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报告文学的勃兴

“七七”事变激起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许多作家南下流亡，或者参加了军队，或者目睹亲历了残酷的战争，激发了为抗日写作的热情。而当时人们渴望文学能更加贴近现实，甚至要求文学能迅速反映战况，担负起传递战斗信息、记录抗战业绩的任务，因此，自1937到1940年，报告文学成为许多作家首选的文体。特别是1938年前后，“一切的文艺刊物都以最大的地位（十分之七八）发表报告文学，读者以最大的热忱期待着每一篇新的报告文学底刊布；既成的作家（不论小说家或诗人或散文家或评论家），十分之八九都写过几篇报告”^〔2〕。再加上大量出版的报告文学丛书，不断出现的一批无名业余作者，这种简捷、及时的文体的创作蔚为风气。

新闻性的战地报告是最初取得成就的。反映淞沪战役的悲壮场面的著名作者是丘东平，他的纪实小说和文学性通讯很难分得清。《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都很有影响。他最早突破一般的事件描写，而进入对战场人物的刻写，作品擅长烘托气氛，但偏于直接的感受、印象。外部的场面和人物内在思想的描摹紧紧结合，因此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另一个小说家骆宾基也善于战地报道。《救护车里的血》、《我有右胳膊就行》、《在夜的交通线上》等写上海军民抗日的热情，中篇报告《东战场别动队》，写得有声有色，其篇幅之长在当时也是罕见的。曹白以能表现“八一三”战事中上海难民的惨象和不屈精神，受人注意。他的《这里，生命也在呼吸》等，暴露国统区抗战的阴暗面，都很逼真。《杨可中》、《纪念王嘉音》，是很好的人物通讯，材料都取自他在难民收容所的一段工作生活。以后，他参加过游击队，又写出了《在敌后穿行》等。这些作品均收入《呼吸》集。曹白的报告文学作品有他的独特性，笔调的感情色彩浓烈，语言也富潜在的力度。

其他较好的报告文学作品，或写前方战士的英勇献身，或写后方民众的爱国一心，或写难民的颠沛流离，或写敌寇的残横凶暴，或写政治的腐败堕落，或写敌后武装的生长，如丁玲的《孩子们》、徐迟的《大场之夜》、以群的《台儿庄战场散记》、王西彦的《台儿庄巡礼》、田涛的《中条山下》、碧野的《北方的原野》、《太行山边》二集、姚雪垠的《战地书简》、S.M（亦门）的《闸北打了起来》、慧珠的《在伤兵医院中》、汝尚的《当南京被虏杀的时候》等。国统区的报告文学逐渐扩大它的暴露的内容，黄钢的《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宋之的的《从仇恨生长出来的》、蹇先艾的《塘沽的三天》、草明的《遭难者的葬礼》、于逢的《溃退》、李乔的《饥寒褴褛的一群》、老舍的《“五四”之夜》，以及沈起予描写日本战俘思想变化的《人性的恢复》，都是其中的佳构。

职业记者此时也很活跃。范长江从抗战一开始，便写过《台儿庄血战经过》等作品，传播很广。萧乾也是报纸记者，抗战不久写有大量描述人民的伟力并揭露抗战中黑暗面的作品，如《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白》、《岭东的黑暗面》等。萧乾于1939至1946年六年间，两次出任《大公报》驻英国记者，写出许多反映欧洲人民反法西斯英勇斗争及战时景象的通讯，《银风筝下的伦敦》、《矛盾交响曲》等均为名篇。萧乾多以新闻记者的眼光采写通讯报告，所注重的是新闻性、真实性，但他同时又是一位作家，善以艺术性的叙写对读者起一种诱导作用，加上语言干净利落，手法变化多样，他的报告文学是很有可读性的。

这一时期还出现一些实写抗战中著名人物的纪实性散文，或称人物特写，比较接近传记的写法，文学性比一般报告文学更强，但也带时事性，极受读者欢迎。如沙汀的《我所见之H将军》、卞之琳的《第七十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刘白羽、王余杞的《八路军七将领》、周立波的《王震将军记》、陈荒煤的《陈赓将军印象记》，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沙汀的《我所见之H将军》（写于1939年，后来曾以《随军散记》的书名印行），记述了当时八路军高级将领贺龙的生活风貌，不是正面表现人物的革命经历和业绩，而是以素描方式着重勾画人物的典型性格特征与精神品貌。既尊重事实，又采取了小说的一些艺术手法，在言谈中追叙贺龙奇瑰的经历，又极精细地描摹性格化的言谈举止、细节，甚至小的过失，将他的倔强、豪迈、英武与自信突现出来。沙汀笔下的贺龙是非常真实感人的形象。沙汀对于如何以纪实性的散文笔法叙写真实的人物，乃至传记文学如何刻画人物性格，都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1941年后，战争转入了相持阶段，抗战初起的那种普遍的速胜心态冷静下来，担负传递战争信息和进行抗战宣传的报告文学写作相对减少，但介绍解放区或苏联的文学性通讯多了起来，报告文学的中心转向了解放区。像赵树理叙写边区妇女翻身模范的《孟祥英翻身》，特别以副标题注明是“现实故事”，所取材也是真人真事，用了故事的叙事框架，其实也是属于报告文学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