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致远的生活与创作

关于这位作家的事迹，我们所知也极少，但由于他流传的散曲数量是较为丰富的，从其中还可以看出这位作家行迹的大概。他是一个士大夫气质相当浓厚的文人，“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¹⁾但统治者却并不赏识他，因而由抑郁而放浪，终于觉得“半世逢场作戏，险些儿误了终焉计”，⁽²⁾甘心地以隐士的生活方式在杭州度过下半生。他在散曲《悟迷》中说：“雷霆声价，怪名儿到处里喧驰的大。”可见在当时剧坛上已享有很高声誉。

马致远这种由追求功名不遂而归隐林泉终老的生活道路，及其对待这种不能完全由自己安排的生活道路的时而愤慨，时而忧郁，时而欣幸的态度，不仅在元代读书人当中，甚至在其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都有其代表性。因此，其作品中所反映的这种情绪就特别容易被士大夫所同感，这些作品也就特别被他们所欢迎。同时，他作品中的士大夫的美学观点也使得他的作品由俗转雅，更其投合一般文人的胃口。在贾仲名的补《录鬼簿》的〔凌波仙〕吊词中，他被尊为“曲状元”，在《太和正音谱》中，他被认为“宜列群英之上”，是只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

马致远写过十五本杂剧，现存在的还有七本（包括和其他作家合写的《黄粱梦》在内）。在元代杂剧家中间，除了关汉卿以外，就数他的作品流传最多。“神仙道化”是这位作家最喜爱的题材，现存诸作如《任风子》、《岳阳楼》、《黄粱梦》都是属于这一方面的作品。这类作品的基本思想倾向，是宣扬超脱苦难的尘世，追求一种无忧无虑、没有任何飞来横祸的成仙了道之路，享受神仙世界永恒的清福。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任风子》。它写的是神仙马丹阳度脱屠夫任风子的故事。甘河镇屠夫任风子，原是全镇屠夫的头面人物，因马丹阳化的全镇人都吃了斋素，屠夫们的生意全被搅了，在众屠夫的诉说下，任风子自仗武艺高强，去草庵杀马丹阳，反被神通广大的马丹阳所点化，决意出家。先经受在菜园子里服劳役的考验，每天挑一百五十担水浇灌菜园，然后，当妻子抱着刚满月的儿子来劝他回家时，不但断然与娇妻离婚，并且摔死幼子。最后终于“得道成仙”，“无是无非”，认为这就是最大的快活。以回避矛盾斗争的方式，对现实的一切表示否定，而向往一种虚无飘缈的神仙极乐世界，为自己虚幻的生活理想寻找出路，这正是当时存在的“僧侣浪漫主义”。摔死幼儿的情节，残酷，恶劣。

