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逻辑的、推论性的文学语言（剧本台词）是戏剧的媒介，在戏剧中具有重要地位，而“‘形象’固然能吸引人，却最缺乏艺术性，跟诗的艺术关系最浅”^【17】。也就是说，形象是处于其余的、次要的地位，而台词才是更为重要的戏剧媒介。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更重视语言，主要在于他对“逻各斯”的强调，在他看来，人是具有“逻各斯”的动物，语言能将情节的逻辑关系也即事物之间的逻辑联系，通过结构的巧妙安排体现出来，满足思想家探究社会和宇宙秩序的需求，因此被亚里士多德视为表现戏剧动作的最佳媒介。在黑格尔那里，戏剧就是“戏剧体诗”，戏剧应该看作是诗乃至一般艺术的最高层，因为“在艺术所用的感性材料之中，语言才是唯一的适宜于展示精神的媒介，和木、石、颜色和声音之类其他感性材料不同”^【18】。表演中，固然要容貌姿态的表情、动作、朗诵、音乐、舞蹈和布景，但是压倒这一切的力量却在于语言及其诗性的表达。换句话说，戏剧“借助于姊妹艺术来烘托出感性基础和环境，起自由统治作用的中心点还是诗的语言（台词）”^【19】。苏珊·朗格也有类似表达，她认为，“剧本具有首要的作用”^【20】，而舞台设计、道具、灯光、音响等为戏剧演出提供一个天地，在演出结束后就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在戏剧中处于陪伴、烘托、从属的地位。实际上，从西方戏剧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发端于古希腊的强大理性传统所塑造的以语言为中心的西方戏剧传统一直在西方戏剧中延续着，逻辑的、推论性的语言在戏剧中始终占据着中心地位，戏剧情节的发生、展开、完成以及人物的刻画、主题的揭示、冲突的生成都是由语言来完成，人们也特别关注戏剧的“主题”“人物”“结构技巧”“修辞风格”等一些完全由剧本所提供的戏剧要素，究其根源，这是由西方重理性的传统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