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元末诗文

在元朝民族大融合的文化背景下，有些蒙古、色目士人，受汉传统文化的熏陶，能诗善文的作家不少，前面论述过的散曲家贯云石、政治家兼诗人耶律楚材，还有马祖常、萨都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马祖常（1279—1338年），字伯庸。世为雍古部，居净州天山（今新疆）。高祖钖里吉思，金末为凤翔兵马判官，子孙就因官，以马为姓。曾祖月合乃，元世祖忽必烈时官礼部尚书，父润，同知漳州路总管府事，家于光州（今河南潢川）。延祐年间恢复科举制，马祖常廷试第二，官至御史中丞。因从他祖上就受中华传统文化滋养，到了他长大的时候就成为汉化的士人了。“为文精核，务去陈言，师先秦两汉。尤致力于诗，凌轹古作，大篇短章，无不可传者。”⁽¹⁶⁾著有《石田集》十五卷。《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称“其文精瞻鸿丽，一洗柔曼卑冗之习。其诗才力富健……长篇巨制，迴薄奔腾，具有不受羁靮之气”。且举长篇、短章各一，以见其特色：

甲子人愁雨，河田麦已丹。岁凶捐瘠众，天远祷祠难。
贾客还沽酒，王孙自饱餐。更怜黧面黑，征戍出桑乾。

——《石田山居八首》之一

《踏水车行》描写亢旱之年两种不同的景象和两种不同人群截然不同的思想感情。穷苦农民踏水车抗旱，饿得无力踏车倚靠着水车哭泣，连粗有文化的壮年农夫都无力踏车；而富人却趁灾荒之机，贱价买穷人的田，高价卖出粮食。于是发出不如去充当衙役，得点贿赂买酒的感慨。这是一箭双雕的手法，同情穷人的苦难，在鞭打富人的同时捎带讽刺吏治腐败。读此诗，使人自然联想起白居易的新乐府。后一首五言律诗，以遒劲明朗的笔调，表现深刻的思想内涵。灾荒凶年农民承受捐赋和服兵役的重负，而商人、王孙则喝酒饱餐，贫富两重天，读者不禁会浮现出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象。

在少数民族作家中，成就最高的，当推萨都剌（1272？—？年）。萨都剌字天锡，号直斋。回族人（或说为蒙古人）。祖父思兰不花，父亲阿鲁赤，都是武官，以世勋镇云代，遂居雁门（今山西代县）。从萨都剌《溪行中秋玩月》诗自序称“余乃萨家子，家无田，囊无储”来看，家庭经济状况较拮据。孝敬母亲，南北仕宦，都奉母而行。据《新元史》卷二三八《萨都剌传》云：“弱冠，成泰定四年（1327年）进士，授应奉翰林文字，擢御史于南台，以弹劾权贵，左迁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至正三年（1343年）擢江浙行省郎中，迁江南行台侍御史。明年，左迁淮西江北道经历。诗才清丽，名冠一时，虞集雅重之。晚年寓居武林（今杭州），每风日晴好，辄肩一杖，挂瓢笠，踏芒，凡深岩邃壑，无不穷其幽胜，兴至，则发为诗歌。著有《雁门集》八卷，《西湖十景词》一卷。后入方国珍幕府卒。”引这段史料，说明三点：一是，他很有才气，二十几岁中进士，血气方刚，以弹劾权贵被降职，在江南行台侍御史任上，又一次被降职，可见他是个直言敢谏、不怕得罪权贵的正派人；二是诗人气质很浓，寓居杭州，游山玩水，欣赏自然风光，吟诗作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三是他晚年的心态胸襟是放旷的，生活环境也好，故得以长寿。为《雁门集》作注的萨龙光否认“后入方国珍幕府”之说，⁽¹⁷⁾但至少说明方国珍独霸浙东一方之时，萨都剌还健在，卒年大约八十多岁。

