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继承鲁迅传统的杂文

40年代杂文的创作潮流始终受惠于鲁迅的传统。国统区、解放区和上海“孤岛”，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论争，讨论的中心是：鲁迅的时代是不是已经过去？还要不要重振杂文？这些讨论涉及到在抗战的新形势下如何继承、发扬鲁迅散文的现实主义精神问题。

国统区在艰苦环境下坚持鲁迅杂文传统的，有围绕着文学杂志《野草》形成的以聂绀弩、秦似、夏衍等为代表的杂文作家群。《野草》1940年创刊于桂林，遭当局勒令停刊后迁香港改月刊为旬刊。桂林期间还出过“野草丛书”13种。郭沫若、茅盾等都为它写过文章，秦牧、周而复等青年作者在此崭露头角。还有《新华日报·新华副刊》、《新蜀报·蜀道》等也都登载大量的杂文。这正构成了40年代初期的杂文兴旺期。

聂绀弩（1903—1986年）是杂文重要作者之一。他成名在30年代，大量创作杂文是在抗战以后。结集的有《历史的奥秘》、《蛇与塔》、《早醒记》与《血书》等。在抨击腐朽事物与黑暗现实之外，批判旧的伦理道德，力求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是他的杂文基本主题。名篇《我若为王》构思奇特，批判封建制度，通过设想“我”之“为王”后的种种意欲贪念，为所欲为，让所有人都向自己臣服谄媚，听不见“真正的声音”，从此“没有在我之上的火”，……这种种荒唐的“幻想”，其实无不是当时专制统治的现实。作者不但批判专制主义，斥责寡头政治，还尖锐地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因为有封建奴性的社会基础，指出“世界之所以还大有待于改进者，全因为有这些奴才的缘故”，为此，民众的民主意识的提高，无疑是最重要的改革。聂绀弩好用反语达到讽刺，他的杂文多有一种冷嘲的风格，又能在引发读者的现实联想中实现批判的目的。他学习鲁迅的笔法，善于接过论敌的背谬之论加以剖析驳难，寓庄于谐，蕴怒于嘲，在平易质朴中见深沉。但有些篇什伤诸拉杂冗繁。

秦似（1917—1986年）也是鲁迅的后学。他的杂文用广博的生活与历史知识做基础，厚积薄发，舒缓有致，文化气息较浓重。如《随谈两则》从中国人的时间观念谈起，批评了“浮生若梦的人生哲学”，并讨论了国民性普遍的弱点。其行文如同拉家常，说闲话，却又诙谐精到，充满智慧。他更多的文字是对抗战中的官僚统治的积弊，予以揭露。主要杂文集有《感觉的音响》、《时恋集》、《在岗位上》等。

曾与鲁迅有密切交往的冯雪峰，兼有诗人、评论家的身份，广泛涉及社会政治症结，写出尖锐的诗的政论。其文笔曲折、深透，而且亲切，充分地展开了杂文的新机能。他善于绵密地说理，偶用比喻，也很新鲜，有历史的脉络与哲理的渗透，表现出语言的浑厚和思想锋利的风格，但他的文字有时不够明快。他的杂文集有《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跨的日子》等。

在《野草》上常发文章的其他作者还有夏衍，著有《此时此地集》、《长途》、《劫后随笔》、《蜗楼随笔》等；孟超著有《长夜集》、《未偃草》；宋云彬著有《破戒草》、《骨鲠集》。

1937至1941年，上海“孤岛”的杂文创作也十分引人注目，有诸多报刊发表杂文，其中影响最大的有《鲁迅风》和《文汇报》副刊《世纪风》。由于“孤岛”特殊的政治地域氛围，这里杂文的写作更有现实的批判性，也更真切痛快。但具体到每个作者，又都力求有不同的艺术风致。唐弢（1913—1992年）是最能学得鲁迅风致的作者之一，他在“孤岛”期间的杂文结集有《劳薪集》、《识小录》、《长短书》等。他的作品尖锐泼辣富于批判性，一切社会病毒都在其扫荡之列，尤为侧重从历史角度发掘社会病的渊源。如《从奴隶到奴隶》、《略论吃饭与打屁股》、《氓》、《丑》、《逃与趋》诸篇，都注重勾勒世相，讽刺西崽、汉奸、奴才等形形色色的可鄙性格，活画出其无耻嘴脸。唐弢的杂文善于勾画世相，注重形象性，并不总是剑拔弩张，能读出其中流露的感情与诗意。巴人（1901—1972年）的杂文更多的是对于敌伪汉奸的挞伐，还善于以简约之笔勾画各种社会脸谱，风格尖锐泼辣，著有《窄木集》。周木斋（1910—1941年）则多写思辨性的杂文，在对社会现象的评论中，发微知著，深入浅出，著有《消长集》。此外，柯灵有《市楼独唱》，阿英有《月剑腥集》，孔另境有《秋窗集》与《横眉集》，都是“孤岛”时期杂文创作的重要收获。

沦陷区杂文值得研究的，是周作人所写的一些篇什。抗战爆发后，北大南迁，周作人滞留北平，曾出任日本人控制的伪职。在此期间他未曾间断写作，出版有《秉烛谈》、《药堂语录》、《药味集》、《药堂杂文》、《书房一角》、《秉烛后谈》、《苦口甘口》和《立春以前》等。这些作品大部分为随笔小品，也有一些是杂文，两者有时也难于区别；其题材和思想大致仍承续二三十年代的旧轨，多为补白式读书札记与回忆文字，在“闲聊”中仍不忘对“思想革命”命题的关注，偶尔也抹上“亡国之音哀以思”的复杂的感情色彩，文风较之抗战之前的生涩，要更平易通脱一些。从杂文的小品化这一点来说，周作人是有突出成绩的。也有一些更年轻的作者所循的是周作人这一路。如文载道《文载道文抄》、《风土小记》、纪果庵的《两都集》，都注重博识和情趣，只求增益孤陋，有裨闻见，被批评家称之为“学者的言志的散文”。其值得注意之处在于以一种平民化的知识者的心态去读书、写作，自然有了不同于传统文人的眼光，“文抄”中自是新意迭出，发人深思。

解放区杂文的创作比较稀少，而且多集中发表在1942年延安整风之前的一段时间，当时《解放日报》、《谷雨》、《抗战文艺》都刊载过杂文。1941年上半年以中央青委为主的一批年轻作者主办的墙报《轻骑队》，也发表过许多很有影响的杂文。解放区的杂文内容上多针砭当时革命队伍内的不正之风，包括官僚主义、封建思想等等，可以嗅出那个时代的气息。著名的作品如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艾青的《了解作家与尊重作家》、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等，都是批评当时延安存在的一些问题或缺点的。尽管有的作者所使用的批评的语言有偏激之处，但他们本意大都是相信进步的，再则，帮助已经有了初步民主的抗日根据地，铲除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也是革命作家的一种责任。可惜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以及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因此而受到不公平的责难与批判，甚至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延安整风之后，批判性的杂文在解放区就很少有人再写了。

40年代杂文的写作量相当大，很少作家未曾涉及此领域的，这是因为在那个多难的战争年代，杂文这种短促突击的文体可以更直捷地与现实对话，也更能适应读者的需要。但杂文较之其他散文文体，更难于体现艺术个性，加上这一时期杂文大都着眼于现实批判，而较少如鲁迅那样的深层次的文化批判与思想批判，所以尽管有人提出过“超越”鲁迅的目标，但要真正达到，是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