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提及元代文学，独标举戏曲，而论述其社会背景，又过分强调元朝统治者野蛮、愚昧及其对经济、文化的破坏性，强调政治的黑暗面；其实如本书绪论所叙述，从忽必烈时代始，就有较大的更张，用“汉法”治国，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所恢复乃至发展，主要问题是由于民族歧视政策造成儒生仕进之路几乎堵绝，但也罕见有儒生受迫害的事例，并无文字狱祸之类的记录，尽管许多借古喻今的剧本或诗文所讽刺的锋芒指向是当时的特权阶级，似乎也无作家因此而得祸，创作还是比较自由的。元仁宗延祐年间恢复科举考试制度后，儒士命运更有所改善。⁽¹⁾

就文言小说而论，固然不能与唐宋相比，特别是传奇体小说，确实衰落了，但也还有前面曾论述过的像宋梅洞《娇红记》那样优秀的传奇小说。笔记体志人小说，数量虽少，但还是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笔记小说集。元末，陶宗仪除撰著《南村辍耕录》外，还编纂了卷帙浩瀚的综合性大型丛书《说郛》，其中小说、杂记占了很大的比重。

（一）刘祁《归潜志》

刘祁，字京叔，浑源（今山西浑源县）人。金太学生，“得从名士大夫问学……其后进于有司，不得志”。金亡，归乡里，自云“甲午岁（1234年）复于乡，盖年三十二矣”，可推知生于1202年。入元复出，乃就试南京（金以汴京为南京）得魁，充山西东路考试官。

《金史·刘祁传》称，《归潜志》对于金末之事多有足征。其书自序云：“独念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今虽物故，其言论谈笑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题曰《归潜志》，归潜者，予所居之堂之名也。”因所记大多是耳闻目睹的金末时事与人物，比较可信，元人修《金史》，多取材于此书。全书十四卷，各卷虽无小标题，也不分门别类，但基本上以类相从，条理清楚。叙述朴实无华，也不涉及虚妄怪异之事。在金元笔记中，这是最有价值的一种。

作者记述人物轶事，善于从人物所作诗句或言谈中，揭示其性格的本质特征。如卷一首条《金海陵》：

金海陵王，即完颜亮。从其题扇的双关之语，可见其独揽大权之志。望江左的诗句，更暴露其妄想吞并南宋的野心，故为宋人岳珂《桯史》所引述。完颜亮的私生活，是极其糜烂的。

对于金朝官场的腐败，近侍和执政大臣的苟且偷安心理，作者往往采取素描笔法，予以勾勒，稍加议论，其精神面貌，全盘托出。如卷七，虽分列各条，实际上是从各个侧面暴露金朝的黑暗腐朽，揭示其灭亡的必然性。《养相体》条写道：

虽然没有具体描写某一人物，但却呈现出一个腐朽的统治群体，使人感受到一股败坏没落的衰颓之气。也有通过对某宰执大臣尸居余气的描述，反映其政治腐败的，如卷九《高岩夫》条。

《归潜志》可以说是一面金朝亡国的镜子，对后来的当权者，具有劝诫作用。此外，有一些记述人物轶事琐闻的条目，如卷九《李长源》，写李长源的才高不通世事，傲岸多怒；《赵闲闲》条，写赵闲闲为谢绝别人求他书法，在应邀宴饮前先告请友人：“吾今往，但不写字耳。如求字者，是吾儿！”读来也颇能解颐。

（二）杨瑀《山居新话》

杨瑀（1286—1361年），字元诚，杭州人。天历间（1329年左右），擢中瑞司典簿，因廉洁谨慎，越级提升为奉议大夫，太史院判官。至正十五年（1355年），出任建德路总管，颇受当地人民爱戴，进阶中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至正二十年致仕。

《山居新话》，四卷，记录所见所闻，羼入神怪之事。其中有记述值得表彰的人物轶事，至今犹闪烁着思想光芒。如《笔记小说大观》本所载第十二条《聂以道》，记载聂以道任某县尹时，有个卖菜农夫，在早晨赶集的路上，拾得一束钞票，计一十五定。回家告诉母亲，其母嘱他到原处等候失主，如数归还。失主却讹诈原数有三十定，于是就闹到县尹聂以道处。聂经调查对证，将这十五定钱赏给菜农贤母养老，而要故意讹诈钱数者自己到别处去寻找。在这篇短小的故事中，表现了菜农老母拾金不昧、穷而志坚的高尚品格，并赞扬县尹聂以道判案的精明公正。文字简洁，而叙事完整，且具波浪，结末出人之意外，是一篇较精彩的笔记小说。