萨都剌年轻在京任职时，写过一些应制性质的宫词和丽情乐府，杨维祯《宫词序》云：“宫词，诗家之大香奁也……天历间，余同年萨天锡善为宫词。”是写宫女惆怅怨恨情绪的，所以虞集说他“最长于情”。其实，这只是萨都剌诗集中的一个次要方面，他对当时的政事还是很关注的，明瞿佑《归田诗话》卷中就能对这一特点作出较全面的评论：“萨天锡以宫词得名，其诗清新绮丽，自成一家，大率相类。惟《纪事》一首，直言时事不讳。诗云：

盖泰定帝崩于上都，文宗自江陵入据大都，而兄周王远在沙漠，乃权摄位，而遣使迎之。下诏四方云：‘谨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让之心。’及周王至，迎见于上都，欢宴一夕，暴卒。复下诏曰：‘夫何相见之顷，宫车弗驾。加谥明宗。’文宗遂即真。皆武宗子也，故天锡末句云然。”

元文宗虽史称偃武修文的明君，但诗人对其以阴谋手段篡夺兄长帝位的劣迹，毫不讳饰地予以揭露。诗中所谓“汉家”，在习惯上就是直指当代，例如白居易《长恨歌》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讽喻唐明皇是无需解释的。类似的史诗性的作品，诚如萨龙光《雁门集编注跋》所指，如“武仁授受之际、伯颜戕帝后于民舍、惠宗斃幼帝于中途，公目击时变，往往发为诗歌”。元朝统治者内部为争权夺利而发动的内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诗人深感痛心：

这首古体乐府风格遒劲俊健，诗中前半极言居庸关形势之险要，所以是兵家必争之地，“古来几度壮士死”，而重在描写当代发生的征战，“道傍老翁”犹能诉说的时事。诗题特别注明作者经历的时间，就是元文宗至顺四年。在此之前，皇位的继承，有几次都不是平稳交替的，甚至发动内战夺取皇位，而流血牺牲的是普通士兵和老百姓，为夺位而立战功的将军则得奖赏。诗人的愿望是：像这种不义之战，再不要发生了，让老百姓能过男耕女织的太平日子。

萨都剌长期仕宦江南，对自然风光情有独钟，写景诗也很优美，表情达意，婉转自如，精深细致。

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江南水乡风光呵！诗情画意，自然景色中洋溢着姑娘的青春气息，鲤鱼掀起浪花，微风送来动人的歌声，真令人陶醉其间。这位被虞集称为“最长于情”的诗人，在写景诗中，也很自然地流露出率真的感情色彩，而其表现手法又是较为含蓄的。在杭州写有《西湖十景词》，据《元诗纪事》卷一五引《续宏简录》所说：“至今脍炙人口。”萨都剌诗，无论古体、律、绝，都不乏佳作，不胜枚举，萨都剌也长于词，夏承焘《金元明清词选》，选了其中四首代表作，我们想在此外举另一名篇：

金陵是六朝古都，江山胜地，而像陈叔宝、李煜等末代君王，却都沉沦于纸醉金迷、歌舞声色的腐化生活之中，终于导致国破家亡的可耻下场。历代诗人词家，面对这座据有形胜之地的古都遗迹，刘禹锡、王安石、张孝祥、辛弃疾，都抒发过他们的感慨，怀古而伤今。从萨都剌这首词所呈现的一派萧飒落寞景象，没落感伤的情怀，已预感到元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江山依旧，而大元帝国已到了重蹈南朝亡国君王覆辙的时候了，真可谓“落花流水春去也”，带有挽歌意味。

在元末诗坛上，还有几位著名人物是值得重视的，这就是王冕、杨维祯和吴莱。他们都是浙东人，就其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而论，与当时以效法唐人李贺、李商隐为特征的“浙东诗派”是不同的；杨维祯的某些诗倒有所近似，但不必将他强拉归派。

在元末风云变幻的时代，王冕（1300？—1359年）虽然不是投身变革现实的弄潮儿，但却是个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抒发心声的诗人。他字元章，号煮石山农，出生于浙江诸暨一个贫困的农家，自幼刻苦自学，依僧寺映长明灯读书。会稽学者韩性收为弟子，遂成通儒，却屡应举不中。于是下东吴，入淮楚，北游燕都，客秘书卿泰不花家，拟荐馆职，坚辞不就。既归，每大言天下将乱，携妻孥隐浙东九里山，自号梅花屋主，善画梅，借画得米自给。身虽隐居而心怀天下，曾仿《周官》著书一卷，曰：“持此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朱元璋攻克婺州（今浙江金华），聘为幕府谘议参军，不久病死。著有《竹斋集》。

