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解放区的文学通俗化运动

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通俗文学（以小说为主），是与其他地区截然有别的。在这里，通俗文学基本上不受文化市场机制的支配，面对的也不是城市市民，而是由抗日民主政府的政权力量加以自觉推行，对象变为农民。各根据地之间有统一的文艺政策做指导，在战争环境下，也有不平衡性。原有的文化基础也不尽相同，比如冀中地区的村头广场话剧就开展得较火热，是因为河北农民的文化素质相对来说要比西北的农民稍高些。根据地包括的范围，有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华中、山东地区等，通俗文学创作的情形总体上说是一致的。

解放区通俗文学的一般特征，首先是理论推动的结果。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在这一地区形成的，它主要便回答了根据地文艺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形式等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突出了文艺的“人民大众”性。后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明确提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关于文艺形式，他早于1938年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39年后在各根据地展开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便由此引发。这场讨论与解放区通俗文学直接相关的，是如何对待“旧形式”和“民间形式”的问题。最后两种意见都同时存在：利用旧形式、民间形式而创造文学的民族新形式的，先在创作上占上风；而坚持用现代形式和西洋形式创造民族新形式的观点，虽比较隐蔽，但因为后者原本便是“五四”新文学的方向，也无从反对。在实践中，1940到1942年间，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中心，开展对“演大戏”的批判，排演外国名剧和“五四”名剧受到压抑，以后又不断进行对非大众化的批评，所以到贯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大众通俗文学的创作顺理成章地变为解放区惟一的文学成就。

这时的通俗文学不再是转型的旧派文人的掌上物，而是一批革命的新文学家手中的武器。40年代在国统区、沦陷区从事通俗文学的作家，大部分是上世纪末出生（如张恨水、白羽、王小逸、程小青等）或本世纪初出生的（如刘云若、还珠楼主、郑证因、予且、王度庐、秦瘦鸥等），而解放区通俗文学的主力却是一二十年代出生的新人，如10年代的阮章竞、孔厥，20年代的马烽、西戎、柯蓝、李季、张志民等。这些新人在“五四”新文学哺育下长大，现在回过头来学习民间文艺、农民文艺，与新文学融和，来为民间和农民服务。

由于通俗文学前所未有地在一个区域内成为主流文化，它的创作呈全面收获的景象。通俗小说有章回体、演义体和新小说体；通俗诗歌的成绩也是别的地区少有的（旧文人往往写通俗小说而吟旧诗词），有街头诗、枪杆诗、墙报诗，有仿民歌体等；通俗戏剧为“五四”以来便衰落的，如今出现了广场剧、农村小话剧、秧歌剧等。

整个解放区的通俗文学，主要形成两大潮流：一是仿民间的通俗文学，一是化民间的通俗文学。前者以诗歌的成绩为最著，用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填写革命翻身的故事也好，直接写民谣小调也好，但很难让民众传诵。朗诵诗仍是知识分子的诗，民众传诵要有曲调才能行之久远。后者便是出现了赵树理。赵树理本来是在民间戏曲和“五四”新文学的两个方面都有根底的农民文学家，他的《小二黑结婚》初不被人接受，认为是旧派作品，但由于解放区文艺政策的有力支持，出版后受到农民的欢迎，传播开来。赵树理小说将民间评书，彻底地新文学化了，而且能容纳、表现农村变化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反映农村的新问题、新面貌、新历史进程，因此成为新型的革命大众文学体。

赵树理之外，表现解放区农民武装斗争，而又采取民间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形式的，当时出现过一批模拟旧章回体的新小说。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描写晋东南地区人民英勇抗战，作品情节比较简单，但充满革命激情。影响更大的是马烽、西戎合作的长篇《吕梁英雄传》与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分别描写了吕梁山与白洋淀的农民游击战争，人们很容易联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以及《水浒传》、《儿女英雄传》这类的“英雄传奇”小说。

但正像上述小说题目所标示的那样，这是“新”的“英雄传奇”：同样是描绘农民（民间）英雄，同样充满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情怀与气氛，同样大量采用传奇性的情节，大开大阖，张弛有致的结构，在金戈铁马之中穿插着儿女情长，并同样充分发挥民间口语叙述与描写的生动、活泼、通俗、传神的特长却赋予了革命的新思想、新内容与新色彩。由此而开拓的“革命英雄传奇”的小说模式对建国以后的《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的创作有直接的影响，并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文学潮流与传统。

注释

〔1〕孔庆东提出“广义通俗小说”的概念，就包括以上的作家，见《通俗小说的流变与界定》，《文学评论》1996年1期。本书同意此概念的合理性，但在涉及论述通俗小说家的范围时，仍采“狭义”概念。

〔2〕予且：《我怎样写七女书》，《风雨谈》19期，1945年。

〔3〕予且：《写作的趣味》，《说写作》，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6页。

〔4〕白羽：《偷拳》，天津：正华出版部1940年版，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