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艾青的历史地位

艾青（1910—1996年）在新诗发展的第二个十年的后期，即以《大堰河——我的保姆》引起了诗坛的注目，被称为“吹芦笛的诗人”^〔1〕。诗人自己宣称，这“芦笛”是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的^〔2〕，评论家也指出从艾青的诗“明显地看得出西方近代诗人凡尔哈仑、波特莱尔的影响”^〔3〕。这表明艾青的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汇入了世界近现代诗歌潮流。艾青的“芦笛”吹出的第一首歌是“呈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呈给爱我如爱他自己儿子般的大堰河”^〔4〕，艾青的诗在起点上就与我们的民族多灾多难的土地与人民取得了血肉般的联系。诗人同时还顽强地宣布要在世人的“嘲笑”中坚持“我的姿态”，唱出“我的歌”，表现出独立意志和自觉的自我意识^〔5〕。艾青早期诗歌所显露出来的世界潮流、民族传统与个人气质的交汇，显然不只属于艾青个人，而是显示了中国新诗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必然出现的历史趋归。人们自然由此预感到：一个历史期待已久的诗人正在诞生。

这期待没有落空。民族解放战争的号角一吹响，艾青即从时代的“流浪汉”变成了时代的“吹号者”，迅速地在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深入到人民中间，思索着民族的命运，探索新诗通向“民族心灵深处”的道路。1939年，他献出了第二本诗集《北方》和长诗《向太阳》以后，人们一致地确认：我们民族自己的成熟的诗人终于出现了。这距离《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发表不过五年时间，但距离《新青年》发表第一批白话新诗已有21年。1940年，评论家冯雪峰对艾青的历史地位做了理论上的评定：“艾青的根是深深地植在土地上”，是“在根本上就正和中国现代大众的精神结合着的、本质上的诗人”，“中国新诗的创造可以说正由他们在开辟着道路”^〔6〕。抗战时期国统区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七月派的青年诗人们，一再申明“他们大多数人是在艾青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自觉地以艾青作为他们的旗帜。^〔7〕另一个重要诗歌流派中国新诗派的代表诗人穆旦在写作起点上也显然受到艾青的影响。艾青也是最早走向世界的中国新诗人之一，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后不久即被译为日文，在日本进步青年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至今已传遍英、法、德、西班牙、日、俄、罗、波、捷、匈、保等十多个国家。艾青的诗典型地表现了中国新诗是20世纪世界诗歌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历史特点。

艾青的诗在中国新诗发展历史上所完成的是历史的“综合”的任务。一方面，坚持并发展中国诗歌会诗人“忠实于现实的、战斗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克服、扬弃其“幼稚的叫喊”的弱点，批判地吸收现代派诗人在新诗艺术探讨中取得的某些成果，进一步丰富与发展新诗艺术，成为新诗第三个十年最有影响的代表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