作为一个诗人，他以敏锐的眼光观察社会，并借助艺术形象反映乱世社会的各个侧面，表露自己的痛恶、愤怒或悲悯之情，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伤亭户》描写作者在浙东沿海绍兴一带旅途中的见闻，盐户在官吏的残酷迫害下不幸的悲惨遭遇：两个儿子都死了，老头子承受着官吏日益残毒的搜刮，总催、场胥、分运等各类盐务官吏敲诈勒索的手段，一个比一个更毒辣，难以为生，被迫上吊自杀。作者夜晚听盐户老人倾诉苦难，而天明风吹开门，所见惟有“僵尸挂荒屋”，这是一幅惨绝人寰的生活画面，如实写来，不发一句议论，而思想感情的倾向却非常鲜明：对贪官酷吏的痛恶，对亭户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

王冕诗仿效杜甫，虽然艺术上未能臻于杜诗精纯之境，但其现实主义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读上述《伤亭户》，自然会联想到杜甫的名篇《石壕吏》。再如《痛哭行》所写“京邦大官饫酒肉，村落饥民无粒粟”，在对比中提示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悲苦行》中所表现的“安得壮士挽天河，一洗烦郁清九区，坐令尔辈皆安居”的美好理想，都可以看出杜诗对他的影响。他的咏物诗也受到杜甫咏物诗的启发，例如《劲草行》就是借咏物诗的传统艺术手法，歌颂坚贞不渝的民族气节：

咏物诗妙在所咏之物像与所抒之情，有着某种相似之素质，使读者产生联想，而不是牵强比附。两者的关系是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疾风知劲草”，以劲草比喻坚贞之士，历经艰险祸患而不变志节，极其生动准确。本诗采用歌行体的形式，灵活自如。全诗分四段：首段八句描写劲草坚强崇高的品格，用开门见山的写法，开头就直截了当地点明中原大地多劲草，而强调“中原地古”，含有悠久的传统文化培育出众多坚贞之士的意思。“节如箭竹花如稻”、“十月霜风吹不倒”，抓住劲草的本质特征，予以形象化的描写，具有朴素而崇高的美。劲草茂盛、青翠而不依傍权贵之门，更不点缀谗佞之坟，“游根直下土百尺，枯荣暗抱忠臣魂”。把劲草人格化，突出其坚贞的品格。二段通过设问的方式，描绘出一幅“汉家不降士”血沃中原肥劲草的悲壮画面。“白骨沉埋战血深，翠光潋滟腥风起”，壮士的鲜血与茂盛的劲草，浑然融为一体。三段描写“山南”与“山北”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激起诗人内心的悲哀。以“蝴蝶飞”比喻媚颜事敌的变节分子轻佻狂荡，以墓前的石麒麟倒卧荒野，象征忠魂的庄重悲凉。末段写忠魂闻敌人战鼓之声愤而起舞，颇有刑天舞干戚的气概。结尾两句“寸田尺宅且勿论，金马铜驼泪如雨”，精警隽永，具有震撼人心的感召力：壮士死不瞑目，非为一己田宅之私，而是为国家倾亡而悲愤。诗人用“金马铜驼”的典故表现国家衰亡之痛，非常恰当，取得言简意赅、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在质朴自然中显其沉郁遒劲，是这首诗艺术风格的主要特征。作者是慷慨悲歌，而读者则有荡气回肠、黯然泪下之感。

王冕善画梅，且自题其居为梅花屋，园中植梅树上千株，可见他对梅花的爱好。有题画的梅花诗一卷，颇为著名，从其《梅花》诗，可见其风神韵致：

三月东风吹雪消，湖南山色翠如浇，
一声羌管无人见，无数梅花落野桥。

描绘春雪融化后，山色格外青翠，野桥旁梅花落英缤纷，明秀高雅，色彩鲜明，诗情画意，融为一体。文如其人，奔放质朴的诗风，也正是他那豪迈孤傲性格的表现。为人们所传诵的《墨梅》名句“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以及晚年所作《归来》诗云“野梅开花尚古色”，也都是他高洁傲兀品格的写照。

