉主人之命来试探自己，就报告主人，使妻子被痛打一顿。过了三天，其妻又劝他逃走。鹏举仍然报告主人，妻子被主人卖给一市民。临行时，妻子将所穿的一只绣花鞋，交换鹏举的一只鞋，以期后会。于是鹏举感悟奔宋。入元后，鹏举为陕西行省参知政事，派人到原地找妻子，从尼姑庵迎回，夫妻团圆。作者塑造了一个坚贞不屈的妇女形象。她被掳为奴，为了使丈夫摆脱当奴隶的困境，作出了最大的牺牲；被卖后始终保持贞洁，出家为尼。鹏举与妻别后，也誓不另娶。通过这对苦难夫妻的遭遇，反映了战乱中人民的痛苦，歌颂了他们的美德。这篇小说影响很大，《醒世恒言》第十九卷《白玉娘忍苦成夫》就是据此改编的。明代还有据此改编的传奇《易鞋记》和《分鞋记》，以及梅兰芳编演的京剧《生死恨》。
陶宗仪还编有《说郛》一百卷。这是一部综合性丛书，对保存文言小说有重要贡献。如《太平广记》以后出现的难见、难得或已佚作品，多在此综合性丛书中得以保存，如宋代传奇《绿珠传》《梅妃传》《杨太真外传》《赵飞燕别传》，志怪小说集《夷坚志》等，极便于利用参考。
三、明清轶事小说
明代轶事小说获得空前发展，无论品种和数量都超过唐宋时代。品种类型增多；纪实性增强；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和心态的作品较突出；小说趋向通俗化，这是明代轶事小说的特点。
仿《世说新语》类的琐言小说，明代数量也很多。较著名的有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李绍文的《明世说新语》、曹臣的《舌华录》、焦竑的《玉堂丛语》等。
《何氏语林》，简称《语林》，三十卷，何良俊（1506—1573）撰。良俊字元朗，号柘湖，华亭（今属上海松江）人。嘉靖中以岁贡生入国学，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后厌倦仕途，愤然归隐，著有《四友斋丛说》《柘湖集》。此书模仿裴启《语林》的书名，体例完全依从《世说》三十六门之旧，又另增《言志》《博识》二门，共三十八门。全书辑录了从西汉到宋元之间文人官僚的轶事、言行凡二千七百余条。又仿刘孝标注《世说新语》的作法，在每条之后亦引书作注，介绍人物生平和故事。同时每门各有自序，以释篇目含义、编辑意图；有的故事后面还有作者议论，表达作者自己的观点。
作者受王学左派影响，尊重个性真情，反对虚假做作。如二十六卷《简傲》写东汉严子陵与光武帝是早年的朋友，刘秀登基后，两人相聚共卧时，子陵以足加在刘秀腹上，刘秀也不在意。某日刘秀去子陵居所，子陵竟高卧不起。此事虽录自《后汉书》，但亦可见作者对此“简傲”中所体现的真性情的欣赏。
《舌华录》九卷，曹臣（1583—1647）撰。曹臣字荩之，安徽歙县人。成书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是偏重于记言的小说。作者从《世说新语》至宋元笔记、史籍共九十九种书中，采前人与当代人清言隽语，分类编辑，共有慧语、名语、豪语、狂语等十八门。本书虽多片言只语，但对人物气质风韵、音容笑貌，亦有勾勒，且言约旨远，富有哲理。如《狂语》中载：“张思光为中书郎，尝叹曰：‘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思光善草隶，太祖尝谓曰：‘卿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短短数语，把一个不愿墨守陈规、颇为自负的书法家形象刻画出来。又如《名语》中记：“陈眉公曰：‘朝廷大奸不可不攻，朋友小过不可不容。容大奸必乱天下，攻小过则无全人。’”言简意赅，富有哲理。
杂记类，记朝野轶事较为突出的有《菽园杂记》和《真珠船》。
《菽园杂记》十五卷，陆容（1436—1494）撰。陆容字文量，号式斋，太仓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官至浙江布政司右参政。书中从政治、经济、民俗等方面记述明初以来的社会状况。对统治阶级人物多有讥刺，是此书的重要特点。如写得势太监，突然要奉养母亲而闹出的一出滑稽剧：
