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代社会历史与文化特征

元代是个大一统的帝国，这对于全中国各民族的大融合、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都起了促进作用；但同时，整个元代，又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蒙古族在入主中原时，还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向封建制飞跃的阶段，比之于高度发展了的宋朝封建社会，是很落后的。先就经济生产方式而言，它以强大的军事暴力征服中国以后，就企图以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来改变中国的面貌。游牧所需的是牧场。早在成吉思汗时，蒙古贵族别迭等就曾建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杀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²⁾这个野蛮的建议，虽因当时重臣耶律楚材的反对，没有实行，但是由此可见蒙古贵族所计划的生产方式，具有多大的破坏性。在他们进行掠夺战争的过程中，往往采取残暴的屠城政策，所过之处，人民杀戮殆尽，财帛牛羊席卷而去，庐舍尽焚，城郭化为丘墟。像关中这样的富庶之地，在兵火之余，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北方的大量农田，被荒废为牧场。蒙古统治者圈占大片土地，分封给贵族功臣和僧侣，而俘虏大量被征服者没为农奴或奴隶，从事无偿劳动。例如阿尔哈雅行省荆湖，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尽管元世祖忽必烈也曾经采取过某些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如“释降奴为民”、“严鬻人之禁，乏食者量加赈贷”、“劝课农桑”等等，农业生产有所复苏，但是由于蒙古贵族贪暴的本质，对人民仍然大肆搜刮，逼使百姓流离失所，辗转沟壑。特别是从元中叶以后，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势的斗争极其尖锐，对人民的剥削更是变本加厉，赋税比元初增二十多倍，使人民饥寒交迫，“日羸月瘠，曾不得糠粃以实腹，褴褛以盖体”，“父子、兄弟、夫妇至相与鬻为食者，比比皆是”。⁽³⁾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农村经济，已经陷于衰蔽状态。同样，手工业也受到严重的摧残。蒙古统治者为了满足生产武器和生活奢侈品的需要，特别注意搜刮工匠，各地屠城时，只有工匠不杀。元太宗窝阔台灭金后，搜刮中原民匠七十二万户；1279年元世祖灭南宋，籍工匠四十二万户，立局院七十余所；1284年于江南民户中又籍匠户三十万，选有艺者十余万户，而把无艺者遣归。被拘籍的工匠，都集中在官营的或各贵族经营的手工业作坊中，由匠作司管理。就生产规模和分工协作的程度而言，比南宋时有所发展，但工匠没有人身自由，沦为工奴，每年只给粮五石糊口，本身及子孙永为匠作工奴。强制性的工奴劳动，积极性与创造性不高，比宋代以独立手工业和雇佣工匠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水平要低得多。这种以奴役人民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势必使社会的贫富悬殊更趋极端化，社会财富集中在蒙古、色目等少数特权阶级的手里，而广大人民则贫穷不堪。诚如嵇璜《续文献通考·田赋考》所云：

豪富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江南豪家，广占农田……恣意妄为，靡所不至。贫家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荆楚之域，至有售妻鬻子者。

在这种情况下，高利贷剥削很自然地盛行起来。蒙古人以皇帝为首，诸王、后妃、贵臣、僧侣、商人、地主、豪强，无不放高利贷。这种剥削极其残酷，一年本利相等，次年本利又翻一番。本银一锭，经过十年，利滚利，就变成1024锭。这种剥削方式叫“羊羔儿利”，至期债户无钱偿还，其妻女牲畜，多被拖走抵债。元杂剧中有不少剧本的戏剧冲突，都与高利贷有关，不是偶然的。

在政治上，蒙元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最高贵，色目人（被征服较早的西域和欧洲诸国的人）次之，汉人（包括北方的中国汉人、契丹、女真及高丽人）又次之，南人（中国南方的汉人）最低贱。规定高级的军政长官都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汉人、南人只能充任副职和小官吏。到了元代末年，在农民起义的烽火四起之时，为了收买人心，才不得不任用汉人为省、院、台、部的高官。法律也不平等：“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⁴⁾更不合理的，是“汉人、南人杀蒙古、色目人，处以死刑，且向犯人之遗属征烧埋银。蒙古、色目人若因争论或乘醉杀汉人，仅罚金，命其出征，而免死刑”。⁽⁵⁾法律规定：杀死一名回教徒，罚黄金四十巴里失；杀死一名汉人，偿一头驴。为了防止汉人的反抗，元朝当局多次下令，不许汉人持铁尺、手挝及杖之藏刃者，不准汉人学武艺、打猎、骑马和集会。元杂剧中权豪势要的人物形象，影喻的就是享有特权的蒙古贵族。

基于民族歧视政策之上的元代吏治，是极其黑暗腐败的。“上自中书省，下逮郡县，亲民之吏，必以蒙古人为之长；汉人、南人贰之。终元之世，奸臣恣睢于上，贪吏掊克于下，痡民蠹国，卒为召乱之阶。”⁽⁶⁾贪赃枉法，恣肆妄为，荼毒百姓，冤狱无穷，是元朝吏治的显著特征，也是政治腐败的根源。元世祖忽必烈算是一个很有才干的皇帝，接受汉族儒士“崇儒重道”的建议，实行以“汉法”治国，但是他贪婪的本性，形成他政治措施上的一个特点：亟于财用。为了搜刮财赋，先后任用阿哈玛特、卢世荣、僧格等为计臣，一切设施“专以掊克敛财为事”，而阿哈玛特之徒，恃势妄为，滥施淫威，“民有附郭美田，辄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刑威，廷中相视，无敢论列。”⁽⁷⁾阿哈玛特被杀后，其党徒卢世荣又得到忽必烈的宠信，搜刮百姓更为残酷，当时人讽刺他们是“鹭鹚勾当”，“以鹭鹚得鱼，既满其颔，即为人抖取也”。史书中记载一件趣事：

