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时代，特殊的作者，特殊的文学史
——写在程千帆先生《元代文学史》之前

陈文新

程千帆先生著、吴志达先生修订的《元代文学史》即将在程先生百岁诞辰前夕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吴先生嘱我写几句话。面对这部草创于半个世纪以前、由师生两代人共同完成的著作，我感触良多，而尤为强烈的感触是：这部由特殊的作者在特殊时代写成的特殊的文学史，在林林总总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必将以其特殊的价值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一）

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遭遇了一次空前的浩劫，当然还算不得绝后。大约十年之后，更大规模的浩劫再次让中国知识分子经了风雨，见了世面，终于清楚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有些被后人视为天方夜谭的事，在事情发生的当时，却几乎是生活的常态。

1957年，中国大地上那场浩浩荡荡的“反右”运动，据说使55万人戴上了右派帽子，他们从此成为党和人民的“敌人”。

程千帆先生是这55万右派中的一个。如果说有什么要特别加以说明的，那就是，程先生是武汉地区的“大右派”。所谓“大右派”，如果他是一个学者的话，表明他不仅学术成就高，而且敢于说实话。

根据那年《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等报刊的批判文章，程千帆先生的罪状之一是署名“会昌”写的《精神世界里的级别》一文。据说程先生有意将文学工作者分为大作家大编辑、小作家小编辑、不大不小的作家和编辑、权威作家权威编辑四个等级，有意把文艺界描写得糟糕透顶和人为地制造分裂。罪状之二是在中国文学史教学中散布“反动毒素”。当年罗列的那些罪状，现在看来，都是强词夺理的胡说。但是，一种胡说得势的时代，胡说就成了真理。而胡说一旦被视为真理，是非被颠倒，谁不胡说谁就可能成为“右派”，甚至胡说得不到位也可能成为“右派”。“右派”当然是要被打翻在地的。

被打翻在地的程千帆先生从此离开了讲台，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利。名教授被变成牧牛翁。

（二）

这部《元代文学史》的前身，《元代文学史讲义》，是程千帆先生被赶下讲台前夕写的。那年他44岁，在学术上已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即使是写一部讲义，其睿智和才情仍能时时贯注于字里行间，笔力健拔，气象开阔，令人想见他英气勃勃的爽朗情怀和偶尔一现的桀骜不驯的风采。比如他在第七章开头谈元曲前后期的变异：

在前期中，作家们无例外的都是北方人，而大都人又占三分之一。这暗示着北曲以北方为发祥地，而大都则既是当时北方的政治中心，又是其文化中心。当地的人民用生活哺养了这种艺术，又用这种艺术丰富了自己的生活。1279年之后，蒙古贵族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了统一的政权，使得一度被隔绝的南北文化重新有了自由交流的机会，而由于当时蒙古贵族是挟着其政治军事的优势，以胜利者的姿态南下的，文化领域也不能不受到影响。因此，在音乐、戏剧方面，就主要的不是南曲和戏文的北上，而是北曲和杂剧的南移。原来异常繁荣，在战争中又没有遭到太大破坏的南宋帝国古都杭州，就逐渐代替了大都而成了音乐、戏剧事业的新中心，并且在这里让南曲与北曲、戏文与杂剧互相接触，逐步融合，孕育着其后的新的变化。

北曲和杂剧重心的南移，加上戏曲大师关汉卿、马致远等人的南游，不能不使当时南方文艺界的面貌发生变化。于是，在后期作家中，出现了许多南方人和出生北方却长期以杭州作为事实上的故乡的人。杭州湖光山色、纸醉金迷的生活环境和一直盛行于南中国的古典诗词的清雅典丽、蕴藉婉约的风格传统，都促使散曲和杂剧的语言风格由通俗化走向典雅化，丧失了他们的前辈们所具有的浑朴自然的特色。同时，这些作家，从他们的行迹看来，又多数是宦途失意的儒生或落拓江湖的文士。他们虽然对于统治阶级不满，但对于广大人民也并不够接近。这样，在他们的创作中，题材渐趋狭窄，战斗气息也不免相对地衰退了。

这两段写于1957年的文字，带有那个时代的强烈气息，我以为，这不仅无损于这部《元代文学史》的价值，反倒使它多了一重价值，即不仅具有文学史著作的价值，还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在帮助读者了解元代文学的同时，还有助于读者了解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1957年，学术界普遍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学者们努力跟着时代走，在分析问题时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在分析作品时强调其思想意义，原是一个普遍现象。历经半个世纪之后，我们以后见之明来读当年的著述，很容易摆出一副事后诸葛亮的姿态横加挑剔，自以为高明许多，其实未必。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伟大思想潮流，它带来了人类精神面貌的巨大改变，也带来了人类学术面貌的巨大改变，其思想体系和思想方法确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的学者，高下之别不在于用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问题，而在于是否用得恰当，是否分析得深刻。从这个角度来看，拙见以为，程先生的论述是值得击节喝彩的。

