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雅俗对立的渐趋消解

从抗日战争发生到40年代，通俗文学面临了特殊的文化境遇。其时，中国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区域，即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使得文化、文学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但共同的是，因新文学作家由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向内地后方和农村移动，文学遂得到某种扩散和普及，新文学的通俗化提上了日程；党派性强烈的激进的文学被爱国的、统一战线的抗战文学所代替，1938年成立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推举张恨水为理事，便是新文学作家主动向通俗作家发出的一个团结信息，对于形成通俗作家和新文学作家的联合关系，影响极大。在抗战进入持久阶段的大后方和沦陷地区，政治性文学一定程度的缓解、松弛，左翼青年读者的流失，也势必给消闲的文学留出空档。特别是到了这个时代，“五四”之后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已经完全定型，失去了它昔日的先锋光芒，虽然在小说方面沈从文、萧红、师陀、冯至（写中篇《伍子胥》）、汪曾祺等的探索努力依然存在，但通俗小说也大量采用变得常规化的现实主义写法后，大面积的雅俗对立就成为不可能的了。

在通俗文学的一面，它往“雅”的方向移动，主要是加强了文学的现实批判性，加强了历史的、文化的探索精神。这当然是有限度的，但比以前注重是确实的。通俗文学移步换形地将文体形式和自己的审美情感，更多地也向“雅”的方向转化，以至从这时开始，出现了没有经过章回体阶段的新通俗小说家如予且，是俗、雅融和的标志之一。那么，在纯文学的一面，除了按文学审美陌生化及文学自律性的规例不断向前，争取广大读者也是一条谁也无法逃避的规例。开始曾受旧派小说影响的新小说家也涌现出来，如张爱玲。介于“雅”“俗”之间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如徐讦、无名氏、赵树理等^〔1〕，成为大趋势。

文学的部分的雅俗合流现象，在此期的报刊杂志变化上也可看得一清二楚。中国近现代的文学、文化刊物，先是从老牌的鸳蝴品味解脱出来，像一二十年代的《小说月报》和《良友》画报都是这样，由旧派过渡为新派，前后痕迹了了分明。到30年代，上海的刊物兴起了和现代都市相匹配的新的潮头，左翼的《北斗》也好，非左翼的《现代》也好，皆一副洋派的先锋模样。到抗战后又有新变，就是城市里通俗文学刊物多呈雅俗合璧状态。1938年创刊的《杂志》一直出版到1945年，执笔者由老鸳蝴作家和新市民小说家两部分构成，包天笑和张爱玲、苏青、予且的名字都列在其间。还有顾冷观1940至1944年袭用旧名办起来的《小说月报》，钱须弥自1942到1945年主编的《大众》，陈蝶衣、文宗山1943到1949年合编的《春秋》，作者队伍大都如此。所以当时人们面对张爱玲的小说不知如何称呼为好：有称作“新鸳蝴体”的，本意是认她为旧派；有称为“新洋场小说”的，又觉其新；还称作“娱情小说”，那就简直混合了新旧两种意思。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万象》，是有名的通俗文化月刊，文艺色彩很浓。它起初由陈蝶衣执编，翻阅1941年开头两年的《万象》，顾明道、徐卓呆、张恨水的名字同胡山源、魏如晦（阿英）、李健吾的名字混在一起，中间也出现予且、丁谛、施济美等，新旧作家中旧派占上风；到1943年7月起由新文学作家柯灵接编，孙了红、程小青这些老侦探作家仍在，连载的长篇却是师陀《荒野》、罗洪《晨》、张爱玲《连环套》，以新文学家为主，兼有张恨水的《胭脂泪》了。可以看出，此类通俗文学刊物在与旧的传统不截然断绝的情况下，调和新旧关系，同时努力追求自身的现代化、新文学化。已经新文学化了，还要选载一点旧体笔记和诗词，还可以来几篇学术考证文字，以满足一部分市民读者和旧式文章家的喜好。《万象》表现40年代雅俗文学融和的意义是十分显然的。

这一时期三个地区文学的雅俗融和，各有各的特点。沦陷区因新文学的地盘一时间几乎空出，通俗文学市场的需求突然增大，而显得分外繁盛。上海一地言情文学的这种繁盛情景，一直到抗战胜利后仍然如此。华北沦陷区以北派武侠小说为代表，达到了现代武侠的一个高峰。而国统区的新文学力量是最强大的，抗战初期提倡“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用民间形式、旧戏曲形式进行创作，创办众多通俗文学的报刊和社团，一时也成为风气，如老舍就参与《抗到底》的工作，写过抗战大鼓词、快板、相声等作品。但因这种通俗化同时容易带来简单宣传效果，以降低新文学的水平为代价，在国统区未能坚持太久。倒是原来的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在新形势下向新文学的进一步靠拢，有着重大的意义。国统区显示了多样的雅俗联手的过程。至于解放区，由于文学更大范围地转入战时状态，读者对象转向偏僻农村的文化偏低的农民，通俗化的必要性、紧迫性加强了，运用行政手段鼓励写作包含新思想的农民读物便成了当务之急。以后果真出现了新型的通俗文学作品。真正现代化的中国通俗文学，应当说是迟至这个时期才大体确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