杨维桢（1296—1370年），字廉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博学强记，其父为之建读书楼于铁崖山中，因自号铁崖。元泰定四年（1327年）进士，署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狷直忤物，十年不调。”元末兵乱，避地富春山，徙钱塘。张士诚累招之，不赴。徙居松江，与当时“东南才俊之士”交往，过着放荡不羁的名士生活，吹铁笛，作《梅花弄》，“以为神仙中人”，借此韬光养晦，苟全性命于乱世。洪武二年（1369年）召聘他修纂礼乐书，维桢辞谢说：“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不愿出仕，但留京百余日，所纂叙例略定，即辞归。宋濂赠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赞其清高。

杨维桢以诗著称，号铁崖体。在元代后期诗风趋向萎靡之时，他提倡古乐府，拟古乐府之作备受时人称赞，张雨《铁崖先生古乐府序》曰：“今代善用吴才老韵书，以古语驾御之，李季和、杨廉夫遂称作者。⁽¹⁸⁾廉夫又纵横其间，上法汉魏而出入于少陵二李之间，故其所作古乐府辞，隐然有旷世金石声，人之望而畏者。又时出龙鬼蛇神以眩荡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东南士林语之曰：‘前有虞、范，后有李、杨。’”其实他写的乐府古辞佳作并不多。他自己很得意的《鸿门会》，模仿李贺《公莫舞歌》，极尽艺术想象和夸张之能事：

与李贺所作构思相似，但文字上没有雷同，驰聘变化，眩人耳目。这大概就是自感得意的原因。缺点是作品的思想内涵较单薄。

杨维桢在当时算是一位享年很高，得名很盛，而其作品则不免瑕瑜互见的诗人。

气象之壮丽，构想之奇妙，可与李白《望庐山瀑布》相媲美，丰富的想象，瀑布所呈现的景观更加优美动人。诚如蒋一葵所说，其风格是“雄伟俊逸”⁽¹⁹⁾的。此外，如《盐商行》、《贫妇谣》、《食糠谣》等篇，揭露社会黑暗、世态炎凉，同情人民的疾苦，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鉴赏价值。对于杨维桢的诗，前人毁誉不一。宋濂称誉其诗：“尤号名家震荡凌厉，骎骎将逼盛唐。骤阅之，神出鬼没，不可察其端倪，其亦文中之雄乎？”⁽²⁰⁾王彝则诋毁他为“狐也，文妖也”⁽²¹⁾，这是因为他的诗学卢仝、李贺，显得奇诡晦涩。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评：他具有“横绝一世之才”，其乐府“根柢于青莲（李白）、昌谷（李贺），纵横排奡，自辟町畦。其高者或突过古人，其下者亦多堕人魔趣。故文采照映一时，而弹射者亦复四起。……特其才务驰聘，意务新异，不免滋末流之弊，是其一短耳。去其甚则可，欲竟废之，则究不可磨灭也”。对于杨诗的渊源和得失，作出的评价，都很恰当。他的有些小诗，写得清新活泼，意味深永：

潮来潮退白洋沙，白洋女儿把锄耙。
苦海熬干是何日？免得侬来爬雪沙。

颜面似墨双脚赪，当官脱裤受黄荆。
生女宁当嫁盘瓠，誓莫近嫁东家亭。

——《海乡竹枝词》

家住城西新妇矶，劝君休唱《缕金衣》。
琵琶元是韩朋木，弹得鸳鸯一处飞。

石新妇⁽²²⁾下水连空，飞来峰前三万重。
妾死甘为石新妇，望郎或似飞来峰。

——《西湖竹枝词》

谍报越王兵，城门夜不扃。孤臣睛不死，门月照人青。

——《城门曲》

前两首《海乡竹枝词》反映了盐亭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辛酸生活，他们无法再忍受这种苦难，因而说出极其悲愤决绝的话。中间两首表现了下层妇女朴素而坚贞的爱情愿望。而最后那首《城门曲》，则表达了对历史故事传说中人物的感情。语言清新，含意深远，深得唐人绝句妙境。

