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1956年秋，千帆老师在武汉大学讲授宋元文学史，每周六课时，按当时综合大学教学大纲的计划，是一个学期讲完。因程先生经常应邀去北京、青岛等地出席学术会议或讲学，故到期末才讲完两宋文学，元代文学是1957年春才开始的。众所周知，从那年3月学习领导人的讲话开始，鼓励大家提意见，畅所欲言，到了5月，演化为帮助党整风，也就是所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鸣放”；转瞬之间，变成“言者有罪”的“扩大化”运动。程先生以其正直爽朗、少有顾忌的性格，说了一些切中时弊的话，竟成全校“右派元帅”，课也就中止了。在尚不知能否再上讲台授课的情况下，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坚毅顽强的意志，续写元代文学讲义付印，但是未完就不给印了，从此“侧身刍牧间十八年”，好在一部分手稿保存了下来。

我作为宋元明清文学方向的研究生，曾随堂听程先生讲授宋元文学史课，详其始末。先生讲课时生动的音容笑貌、极具思辨力而又形象化的语言，至今记忆犹新。

《两宋文学史》，是他与南京大学吴新雷教授合作修订出版的。2000年5月，我遵嘱去南京出席《中华大典·魏晋南北朝文学分典》和《文学理论分典》样稿论证会。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我去向程先生辞行，他提起《元代文学史》讲义尚未修订的事，虽因我即将赶赴轮船码头，未能细谈，但从“以后有机会再仔细商量”的语气中，嘱托之意向当可神会。因我正忙于主编《明清文学分典》的工作，先生是很清楚的，我也不便拍胸请缨，总以为后会有期，不料此一别竟成永诀。直到2003年，我完成《明清文学分典》的编务，才向师母陶芸表明：如果修订《元代文学史》事，尚未落实到合适的人，我承担此任义不容辞。很快，师母就托专人带这份遗稿给我。

退休十多年了，好像总是在忙一些与专业相关的事，又几度外出叙天伦之乐，再加上人的惰性，直到最近两年才有迫切感，意识到自己已经年逾八旬，日薄西山，来日无多，不应把我老师的事留给我的学生去做。2013年9月，是先师百岁诞辰，谨以完成修订出版《元代文学史》作为对恩师的纪念。现在出版这类学术著作不容易。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编审陶佳珞女士，毅然签约。

我之所以乐意恪尽此责，固然是遵循我国文化传统的惯例，学生整理修订先师的遗著是应尽的义务，程先生整理出版《汪辟疆文集》、《黄侃日记》，就是范例；他在弥留之际还自责未能见到《黄侃日记》的出版。更有一种深沉的感情力量驱动着我。师生两代人，命运遭遇何其相似！如果说受“扩大化”的冲击是一种必然的惯性，那么，我的患难结发妻黄馥梅医师和先师母沈祖棻教授，同是温柔善良、合群敬业、志洁行芳、与世无争的贤淑女子，为什么偏偏先后都遭遇车祸惨死？！沈先生罹难，程先生之悲，我感同身受，心灵相通，才会不顾后果，登门吊唁，师生紧握双手，“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程先生那既不服输、不甘被厄运击倒，又能随遇而安，得一支点，就能创造奇迹、矢志以学术报国的精神，更是我学习的榜样。

修订程先生的《元代文学史》，我是下了决心的。记得《文艺研究》编辑部委托陈文新教授采访我时，提及“今后还有什么打算？”我就说过：“有一桩心愿，我师从程先生四十余年，风风雨雨，师生情深，想做最后一件事，就是将他在武汉大学讲授元代文学史的讲义，修订出版。”（详见《文艺研究》2007年第4期）。

这部《元代文学史》讲义，毕竟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著作，在学术思想上，不受当时文坛风气影响，实属难能可贵，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所论及的作家、作品乃至文学样式的范围，作必要的扩充；酌量增补现在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注释予以详明出处，包括各种符号标志在内，一律按当今的学术规范作标准化处理；有些以往惯用的评论性用语，在不妨碍实质性内容的条件下作适度淡化；无论笔误或排字致讹，概予订正，个别有歧疑处用注释作按语。总而言之，修订和增补，首先是尊重原著精神，顺其学术思想脉络发展；其次是考虑必要性。关于署名，按程先生健在时与合作者的惯例，是共同署为撰著人。如今先师已作古，修订过程中未经商讨，若冒然与老师并列为撰著者，似欠妥，我以修订者的身份忝列其后，较为切实。但受自己水平和精力限制，不能尽如人意，尚望读者见谅。正是：

滔滔江水流日夜，
熊熊薪火传千秋。

吴志达

201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