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元代小说家话本

《京本通俗小说》七种，写的都是宋朝的故事，说话人提到时代背景，或称“我宋”、“我朝元丰年间”、“大宋”，或直称宋王朝的年号，如“绍兴年间”；或指称都城“东京汴州开封府”，应是南宋人的作品。《清平山堂话本》是明代嘉靖年间洪楩编刊的，原应有六十篇，现存二十七篇，大多数是宋元话本，也有一部分明初话本。冯梦龙编纂的“三言”，有许多篇是宋元话本，经过他润饰，艺术上有所提高。最大的遗憾，是明初编修的《永乐大典》佚失，据该书目录，卷一七六三六至卷一七六六一，都是评话，而大部分是元代话本。现存的元代小说类话本，见于《古今小说》（《喻世明言》）者有：《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任孝子烈性为神》、《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四篇；《金海陵纵欲亡身》见于《醒世恒言》；在《清平山堂话本》中的《雨窗集》，则存有《曹伯明错勘赃记》；明万历年间余象斗编纂的《万锦情林》中收有《裴秀娘夜游西湖记》；《永乐大典》卷一三一三九有《西游记平话·魏徵梦斩泾河龙》，而朝鲜的古代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收有《西游记平话·车迟国斗法》。

《西游记平话》可归长篇系统，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虽属两个不同的本子，但都对后来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有影响。“西游”故事在元人杂剧中也不乏其例，吴昌龄编著《唐三藏西天取经》，仅存残曲两折；杨景贤编著《西游记》，长达六本二十四折，全存。

其余七篇元人话本，涉及婚姻家庭或男女关系的有五篇，其中《金海陵纵欲亡身》，记叙金统治者完颜亮反常的纵欲丑行招致亡身之祸，是一种卑鄙无耻的罪恶行径，表现兽性之丑。《简帖僧巧骗皇甫妻》，流氓僧人耍弄送假情书的卑劣骗术，害得皇甫松恩爱夫妻反目，皇甫盛怒之下，不加仔细调查，便休弃了少年结发妻。蒙冤被休的杨氏“上无片瓦，下无立锥”，走投无路，几乎跳汴河自尽。在被僧人串通的媒婆巧言劝阻下，不得不落入流氓僧预设的圈套。皇甫冷静思考后，深感后悔，而杨氏也仍然对他怀有深情；当她识穿恶僧的骗局时，怒不可遏地声张起来，恶僧竟要掐死她，幸亏皇甫松尾随其后，擒住罪犯，救了杨氏，恶僧受到惩处，皇甫与杨氏复婚。尽管结局破镜重圆，化悲为喜，但从中可见封建社会妇女命运之可悲可叹，也揭示府尹首次审理此案的草率，杨氏在酷刑逼供下诬服。令人敬佩的是十三岁的婢女迎儿，虽遭严刑拷打而始终坚持事实真相，不为逼供所屈。

《任孝子烈性为神》，其实质是封建包办婚姻的悲剧。任珪固然是“笃实本分”之人，又是孝子，但与“凭媒说合”的梁圣金，双方并无感情，何况圣金在婚前已与“丰姿俊雅”的邻居周得“暗约偷期”，纵然周得是个“不娶妻，只爱偷婆娘”的风流浪子，但从小说所描写的圣金在与任珪结婚后，仍然与周得保持亲密交往的两性关系来看，他们是互爱的，周得也似乎再没有与别的女人发生恋情，但是梁与周毕竟属于非法的“苟合”。本分的任孝子，也有男人的刚烈气质，当识穿妻子与周得通奸并诬陷瞎眼老父的真相，便趁圣金回娘家与周得幽会之机，竟将岳父母、使女、圣金和周得都杀了，然后提五个人头到临安府衙投案自首。虽然府尹也同情他，但是过激的报复，残杀三个无辜者，不得不判处任珪凌迟的极刑。死后成神之说，表现作者对他不幸遭遇的同情。其实，梁圣金又何尝不是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呢！