杨维桢写的一些人物传记，有的人物与事件都出于虚构，例如《冰壶先生传》、《竹夫人传》，虽然尚未极尽小说艺术想像虚构之致，但是也可以作为文言小说来读。

杨维桢著有《铁崖先生古乐府》十卷，《复古诗集》六卷，《东维子文集》三十一卷。

吴莱（1297—1340年）字立夫，今浙江浦阳人。虽然缺乏杨维桢那种新鲜宛转的风趣，但却以其沉著健拔的笔墨在诗坛上独树一帜。咏古的长歌是他所特别擅长的。通过一些具体形象的刻画，诗人往往非常成功地对于历史上的成败兴亡作出了合情合理的判断。

由秦代遗留下来的一支管乐器引发，诗人对从汉到唐统治阶级因为沉溺于声伎之好所产生的后果，作了一些批判。卓拔的风格，丰富的联想、活泼的节奏，则是诗人在艺术上值得肯定的地方。吴莱的另外一些著名诗篇如《卫将军歌闻有得汉卫青玉印者赋之》、《观唐明皇〈羯鼓录〉后赋歌》、《韩蕲王花园老卒歌》，也都具有这种特色。他死后，学生宋濂等私谥他为渊颖先生。清代诗人和诗论家王士祯将他的歌行与杨维桢的乐府并提：“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侭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曾见宋元诗？”⁽²³⁾《元史》卷一八一有《吴莱传》，宋濂《渊颖先生碑》记述生平事迹、道德文章尤为翔实。

其实，元末诗文作家远不止上述几位，例如由元入明的一些著名作家，刘基、宋濂、危素、高启等人，他们有代表性的诗文作品，大多写于元末，但是按惯例，都列于明代文学史，当然这里就只能从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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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宋濂等编：《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中华书局1976年校点本，第3456页。

(2) 见宋濂等编：《元史》卷一七一《刘因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007页。

(3) 李东阳《怀麓诗话》：“极元之选，惟刘静修、虞伯生（集）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轩轾。世恒为刘左袒，虽陆静逸鼎仪亦然。予独谓高牙大，堂堂正正、攻坚而折锐，则刘有一日之长。若藏锋敛锷，出奇制胜，如珠之走盘，马之行空，始若不见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长，则于虞有取焉。然此非谓道学名节论，乃为诗论也。”足见名节刘因比虞集好。

(4) 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别集类》二〇，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40页。

(5)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6) 按：瞿佑《归田诗话》引此句作“屏风围坐鬓毵毵”。

(7) 见夏承焘：《金元明清词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页。

(8) 见柯劭：《新元史》二三七，中国书店1998年影印版，第917页。

(9) 《诗法家教》和《诗法正源》均见于《诗学指南》本，前种尚有《历代诗话》本。

(10)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11) 范梈：《木天禁语》，见学海类编本；《诗学禁脔》有《历代诗话》本。还有《诗格》，《诗学指南》本。

(12) 其说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13) 陈衍：《元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页。

(14)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四库全书本。

(15)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校点本，第241页。

(16) 许有壬：《至正集·魏郡马文贞公神道碑铭并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藏丛刊》第95册，第240页。

(17) 萨龙光《雁门集注》于《鬻女谣》注云：“本集中如……《绣鞋诗》为避方氏而作……不可以韩偓《香奁》例之矣。”又在其《雁门集编注跋》中云：“公自世祖至顺帝，身经十一主，历八十余年。”

(18) 李季和（1285—1350年），名孝光，字季和，浙江温州乐清人，与杨维祯、萨都剌、张雨等为挚友。

(19) 见蒋一葵：《尧山堂外记》，明刊本第77卷。

(20) 见宋濂：《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81页。

(21) 见王彝《文妖》，又见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八《文淫妖》，《笔记小说大观》本第十三册，广陵书社1984年版，第273页。

(22) 原注：“即秦皇缆石也。”

(23) 王士祯：《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一七，见《带经堂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