闽中一娼色且衰，求嫁以图终身，人薄之，无委禽者。乃决之术士，云年至六十当享富贵之养，娼不以为然。后数年，闽人子有奄入内廷者，既贵，闻其母尚在，遣人求得之，馆于外第，翌日出拜之，遥见其貌丑，耻之，不拜而去。语左右曰：“此非吾母，当更求之。”左右观望其意，至闽求美仪观者，乃得老娼以归。至则相向恸哭，日隆奉养，阅十数年而殁。
又如，讥讽巴结太监王振的官僚：
正统间，工部侍郎王某出入太监王振之门。某貌美而无须，善伺候振颜色，振甚眷之。一日问某曰：“王侍郎，尔何无须？”某对云：“公无须，儿子岂敢有须？”人传以为笑。
除此之外，书中还记载不少明代风俗民情，叙述生动，可使读者看到当时下层社会的生活层面，这也是此书值得重视之处。
《真珠船》八卷，胡侍撰。胡侍，字奉之，咸宁（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人。正德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鸿胪少卿。《真珠船》多记琐闻逸事，每每喜欢考证古事，如考蔡邕有后（《蔡邕有后》），双头莲又称合欢莲（《双头莲》），外国英才如高丽的金涛、交趾的阮勤等中明代进士等等，颇有史料价值。
《真珠船》有的篇章写得颇为生动，如《临刑饮酒》记载黄巢妻妾，皆勋贵女子，兵败被俘，不以从“贼”为耻，“至于就刑，神色肃然。此女子英辩侃侃，视死如归。以今观之，尤有生气。不知当时君臣，何所置其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黄巢起义的情况。
《奉承御史》讽刺官场阿谀奉承风气，尤为生动：
弘治甲子，山东乡举，某御史监试，偶阅一卷，顾左右曰：“此卷虽佳，但文体颇古，恐不利会试耳。”某布政侍坐，辄起拱手曰：“实是忒古。”御史讶曰：“公初未尝阅此卷，何以知其古？”布政惶恐对曰：“大人说他古，必定是忒古了。”御史为之启齿，左右无不匿笑。
梅鼎祚的《青泥莲花记》和《才鬼记》是明代轶事小说中很有价值的两本书。
梅鼎祚（1549—1618），字禹金，安徽宣城人。青年时曾于科举中受挫，遂弃举子业，致力读书写作。万历时申时行欲荐于朝，他力辞不赴，后归隐书带园，建天逸阁，藏书著述其中。他知识渊博，撰述丰富，有《才鬼记》《青泥莲花记》《鹿裘石室全集》以及传奇三种，杂剧一种，现存传奇《玉合记》《长命缕》和杂剧《昆仑奴》。他与汤显祖有深厚的友谊，对李贽十分敬仰，受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潮的影响，反对封建礼法，歌颂男女真情。
《青泥莲花记》十三卷。收录汉至明代数百名“倡女之可取者”之故事，有关作品，除少量自撰外，多前人记载，所采古籍十分广泛，有正史、别集、笔记、传奇、诗话、佛经。本书采取类编的形式，前八卷分别记禅、记玄、记忠、记义、记孝、记节、记从七类为正编；后五卷分别记藻、记用、记豪、记遇、记戒五类为外编。每一类故事又按朝代顺序排列，检阅十分方便。凡同一故事的不同记载都辑在一起，便于读者了解与比较。对认识古代社会来说提供了宝贵的专题资料；对小说、戏曲来说，是一座创作素材的宝库。在每类后面，辑者都以“女史氏曰”的形式发表议论，这些议论常常闪烁着进步思想的火花。
作者对妓女有深切的同情，所记的二百余位妓女都聪明可爱，美丽善良，有操守，明大义。作者称赞她们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这就足以说明作者妇女观的进步。
《才鬼记》十六卷，是梅鼎祚文言小说集《三才灵记》之一，其他两种《才神记》《才幻记》均已佚。《才鬼记》和《青泥莲花记》一样，取材广泛，选自一百四十多种书籍，并将同一故事的不同记载，辑在一起，有的还做了考证。《才鬼记》主要是记载了人鬼相恋和复仇或雪冤的故事。所写的女鬼都有才有貌，十分可爱；她们对爱情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反抗，都通过鬼魂的形式来表现。
除此而外，黄榆撰《双槐岁抄》十卷，陆采撰《览胜纪谈》十卷，朱国桢撰《涌幢小品》三十二卷，田汝成撰《西湖游览志余》二十六卷，谢肇淛撰《五杂组》十六卷等等，也大都为杂记类笔记体小说，且有一定的影响。