世荣尝言于帝曰：“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请先言之。”帝曰：“汝言皆是，惟欲人无言者，安有是理！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汝之所行，朕自爱也……”⁽⁸⁾

皇帝与执政大臣的勾当尚且如此，更何况地方官吏？尽管朝廷定了很严的“官吏赃罪法”，贪污百贯以上者处死刑，但是贪污之风不止，而官吏贪污又总是与百姓的苦难和冤狱紧相关联。号称大元盛世的成宗大德年间，一次就发现赃污官吏18473人，赃款45865锭，冤狱5176件。⁽⁹⁾这该包含着多少人民的血泪！

农业生产的衰退，种族的压迫和官吏的贪暴使得整个社会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普遍陷于困境。但商业（特别是国际贸易）和手工业（特别是制造贵重消费品的手工业）却仍然有所发展，因而形成了当时一些大城市的畸形繁荣。这些发展和繁荣是由于下列一些因素构成的：第一，宋、金时代的工商业原来是比较发达的，在蒙古入主中国全境以后，其所遭到的破坏也不像农业那么厉害。第二，在蒙古全盛时代，统治地区及于欧亚两洲。欧洲和中亚的科学技术，在当时的统一政权之下，不断地输入中国，刺激了原有手工业技术的进步。第三，各国商人纷纷来华，使得进出口的贸易比以前扩大。第四，由于农村破产，农民大量流入都市，就为都市提供了经常性的剩余的劳动力，而这又使得人口集中于都市，也显示着表面的繁荣。第五，这种畸形繁荣的出现，和蒙古、色目人以及汉族官僚大地主无止境地要求得到更多奢侈的享受、扩大其不义之财这一因素，同样是分不开的。

在13世纪70年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来中国游历，回国以后，写作了一部著名的《游记》。他描写当时元帝国的京城大都（今北京市）说：“彼处营业之妓女，娟好者达两万人。每日商旅及外侨来往者，难以数计，故均应接不暇。……中国及其他区域之精美珍贵物品，均荟萃于此，以供奉此地之皇室、贵妇、诸侯、将佐及大汗朝中之臣僚。故余谓：此间之富裕及所用之珍奇宝货，为世界上其他城市所无。”《游记》中还记载了其他大都市，尤其是南方的一些大都市的发展情况。虽然这部著作的目的是为了鼓励欧洲商业资本的东来，其中颇多夸大之处，但我们仍能从其中看出元代都市大致的面貌。城市的畸形繁荣，为戏剧这一综合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文化方面，为了巩固其统治，蒙元帝国采取儒、道、释三教并存而均为其所用的政策。蒙军在攻城掠地过程中，诚然是野蛮残酷的，但从成吉思汗、窝阔台到忽必烈，也善于任用一些当地具有较深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汉人或汉化了的辽金精英之士。成吉思汗重用丘处机、耶律楚材；窝阔台起用儒学代表人物元好问和杨奂；忽必烈重用理学名家姚枢、窦默、许衡，受理学熏陶的北方文人郝经、刘因、姚燧、卢挚等都受到礼遇。对被征服的各族人民，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吸收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和统治方式，在中原地区，以“汉法”治汉人，到了忽必烈时代，基本上全用“汉法”。这与擢用一批儒士密切相关。也提倡尊孔崇儒，在大都设国子学，以“四书”、“五经”为教材；儒生可免除差役。把尊孔与信佛置于同等地位。其基本原则，即既要适应中国固有的情况，又要符合元朝统治者的利益。如果不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即使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他们也不感兴趣。例如科举是唐、宋以来读书人最主要的出路，而它所考的内容则属于汉族传统文化的范围。在这一方面，即使汉化了的蒙古人也自然难以和汉人竞争。为了防止汉人的仕进之路过宽，元朝就长期停止科举。直到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才举行第一次科举考试。整个元朝，也不过举行七次。而且即使在考取之后，蒙汉士人做官的机会仍然不均等。士人有了科举入仕之路，对戏曲创作的影响是负面的。

蒙古统治者从实际生活中认识到，利用被征服国家原有的宗教信仰，是有利于自己统治的。因此，他们对一切宗教都予以保护，而特别崇奉佛教，其次是全真道教。佛教的势力得到空前的发展。忽必烈尊吐蕃大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又于京师特置宣政院，专管佛教。各路府州都设有僧官，僧官凭借政治势力，占人财产，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泰定年间，以帝师之兄为驸马，封白兰王，而“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为其徒者，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¹⁰⁾到处建寺庙，做佛事，挥霍民脂民膏。丘处机全真道教也盛行，成吉思汗重用他，在征服西域过程中贡献过“少杀掠”等良策，其后，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全真教成为修身养性、苟全生命于乱世之具，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颇为明显。

从以上的介绍中，可见当时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而这些情况，也势必影响文坛。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一种传统性的心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仕途得意之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失意之时则以道家思想为主导。不过，在元朝这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情况要更复杂一些，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作家采取的方法、方式也更多样化，我们需要设身处地地对他们给与更多更仔细的理解。特别值得注意的，在元代这个民族大融合的环境里，涌现出我国少数民族的一些作家作品，无论散曲、杂剧、诗歌，在艺术上都独具特色。

从蒙古贵族开始南犯，以农民阶级为主要力量的反奴役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1351年以后，武装斗争进入了高潮，由反抗元朝而发展为群雄割据的局面。这次历时近二十年的战争，最后以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他的大明帝国而告结束。蒙古人依旧退回了他们北方的老家——蒙古高原。

为了便于讨论1234年以后北方中国的和1279年以后全中国的文学，对于元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我们作了如上简略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