在元人杂剧中有不少“神仙道化”剧，马致远的这类作品，具有代表性。出现这种创作倾向，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文学自身的原因。从社会方面来考察，主要是在元朝统治者支持下全真道教势力的盛行，早在成吉思汗灭金征西过程中，全真道教的代表人物丘处机，就曾得到重用，并在劝谏不杀生、不掠夺诸多方面起过积极作用。全真道教与以往道教宣扬炼丹、符之术不同，它以老庄思想为主，兼取儒、释合理的内核，所以容易为知识阶层所信奉。处于乱世，现实生活极其黑暗、残酷的人们，视全真道教为一线光明，乐于信从。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有较高名望的儒士得到重用外，一般儒生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精神上感到空虚和苦闷，也就较为自然地以神仙道化作为自我解脱的方式。表现在杂剧创作上，就是“神仙道化”剧的出现。作品中所描写的成仙了道境界，其实连作者自己也不一定真的相信，真正向往的是如《任风子》剧中所描绘的宁静清幽的自然环境：“编四围竹寨篱，盖一座草团瓢，近着这野水溪桥，再不听红尘中是非闹。”⁽³⁾“俺这里松柏周遭，山川围着；疏竹潇潇，落叶飘飘。……开开门观觑了，山庵中静悄悄。”⁽⁴⁾这正是身处乱世、不屑仕途混浊的传统知识精英的审美理想，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观的体现。从文学传统来考察，也有其渊源。六朝、唐宋的许多笔记和志怪传奇，记载了大量的神仙道化故事。在蒙古贵族残酷统治下的一些剧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既找不到理想的出路，又受全真道教思想的影响，用神仙道化的故事作为创作的题材，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陈抟高卧》是一支隐士的颂歌。《荐福碑》写了作家自己对功名富贵的幻想，却同时也宣扬了由命不由人的宿命观念。作家通过这类剧作，写出了自己的和一部分人民的命运与心情，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那个黑暗的环境与可怕的时代。正因为当时的情况是：“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涂，越有了糊涂富；则这有银的陶令不休官，无钱的子张学干禄。”⁽⁵⁾所以一些比较洁身自好的、有所不为但又没有足够的勇气来对这种情况进行正面反抗的人，就只有以“鸡虫得失何须计，鹏鹦逍遥各自知。看蚁阵蜂衙，龙争虎斗，燕去鸿来，兔走鸟飞。浮生似争穴聚蚁，光隐似白驹过隙，世人似舞饔醯鸡，便搏得一阶半职，何足算，不堪题”⁽⁶⁾这种消极的想法，来自我宽解了。

非常清楚，这种感情基本上是不很健康的、逃避现实的。因此，反映这种感情的作品在马致远的创作中，虽然是主要的东西，是值得同情和理解的，却不是我们所应当肯定的东西。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类作品中，作家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新的写作手法。上述各剧的主角，往往不是作为一个社会客体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作家的化身而存在的。马致远经常是通过剧中的人物，倾吐着自己的心情。他将自己的环境、性格、思想、感情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分配给了三个“神仙道化”剧中渡引的神仙和被渡引的凡人，也更其明显地分配给了《陈抟高卧》中的陈抟和《荐福碑》中的张镐。这，一方面使得他所塑造的人物难以具有多样的性格，因而限制了他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另一方面又使得他的剧本带有更多的主观性质，远于应当具有尖锐冲突的戏剧，而近于自我表现的抒情诗。明、清以来，许多生活圈子比较狭窄的文人们，写起戏来，往往就是用的这种手法。虽然我们并不能肯定地说这种手法就是不好的，但可以肯定地说它是导致后来许多剧本脱离舞台实际而成为案头读物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致远的另一剧作《江州司马青衫泪》比较客观地接触到了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这是一个与《贩茶船》同一类型的剧本，但其情节却是对白居易著名的诗篇《琵琶行》的一种附会。在剧本中，白居易在江州偶然遇到的商人妇裴兴奴乃是他旧日的情人。在白居易被贬与她分别之后，她母亲捏造了白居易的死讯，并强迫她嫁给了一个茶商。裴兴奴在和白居易重逢之后，便随他逃走，终于倚仗皇帝的帮助得到团圆，茶商则受了处分。这种团圆梦是不现实的，同时，由于马致远“一遇丽情，便伤雄劲”⁽⁷⁾的风格，使得这个以爱情纠纷为主题的剧本，总的说来，缺乏必要的足够的宛转缠绵的描写。当然，在剧本的某些片段，如裴兴奴在她那个不称心的丈夫刘一郎抛下她自个去吃酒后，抒写孤寂和苦闷的唱词，还是有较为动人的内心刻画的。

这几支曲辞，似从《琵琶行》诗“枫叶荻花秋瑟瑟”，“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的意境生发出来。秋夕景色，衬托出孤恓少妇的苦闷情怀。重利嗜酒的商人，让她独守空船，四幅罗衾，徒有“鸳鸯被”的虚名，情何以堪。借景抒情，对商妇内心的刻画惟妙惟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