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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1.4.11.2 二 《北京人》与《家》

二 《北京人》与《家》

1940年,曹禺创作了他的第四部杰作:《北京人》。此时的剧作家已经走出了生命的“郁热期”,进入了生命的“沉静”状态。《北京人》也就有了另一种氛围,另一番情调——没有“雷雨”前的苦热,也不如“日出”般炫目,“原野”似的阴森、恐怖;这里有:“秋风吹下一片泠泠的鸽哨响”,快乐而安闲,“卖凉货的小贩,敲着‘冰盏’,……丁铃有声,清圆而冽亮”,“在苍茫的尘雾里传来城墙上还未归营的号手吹着的号声”,“随着风在空中寂寞的振抖”……。这是曹禺追求已久的由“戏剧化的戏剧”生命向“生活化(散文化)的戏剧”生命的转变:不仅是对人的日常生活的表面形态的关注,更是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内在神韵与诗意的开掘,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的升华。只有在《北京人》里,曹禺才实现了他的“走向契诃夫”的宿愿。

在北平曾氏大家庭里,他首先发现的是“孤独”——对人与人之间的“不相通”的悲哀的体味与思索。这是一次层层深入的开掘:开始,剧作家在他的男女主人公曾文清与愫方身上发现了自觉于心灵的隔绝,又渴望着心灵的沟通的两个灵魂的接近,当他写到这一对“知己”尽管“在相对无言的沉默中互相获得了哀惜和慰藉,却又生怕泄露出一丝消息,不忍互通款曲”时,他是一定会想到在《雷雨》、《日出》与《原野》里一再提到的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悲哀与无奈的。但曹禺作为一个真正的灵魂的探险者,又向自己(以及读者和观众)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两个生命真的“同声同气”吗?他终于发现,在“静默”的表象背后,隐藏着两个不同的灵魂:一个(愫方)像真正的人那样活着,拥有博大而丰厚的爱与坚韧精神;一个(曾文清)作为人早已死去,只剩下生命的空壳。心灵本就相隔“天涯”,“若比邻”云云只是自欺欺人的虚词,这是不能不引起透骨的悲凉之感的。而愫方竟是为着这样的无用的生命做出无私的奉献,更使人感到,人的美好的感情、追求是多么容易被无端地扭曲和捉弄。曹禺式的“残忍”观念因此而得到更深刻的阐发。但在愫方的感受里,这梦幻般的追求的破灭是既悲凉又能给人以温馨的:因为这是毕竟有过的真诚的追求。因此,当愫方述说着:“我们活着就是这么一大段又凄凉又甜蜜的日子啊!叫你想想忍不住要哭,想想又忍不住要笑啊”时,她是在表达着对日常生活中真正诗意的深切体验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北京人》称为曹禺“生命的诗”。

当曹禺进一步追问“曾文清怎样从‘人’变成‘生命的空壳’”时,他就转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观照(这也正是抗日战争所提出的“时代命题”)。曹禺显然认为,这是一个士大夫家庭的子弟,染受了过度的腐烂的北平士大夫文化的结果。作为一种没落的贵族文化,它悠闲、雅致,却带有浓厚的寄生性,最能消磨人的生存意志,像曾文清竟陷入了无可救药的怯懦、颓废与沉滞、懒散之中:“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于用心,懒于说话,懒于举步,懒于起床”,甚至“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这是人的真正“堕落”:人的生命的彻底浪费,人的个人与社会价值的彻底丧失。——曹禺就这样从一个相当独特的角度对没落士大夫的“北京文化”进行了历史的否定。曹禺又突发奇思异想,让人类的祖先——“远古北京人”(中国猿人)从天而降,同时又精心设置了人类学者袁任敢和他的女儿袁圆这样的“明日北京人”的形象——他(她)们代表了同样发源于北京的“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这样,曹禺就创造了一个舞台奇观:三个不同时代的“北京人”,代表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同时出现在《北京人》同一个舞台空间里,在历史的参照与对比中,更显出“今日北京人”的生存方式及其所代表的封建士大夫文化的全部荒谬性,同时将读者(观众)推到一定的距离之外,达到某种超越,“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北京人》在更高的层面上又回到了《雷雨》“序幕”与“尾声”的追求,但于悲悯之外,又增加了几分嘲讽,由悲剧转向了喜剧。

写于1942年的《家》是一次极富创造力的“再创作”。从巴金的小说《家》到曹禺的《家》,人们发现了表现重心的转移,不仅从以觉慧的反抗为中心转向以觉新、瑞珏、梅小姐三个人物的关系为主要发展线索,而且剧作家对他(她)们爱情生活的关注与描写的重点,已经主要不是悲剧性内容的揭示,而是努力开掘与发掘内涵的生命力量与美。瑞珏可以说是曹禺塑造的全新的女性形象,显然已经将繁漪、陈白露、花金子因残忍的压抑而导致的心灵的扭曲,情感、心理、性格的病态荡涤干净,也不像愫方那样“整日笼罩在一片迷离的秋雾里”,瑞珏更是晶莹剔透的,充溢着“纯真”之气。剧作家写到觉新时,也给予了更多的理解与同情,使他的形象具有某种明朗的色彩。对鸣凤与觉慧的爱情,更是投入了巨大的激情。这是一曲“青春的赞歌”,也是创作“诗剧”的自觉尝试。剧作家唤出了“杜鹃声声”,让生命中的青春力量彻底释放,青春的诗意美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与展开。与此相适应,他又创造了“诗化的戏剧语言”——曹禺戏剧生命创造的原动力,不仅是思想、情感的内在要求与冲动,也来自语言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