（三）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浙江天台人。曾应进士考试，未中。至元年间避难华亭，勤于著述，耕作时随带笔砚，有所得便挥笔疾书，《南村辍耕录》就是这样写成的。此外，还节录前人小说、笔记等为综合性大型丛书《说郛》，《古刻丛钞》则是钞录古代的碑刻。

《南村辍耕录》，三十卷，成书于元末，有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孙位序。这是一部很有文献价值的笔记，元典章制度、宋末掌故诗文、历史琐闻赖以保存；而某些故事，记述动人，具有短篇小说的特点。如卷四《贤妻致贵》条，记程鹏举在宋末被虏，于张万户家为奴，张将虏掠来的某女给程为妻；其妻屡次劝程逃回南宋，引起程的怀疑，致使张万户将其妻卖给别人家，临别时，妻将所穿一只绣鞋，交换程穿的一只鞋，以期后会，于是程感悟奔宋。入元后，程为陕西行省参知政事，派人到原地寻找其妻，从尼姑庵中迎回。作者着意塑造了程鹏举妻坚贞不屈、贤能守正的妇女形象。一个被蒙古人或色目人虏掠为奴的弱女子，一心为丈夫摆脱奴隶的困境，不惜作出最大的牺牲，虽遭丈夫怀疑而其志毫不动摇；被转卖后，始终保持贞洁，并以通宵达旦的劳动所得，赎得自身的解放，出家为尼，誓不嫁人，忠于丈夫。这也正是我国古代妇女的崇高品德。程鹏举与妻别后，也誓不另娶，贵而不忘共患难的贫贱之妻，这种美德也是值得称道的。明人董应翰《易鞋记》传奇、陆采《分鞋记》传奇，以及梅兰芳编演的《生死恨》京剧，均据此篇改编。

又卷十二《贞烈墓》条，记叙天台县戍卒妻郭氏有令色，见之者无不啧啧称赏。郭氏与戍卒，少年结发夫妻，情深义重。本卫千夫长李某慕郭氏美色，遂起觊觎之心。郭氏对戍卒的爱情坚贞节烈、忠诚不渝。作者在较短的篇幅中，却能采取层层推进的艺术手法，将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尖端，从而展现出郭氏心灵之美。

李某为占有郭氏而派遣其夫去距县七八十里路有私盗出没处戍守，李某乘机百般调戏郭氏，均被毅然拒绝。其夫归家，郭氏将李不轨之事相告，于是卒愤怒持刃想杀李某，被逃脱，并向县衙投诉，戍卒被捕，因“持刃杀本部官”罪，被关押死牢中。李某阴谋尽快处死戍卒，使郭氏断绝对丈夫的一线希望。郭氏处于绝境，而能坚贞自重，使李无隙可乘，难逞其奸。垂涎她美色的恶少与吏胥、皂隶，都不敢侵犯。这就把郭氏对爱情的忠贞，更升高了一个层次。接着，她又以死拒绝狱卒叶某伪善的关怀爱护，这是对她人格意志与智慧的严峻考验。狱卒待其夫“日饮食之，情若手足。戍卒感激入骨髓”。于是戍卒视叶某为可以托付妻子儿女的善良人，亲口劝郭氏可嫁狱卒。这就把悲剧的矛盾冲突推向了尖端。郭氏在生与死的抉择中，表现出爱情的崇高之美和人格的尊严，以及智慧的力量。经过她周密的考虑，意识到只有她先死，丈夫的冤狱才有可能解脱；因而她果断地选择以自己的死，换取丈夫的活，她的贞烈与睿智也正表现于此。她在安排好儿女生计、与丈夫泣别后，毅然投水而死。这种坚贞悲壮的行为，是可歌可泣的。

作者借助于神异奇妙的艺术想象，使郭氏之死既富有传奇色彩，也更震撼人心。她不是一般的投水溺死，而是在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尽管此处“水极险恶，竟不为冲激倒仆”。以至前往验视的县官等人，“皆惊异失色”。终于使丈夫的冤案得以昭雪。一个坚贞、刚烈、宁死不屈的妇女形象，鲜明地浮现在读者的脑海里。明代后期《觅灯因话》的作者邵景詹据此演绎为传奇体小说，艺术上稍加润饰，增添了危坐激流中而死的郭氏怀中，留下控诉李某罪行、申诉丈夫冤情的状纸，使丈夫之冤得以昭雪，李某得到惩罚，感染力更强。明人沈鲸将本篇改编为传奇剧本《双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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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代对“儒户”有免除徭役的政策。详见《元史·世祖本纪》第一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80~181页。本书《绪论》中提及“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并非官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