魏晋时代邯郸淳的《笑林》开启了轶事小说中笑话一类，其后有隋侯白的《启颜录》，唐朱揆的《谐噱录》，但没有多少特色，到了宋元，笑话的数量有较多增加，质量也有提高，如苏轼的《艾子杂说》，元冁然子的《拊掌录》等，为明代笑话类轶事小说的繁荣作准备。到了明代，笑话类数量很多，约近四十种；成就突出，使笑话这一体裁达到它发展的高峰。其代表性作品是冯梦龙的《古今谭概》和《笑府》。
《古今谭概》成于明天启年间，广搜一百余种小说、笔记、史籍及当代传闻，共二千三百余条，按内容分为三十六类，卷为一类。文笔犀利，风趣幽默，可视为一部讽刺小说集。作品讽刺了官僚的腐败昏庸，儒林人物的狂妄迂腐，社会习俗的丑陋愚昧，涉及面很广。兹试举一例：
山人某姓者，自负其才，旁无一人。途中闻乞儿化钱，声甚凄惋，问曰：“如此哀求，能得几何？若叫一声‘太史公爷爷’，当以百钱赏汝。”乞儿连唤三声，某倾囊中钱与之，一笑而去。乞儿问人云：“太史公是何物？值钱乃尔！”（《太史公》）
《笑府》十三卷。《古今谭概》集史传笑谈之大成，皆真人实事，而此书与之相反，纯系虚构，以嘲笑为目的，笑话味道更为纯正。题材广泛，涉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富有民间色彩。《官府生日》：“一官生辰，吏曹闻其属鼠醵黄金铸一鼠为寿。官喜曰：‘汝知奶奶生辰亦在日下乎？奶奶是属牛的。’”《土地》一则说：“一官贪甚，任满归家，见家属中多一老叟，问何人，答曰：‘某县土地也。’问何为来此，答曰：‘地皮都被你刮来了，教我如何不随来？’”对贪官的讽刺都入木三分。
清代轶事小说仍很繁盛，但是传奇、志怪取得很大成就，特别是《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更把这两类小说推向了顶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仿作甚多，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在传奇、志怪小说光芒之下，轶事小说相形见绌，虽然还有一些较好的作品，但其影响有限。
清代轶事小说，琐言类有创新，就是从记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变为写当代的人物和事件，如《今世说》，值得重视。但逐步衰落，到清中叶以后就很少有人创作了。杂记类向人物传记发展，有一定影响。笑话类也有可读的作品，但也后继乏力。下面我们就这三类代表性作品作简要的介绍。
琐言类有吴肃公的《明语林》、李清和女作家严蘅各自创作的《女世说》，王晫的《今世说》等。《今世说》最有特色。
王晫（1635—？），字丹麓，号松溪子。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顺治间诸生，后弃举学业。博览群书，广交文人名士，著作多，名气大。《今世说》八卷四百五十条，其体例全仿《世说新语》，但删去“自新”、“黜免”、“俭啬”、“馋险”、“纰漏”、“仇隙”六类，以免因贬词而开罪于时人。
在“世说”系列中，诸作多是从各种正史稗说中采取素材，而《今世说》是写当代事，与时代同步。书中记清初官僚缙绅、学者名流、山林隐逸等的嘉言懿行，近四百人。作者仿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故也在记叙人物和事实之后，加小注，简略介绍其生平，有助于读者的理解。此书对我们了解清初文人心态和社会生活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表扬清正爱民的官吏，如卷一“德行”：
毛太素督修秋租，田户以稗湿充数，太素置不复问。或诘之，乃恻然曰：“田户力田作苦，尚不能饱妻孥，吾姑譬之鼠雀耗耳。”比至岁祲，颇不能自给，勿顾也。
书中写得最突出的是文人名士，或淡泊名利，寄情山水；或风度优雅，才情敏捷，或安贫乐道，发奋苦读。
龚柴丈隐居清凉山曲，有园半亩，种名花异卉，水周堂下，鸟弄林端。日长无事，读书写山水之余，高枕而已。（《栖逸》）
王阮亭于役淮阴，泊舟秦邮湖。风雪凝冱，凄然动心，秉烛作《岁暮怀人》诗六十首。夜漏未半，属草都就。词旨清丽，间出奇峭语。茶村杜处士语人曰：“使君才藻如许，当是天人。”（《文学》）
