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睢景臣《高祖还乡》

和刘致那篇套曲，在思想上可以比美，而在艺术上则较之远为完美的，是睢景臣的《高祖还乡》。睢景臣，字景贤，扬州人，也在杭州住过。他心性聪明，酷爱音律，写过三本杂剧，今皆不存。在故乡时，曾和另外一些人同作《高祖还乡》套数，只有他写的这篇〔般涉调·哨遍〕，最为杰出。

《上高监司》主要的是暴露了统治者榨取人民的罪恶，而《高祖还乡》则主要是反映了人民对统治者的轻蔑。这篇套曲具有“制作新奇”⁽⁵⁾的特色。而这种特色形成的关键则在于它非常艺术地写出了伟大人物的渺小，揭穿了这个大人物隐藏在装腔作势后面的无赖和流氓的本来面貌，使人读后，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的快感。

在《史记》中，司马迁曾记载刘邦爬上皇帝的宝座以后，回过故乡沛县。他在那里，志得意满地唱着《大风歌》，并假惺惺地声明永远免除当地居民的赋役，和“父兄诸母故人”流连宴乐了十多天，方才分别。这当然是睢景臣创作的出发点。然而这位有巨大才能的诗人却不屑于在细节上力求符合于《史记》的记载。他深入地研究了《史记》反映的当时全部的历史真实和统治者刘邦的灵魂，大胆地创造了这个流氓皇帝的形象。

睢景臣选取的镜头是刘邦刚刚还乡的那一场合，通过一位禀性异常纯朴，而又深知这位皇帝底细的人，在这个场合中惊异的眼光和继之而来的愤慨的心情，作家使得刘邦现了原形。为了在精神上威胁人民，这位皇帝使用了大批的仪仗队，然而这些东西在人民眼光中却是那么古怪可笑。为了在感情上俘虏人民，他还在众乡老向他叩拜的时候，以手相扶，表示谦逊，然而这种动作在人民眼光中却是那么倨傲无礼。统治阶级虽然千方百计企图糊弄人民，然而人民的智慧总是能够看清历史的真相而将他们的“根脚从头数”的。这样，他们的企图就不能不破产了。正是在这个地方，《高祖还乡》显示了它强烈的战斗性。

在散文圣手司马迁的《史记》中，刘邦遭受过毁灭性的讽刺。睢景臣的这套散曲则是司马迁的继承者。重要的是：他们作品的客观意义并不止于讽刺了这个流氓皇帝本身。可以说，刘邦是被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典型，特别是作为起先比较接近人民，而随后则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的最高统治者的典型来处理的。他们以犀利无比的笔锋，代表人民解剖这种人的灵魂达到了鲁迅所谓“褫其华衮，示人本相”的程度。

曲中那个对刘邦采取了憎恶和鄙视态度的人物，虽然从经济地位上看，似乎有富农、地主的嫌疑，但这种身份只是作家为着一种艺术上的方便而给他附加上去的。从思想感情上考察，他显然不是刘邦政权在农村中的支柱，和王乡老、赵忙郎之流也全然异趣。这位通过他对于刘邦的观感，从侧面显示其精神面貌的人，我们认为：是和刘邦站在对立地位的。在作品里他正是普通人民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