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王实甫及其《西厢记》

王德信，字实甫，易州定兴（今河北省定兴县）人⁽¹⁾，曾在元朝做过县官，后来擢升为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因为和台臣议事不合，他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弃官归隐了。后来，由于他儿子王结的贵显，曾受太原郡公的封号。⁽²⁾但在其题为《退隐》的套数［商调·集贤宾］中，却有如下两支曲子：

［梧叶儿］退一步乾坤大，饶一着万虑休，怕狼虎恶图谋。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

［后庭花］住一间蔽风霜茅草丘，穿一领卧苔莎粗布裘，捏几首写怀抱歪诗句，吃几杯放心胸村醪酒，这潇洒傲王侯。且喜的身登中寿，有微资堪赡赒，有亭园堪纵游。保天和自养修，放形骸任自由。把尘缘一笔勾，再休提名利友。

这是王实甫在“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支干周遍又从头”⁽³⁾的时候，即年过六十的时候写的，很清楚地透露了他退居林下十多年之后的安适生活和恬淡心情，并暗示了他以前在仕途中的不愉快的经历。王结死于1336年，活了62岁。那时，王实甫还健在，可能在其后不久就死去了。我们假定父亲比儿子大20岁，则王实甫约生活于13世纪60年代到14世纪30年代之末，也是一位长寿的人。

贾仲名［凌波仙］补《录鬼簿》的王实甫吊词说：“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颩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可见他虽然早居官位，晚息田园，但也有过一段冶游生活。除此之外，我们对这位伟大作家的生平就别无所知了。

王实甫写了14个剧本，现在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只有《西厢记》、《破窑记》、《丽春堂》三种。《贩茶船》和《芙蓉亭》则仅各存一折。

王实甫写的剧本没有关汉卿那么多，流传下来的也少，但由于他创作了一部《西厢记》，就使他和关汉卿并垂不朽。贾仲名的［凌波仙］称赞他说：“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并非过誉。前人认为：“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⁴⁾这种风格特色，也以《西厢记》体现得最为完整。

《西厢记》是王实甫的代表作，是祖国古典戏剧中最伟大的杰作之一。今本《西厢记》最后一折的［清江引］曲中，有“谢当今圣明唐圣主”一句。这句金圣叹所见旧本作“谢当今垂帘双圣主”。据《元史·后妃传》，大德年间（1297—1307年），元成宗多病，布尔罕皇后当权，政事都由她决定。“谢当今垂帘双圣主”这句话，正是作家写来以备杂剧上演时对元成宗和布尔罕致以祝颂的。由于时过境迁，后人才将它改易了。据此推断，《西厢记》正是在元杂剧的黄金时代出现的，是王实甫四五十岁左右的作品。作家这时可能占有的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成熟的艺术手段，有助于这个剧本的创作，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

董解元对崔、张故事做出的杰出贡献，到了他伟大的后辈王实甫手中，获得了更完善的发展。《西厢记》的基本情节，在诸宫调中已经奠定了，所以王实甫在这方面，就只作了某些必要的和不大的改动。他所着重提高的，则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在艺术上，适应着戏剧的特定要求，在内容上，力求符合于生活的真实，这就都使得“王西厢”较之“董西厢”，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成为一部不可企及的典范作品。只是在王实甫的《西厢记》出现之后，这个流传已久的反对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赞扬男女基于爱情的婚姻自主的重大主题，才通过栩栩如生的、极其富于个性的艺术形象，得到充分的表达。在剧本结束时，作家写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⁵⁾这一给与了少男少女们以极大鼓舞的诗句，正反映了作品的总倾向。《西厢记》，是歌颂向封建势力进行搏斗的某些青年男女获得胜利的诗篇，也是激发更多的青年男女对吃人的礼教进行背叛活动的号角。“看了《西厢记》，到老不成器。”从封建卫道者这一诅咒中，也正看出了《西厢记》的战斗力量。