《曹伯明错勘赃记》，开客店谋生的曹伯明，青年丧妻，再婚原是人情之常，但他不听姑妈劝告，娶了水性杨花、对他并无真情的妓女谢小桃为妻。谢与老嫖客倘都军旧情不断，设计陷害曹伯明，诬告曹作贼盗得一包袱财物。糊涂州官信以为真，将他错判解送到东平府。幸亏蒲左丞认真审理，勘明真相，昭雪曹伯明冤案，谢小桃、倘都军得到惩处。本篇文字粗糙，故事情节较简单，标题亦不甚确切，似未经加工的说书艺人的底本。但开始时的那首七言定场诗，写得较好，描绘出职业妓女的特质。诚然，娼门女子也有像霍小玉、杜十娘那样的钟情人，有像李娃、莘瑶琴那样经历生活实践体验、灵魂由丑转化为美的典型。

《裴秀娘夜游西湖记》则是一首少男少女一见钟情，虽经相思之苦乃至病卧床笫的波折，但终成眷属的赞美诗，是宋元话本中罕见的喜剧性小说。

其他两篇的题材，是关于社会治安和为人品格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就其故事情节曲折有致、艺术构思奇特而言，有较强的可读性。但对偷盗高手宋四公及其开黑店的门徒盗术，持赞赏态度，似有诲盗之嫌。其实禁魂张的性格缺陷主要是过于悭吝：要去那

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
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
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

特别是对穷苦人刻薄过甚，人家捡了他家主管掉在地上的两文钱，竟将捡钱人所有的钱都抢了过去；但他毕竟是个本分的守财奴，并无重大罪恶，给予适度的讽刺乃至教训是应该的，但宋四公等却以极其毒辣的盗贼伎俩，强加大祸于他，把他逼入死路，则未免过于凶残。作品的结尾有一段议论性的文字：“这一班贼盗，公然在东京做歹事，饮美酒，宿名娼，没人奈何得他。那时节东京扰乱，家家户户，不得太平。直待包龙图相公做了府尹，这一班贼盗，方才惧怕，各散去讫，地方始得宁静。”也算是对执政当局的无能和黑恶势力的猖狂的双重批判。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的故事背景，是南宋孝宗乾道（1165—1173年）年间，宋朝偏安江南，金兵虎踞淮河以北，有志之士，报国无门，多有召集流亡义勇，意图能配合官军收复失地。江淮宣抚使皇甫倜亦曾“招致四方豪杰，就中选骁勇的，厚其资粮，朝夕训练，号为‘忠义军’”。被宰相汤思退所妒忌，将他革职，遣散忠义军。汪信之是白手起家的一方豪强，曾向朝廷上书，极言向来和议之非，且云：“国家虽安，忘战必危。散遣忠义军，最为非策。”他愿“率两淮忠勇，为国家前驱，恢复中原，以报积世之仇”。由于上层当权者“都是怕事的，只晓得临渴掘井，那会得未焚徙薪？况且布衣上书，谁肯破格荐引？”敷衍了事。朝廷官僚的苟且偷安，地方官的昏庸，遂使程彪、程虎这样的小人，有机可乘，诬陷汪信之反叛的谣言弄假成真，逼反爱国志士，汪信之落得家破人亡。汪信之为了救全家，安排好家属人员妥善避祸，然后与儿子汪世雄先后投案自首，一切责任由他独自承担。忠仆刘青为让汪信之免除凌迟的极刑，设计使汪在狱中服毒自杀，然后悄然偷运其尸首秘密埋葬，诸事办妥，又自动投案。这是一个在南宋这样悲剧的时代所产生的仁人志士的悲剧。写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令读者切齿，痛恨朝廷苟且无能，官僚既自私又昏庸，而小人拨弄其间，祸害国家殃及立志报国之壮士。该篇篇幅较长，时间跨度大，人物众多，堪称为较佳的中篇小说。这是经过文化修养颇高的冯梦龙加工的，却也有疏忽之处，既然故事背景是南宋孝宗乾道年间，而最后却说北宋时的英宗驾崩，大赦天下，汪世雄一家终于团圆。小说、戏曲中移花接木、混淆时地的情况，原是屡见不鲜之事，无须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