陈椒峰读书至夜分，两眸欲阖如线，辄用艾灼臂。久之成痂，每一顾，益自奋不敢怠（《文学》）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作者能用简净文字，典型细节，表现出人物的神情，继承和保持了《世说新语》“言约旨远”的叙事风格。书的缺点是有夸张其辞、自我标榜之嫌。
杂记类中《板桥杂记》和《坚瓠集》较为出色。
《板桥杂记》，余怀（1616—1696）撰。怀字澹心，号曼持老人。福建莆田人。明末曾为幕僚。明亡不仕，流寓金陵、苏州等地。
《板桥杂记》三卷。卷一为《雅游》，记南京妓院盛景，妓家习俗；卷二为《丽品》，为当时名妓小传；卷三为《轶事》，记当时与妓院相关的各色人等的轶事。此书虽为香艳之作，但作者通过南京妓院盛衰变化、秦淮名妓的悲惨遭遇、与名妓相关的文人名士的处境，反映了“十年旧梦，依约扬州，一片欢场，鞫为茂草”的变化，寄托了亡国、亡家之痛。
作者善以个人琐细情事折射时代悲剧；语言简洁纤丽，情感沉郁缠绵，是轶事小说中的上乘之作，后仿此书者不少，但水平相差甚远。
《坚瓠集》六十六卷，褚人获撰。人获，字学稼，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本书编讫为康熙四十二年（1703），作者已69岁，卒年不详。
全书多摘录前人著述而成，于明代事较多，涉及历代典制、名人轶事、风俗民情、神鬼怪异、乃至诗文评论等。内容略显芜杂，风格亦不甚统一。
书中有揭露政治黑暗的，有歌颂坚贞爱情的，也有表现文人名流品德的。作者用生动的故事，流畅的语言娓娓道来，给人深刻的印象和审美的愉悦。例如戊集卷三《嘉善林知县》：
成化中，嘉善知县林某捶死一家十三人。郓城佀锺按浙，穷治之。林厚赂镇守中官李文，使文宴佀以缓其事。佀知之，预令优人为滑稽语以拒之。因扮一官赏雪，作雪狮子，令藏阴处，以俟后赏。曰：“何处可藏？”一卒曰：“山阴可乎？”曰：“不可。”卒又曰：“江阴可乎？”曰：“不可。”其官高声曰：“但藏在嘉善县可也。”卒云：“此地无阴，何以藏之？”官曰：“汝不见嘉善林知县打杀一家非死罪十三人不偿命，岂非有天无日头处？”一座皆惊，文亦不敢启齿。
林知县的残暴和狡猾令人愤慨；而佀锺既严正清廉又智慧幽默，又让读者莞尔一笑。
秘集卷五《柳敬亭》：
泰兴柳敬亭以说平话擅名，吴梅村先生为之立传。顺治初，马进宝镇海上，招致署中。一日侍饭，马饭中有鼠矢，怒甚，取置案上，俟饭毕欲穷治膳夫。进宝残忍酷虐，杀人如戏。柳悯之，乘间取鼠矢啖之，曰：“是黑米也。”进宝既失其矢，遂已其事。柳之居心仁厚，为人排难解纷，率类如此。
把这位著名说书艺人的仁爱之心和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尚品格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笑话类作品在明代重新兴盛之后，到清代仍继续发展，有十余种之多，较为重要的有陈皋谟《笑倒》、石成金《笑得好》、独逸窝退士《笑笑录》、小石道人《嘻谈录》和程世爵《笑林广记》等。这些作品中有不少笑话揭露政治的黑暗、腐败；社会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缺陷，有积极意义，但也有一些低俗下流和用残疾人的生理缺陷开玩笑的笑话，是不可取的。
[1] 为什么用轶事小说而不用志人小说，参看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2] 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71页。
[3] 详参陈尚君《〈本事诗〉作者孟啟家世生平考》，《新国学》第六卷，巴蜀书社2006年版。据其考证，孟棨当作孟啟。
[4] 程毅中《古体小说论要》，华龄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5] 详见周勋初《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