王实甫不只是一位塑造人物的妙手；同时，还是一位大胆的艺术革新家。他对于杂剧革新，也正体现在《西厢记》里。我们知道，元代杂剧一般地是用四折组成的。这种成规使得作家们在处理题材时可以注意到更加精练一些；但与此同时，它也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较为复杂的题材、主题和人物性格的充分发展。王实甫看中了崔、张故事，认为有必要对它进行再创造；于是，继董解元之后，他又以自己的生活、思想、感情丰富了这个很有意义的题材。但同时，他感到一本四折的限制对于这个题材说来，是很不适合的，于是他勇敢地将《西厢记》写成了一个五本二十折的大作品。如虽然是后人所加添但却符合王实甫的原意的题目所标示的，《西厢记》是以《张君瑞闹道场》（四折）、《崔莺莺夜听琴》（五折）⁽⁶⁾、《张君瑞害相思》（四折）、《草桥店梦莺莺》（四折）、《张君瑞庆团圆》（四折）五个自成首尾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杂剧而构成这一宏伟的诗剧的。其次，我们也知道，元代杂剧一般地是由一位主角歌唱。这种从讲唱文学遗留下来的成规，对于戏剧内容、人物性格的充分表现，也不无妨碍。王实甫敏感到这一点，于是利用了杂剧向来允许在个别场合由主唱者以外的角色插唱一两支曲子的办法（这，也可能是受了戏文的影响，但无法证明），发展为在某些必要的场合，让许多人可以同时歌唱，如第四本第四折，就有张生和莺莺的接唱；在第五本第四折，也有张生、红娘、莺莺的轮唱。这些革新，在杂剧固有的许多成规已经打破了的明代，诚然不算什么，但在大德时代，却不能不是剧坛上的重要事件。王实甫的革新，在当时还是“曲高和寡”的，但却给与了后来从事杂剧革新的作家以很大的启发。王实甫的实践也证明了，他对于内容决定形式，作家可以而且应当突破不适应内容的形式这些美学原则，是有所理解的。如果我们承认，《西厢记》的成功，不只是限于思想方面，也必然联系到艺术方面，那么，对于作家的关于戏剧形式的贡献，就不容忽视。

王实甫《西厢记》的出现，使流传已久的崔、张故事面目一新。它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对于封建说教，特别是所谓“男女之大防”乃是一个极其有力的冲击。这个冲击，在不同的人们的思想上，发生了不同的反响。围绕着这个剧作，先进的和落后的作家们发生了一连串的、尖锐的斗争。撇开那些为数众多的受到《西厢记》影响而形成的大同小异的创作不谈，仅就对于这个剧本进行研究、改编与续作的情况来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元代，已经有人将《西厢记》尊为《春秋》。从明代中叶起，又有不少的人为它作校注，其中如徐渭、王骥德、凌濛初等都是著名的戏剧家或小说家。为了适应明代舞台的需要，剧作家崔时佩和李日华又首先将它由北曲改为南曲，“以北词之句读，改作南调之音律”⁽⁷⁾，虽然在音律方面未能完全符合，但却保留了一部分王实甫原来造诣极高的语言，所以前人肯定他“斗胆翻词”，“允为上品”。⁽⁸⁾现在舞台上常唱的《西厢》，如《拷红》等折，就都是用的这个本子。和李日华同时的另一剧作家陆采，由于不满意李的翻改本，又曾自作新词。这两种《南西厢》，特别是后一种，显然并不出色。但无论如何，崔时佩、李日华、陆采是以自己的劳动支持了董解元、王实甫对于生活所作出的公正判断，并且使《西厢记》在北曲绝迹歌场之后，再以南曲的形式将这个优美故事延续下去的。以可能是出于王彦贞之手的〔小桃红〕（《西厢百咏》）为首的、数量众多、样式复杂的歌曲及讲唱文学（如我们在傅惜华编的《西厢记说唱集》中所看到的），也大都是这样。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无例外地喜爱和尊重王实甫的工作的。另外一些站在封建统治阶级反动立场的作家，被王实甫的成功激怒了，竟然不自量力地进行歪曲和污蔑这部伟大作品的活动。如明人周公鲁的《翻西厢》（又名《锦西厢》）将莺莺写成了一个完全符合封建规范的贞女，最后并让她嫁给了郑恒，将张生写成了一个奸险的小丑。清人查伊璜的《续西厢》则对原作的第五本进行了修改，写出了崔老夫人要将红娘许配郑恒，逼得她只好上吊这种恶劣情节。再如明人卓珂月的《新西厢》、盱江韵客写的《续西厢升仙记》、清人碧蕉轩主人的《不了缘》，也都以点金成铁或画蛇添足的手段，损害了原作的精神。当然，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这些作品几乎被遗忘了，但“王西厢”依然屹立在人民的心里。

这是一些相反的现象，但却从不同方面证明了王实甫《西厢记》难以企及的成就和它在社会中巨大的影响。除了高明的《琵琶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洪昇的《长生殿》以及孔尚任的《桃花扇》之外，这种影响，在古典戏剧中还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