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高明的文化思想与创作主张

据推断，这位作家大致生于1301年左右，死于明朝初年，活了七十多岁。他的一生，主要的是在元帝国走向衰弱、崩溃和灭亡的时期中度过的。在他40岁以后，这个蒙古贵族和汉族大地主联合统治的帝国，已经由于农民的不断起义而陷于风雨飘摇之中。在1348年方国珍的起义之后，刘福通、郭子兴、朱元璋、张士诚、徐寿辉、陈友谅等人所率领的农民武装相继出现。经过群雄混战的局面，中国历史终于在1368年揭开了新的一页，由元朝变成了明朝。在这几十年当中，突出的种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用说，对于作家是一种非常生动的教育，给他的创作提供了现实基础。

这时的剧坛风习对《琵琶记》的产生也有推动作用。我们曾经提出：在元代中叶以后，杂剧已经趋向衰落，到了顺帝时（1333—1368年），戏剧界就有显著的“亲南而疏北”的倾向，这就逐渐地改变了只有北曲杂剧才“有名人题咏”的现象，一些有才情和修养的文士，也开始从事于戏文的创作了。而高明，则正是由于写了像《琵琶记》这样杰出的戏文，才使他在文学史上永垂不朽的。

高明，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瑞安（今浙江省瑞安县）人。他的祖父天锡、伯父彦，都是诗人。在家庭的熏染之下，他从小就好学能文，后来从大儒黄溍学习。在1345年（元顺帝至正五年），这位多年过着隐居生活的人考中了进士，并由此走上了做官的道路，先任处州录事，后任江浙行中书省丞相掾。他在工作中表现得很有才干，又勇于负责，因此很为人民所爱戴。在元帝国军队去镇压方国珍时，他曾在军中任都事，因为和主帅意见不合，并没有担任实际工作。方国珍不久投降了元朝，他也就回到家乡。后来又一度出来担任江南行台掾，福建行省都事等职。在1356年以后，他避乱隐居在宁波城东的栎社，开始创作《琵琶记》。在1368年之前，这部戏文早已写成，并在各处演出了。朱元璋很欣赏这个剧本，奉为富贵家不可缺的“山珍、海错”，在做皇帝以后，曾下令要这位作家到南京去修《元史》，但这时高明已经年老多病，没有应命，回到家乡，不久就死去了。大体上说来，《琵琶记》的作者是在做隐士和做小官吏这两种生活中度过了自己一生的。著有《柔克斋集》二十卷，大都已佚，仅存诗、文、词、散曲五十余篇。

家庭教养和师承使高明具有非常浓厚的封建文化思想。在他心目中，孝子、义夫、节妇都是崇高的人物，甚至对割肝作药来治疗祖母的疾病那种野蛮的愚孝，他也加以赞扬。虽然在他的某些诗篇中，也反映过民族意识，如《赵承旨题岳王墓韵》诗：

莫向中原叹黍离，英雄生死系安危。
内廷不下班师诏，朔漠全归大将旗。
父子一门甘仗节，山河万里竟分支。
孤臣犹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

流露了较深沉的故国之情；也比较同情人民的疾苦，如《游宝积寺》诗中所写：“几回要挽银河水，好与苍生洗汗颜。”但这些值得肯定的思想观念，并不是很强烈的，否则，他就不会去参加元军去镇压方国珍了（这也许跟方国珍的所作所为不像是能成就大业者不无关系）。可是，这只是他思想中消极的一面，另一面，他多年隐居的生活和失意的宦途，也使他产生了淡薄名利的思想感情；元代末年政治的混乱和人民的痛苦所给予他的影响，也使其对于忠君观念比较淡薄。总之，这位作家对于封建道德，特别是其中的关于家庭伦理的部分，是极端拥护的，但也没有对整个封建社会加以毫无保留的肯定。同时，他的封建思想，在和现实生活的接触中，也不断地被客观现实所修正，甚至被它所否定。这样，就构成了他的世界观本身的矛盾和他表现在《琵琶记》中的主观意图和作品通过艺术形象而显示出来的客观效果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