一般说来，古典的山水田园诗和婉约词注重表达上的含蓄，而元曲则以“说尽”、“老辣”为主导风格，讲究含蓄、典雅就不可能成为元曲正宗。对元曲的这一风格取向，任中敏在《词曲通义》中作过简要的论述：“曲以说得急切透辟、极情尽致为尚，不但不宽弛、不含蓄，且多冲口而出，若不能待者；用意则全然暴露于词面；用比兴者并所比所兴亦说明无隐。此其态度为迫切、为坦率，恰与词处相反地位。”⁽¹⁾我们常说词以婉约为正宗，而豪放为别体；曲以豪放为正宗，而婉约为别体，强调的就是这一事实。元曲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前后期的区别，其差异正在于：前期的元曲风格豪放，后期的元曲风格婉约。至于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当然是与社会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清代赵翼曾在他的史学名著《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中专列“元季风雅相尚”一条，强调江南文化中以风雅相尚的传统由来已久，“固不系乎朝廷令甲之轻重”；而日人吉川幸次郎在《中国文学史》中谈到元前期的蒙古民族对元曲特殊风貌的影响时，也注意到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崇尚武力的彪悍气质和特有的宗教习尚。蒙古民族是元代的统治民族，南北文化的差异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以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就造成了元曲前后期的差异。社会生活的微妙作用是复杂而巨大的，程千帆先生努力揭示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确有其独到之处、深刻之处。而其文笔之爽朗，我想，即使不同意他的见解的人，也会由衷地表示佩服。

上面说的只是一个例子。《元代文学史》的其他部分，如对《赵氏孤儿》、张可久散曲、《琵琶记》等的论述，都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处。细心的读者不难一一体会，这里就不多说了。

（三）

程千帆先生的《元代文学史讲义》，原稿约十余万字，而修订后的《元代文学史》则长达二十余万字，规模扩展了一倍以上。从《元代文学史讲义》到《元代文学史》，吴志达先生付出了辛勤劳动。

吴先生1956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随即考取武汉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生，师从程千帆先生主攻宋元明清文学史。最近两年，他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修订程先生的《元代文学史讲义》上。修订程先生这部五十多年前的讲义，在吴先生看来，不只是为了完成一部文学史著作，也是为了纪念程千帆先生，尽一份弟子对先师的心意。更因为师生两代人的命运遭遇颇为相似，心灵相通，有一种精神力量的驱动。吴先生所做的工作，除了增写第十一章《话本与文言小说》、第十二章《元代诗文》外，还对绪论、第一章《伟大的戏曲家关汉卿》、第三章《白朴和马致远》以及其他戏曲作家增写了相当多的内容，并根据近三十年来的学术进展对各部分做了或多或少的修订。全书的注释也是新增的，目的是尽可能提供完整的学术信息。例如关于王实甫的籍贯和生平，学术界有异说。吴先生在尊重原著之说不动的情况下，特加两条注释，引用相关史料为异说之佐证，供读者参考。从全书的修订来看，可以说，吴先生也是《元代文学史》的作者之一。《元代文学史》这部草创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著作，最终成书于2012年底，它是由两代学者共同完成的一部特殊的文学史。

从胡适《白话文学史》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以来，到20世纪50年代末，前后数十年间，学术界已大体形成一个共识，即民间文学是文学的正宗，任何文学都是从民间来的。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都是按这一共识来处理的，其元明清文学部分，元代重在戏曲和散曲，明代重在小说和戏曲，这种处理方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程先生的《元代文学史讲义》不列专章写元代诗文，所反映的正是当年的学术常态。吴先生在新的时代修订程先生的旧作，所依托的学术常态已经有所不同，吴先生认为，如果不为元代诗文列专章，作为一部断代文学史，是不够完整的。吴先生指出：“标志元代文学最高成就的，当然是戏剧和散曲，相比之下，诗、文、词就颇为逊色了，但是，这不是说，除了戏剧、散曲，其他文体就不足道了。如果说戏剧的作者和观众，主要是不屑仕进的文人和市民，那么诗、文、词则主要是中上层人士抒发性情、咏叹志趣或借描写景物以言志的载体。作为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值得重视的文坛新气象是：不仅汉族诗人利用传统的文学样式进行创作，有些少数民族具有高度汉文化修养的人士也善于诗词，如耶律楚材、马祖常、萨都剌等。”吴先生这些观点，既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进展，也显示了吴先生个人的学术眼光。

吴志达先生是笔者的业师，1985年至1988年间，我曾在职随吴先生攻读硕士学位，程先生和吴先生的著作，常常放在我的案头或者床边。这次受吴先生之嘱就《元代文学史》写几句话，不免有一种惶恐之感，同时又觉得义不容辞。但愿我的这些文字有助于读者了解程先生，有助于读者了解吴先生，也有助于读者了解这部《元代文学史》。

2013年4月5日于武汉大学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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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中敏：《词曲通义》，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