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林界定荒诞派戏剧不仅仅因为这些作品所讨论的主题，即对于人的状态的荒诞性带来的形而上的痛苦之感，还因为荒诞派戏剧不同于其他戏剧，而在题材与表达题材的形式之间获得完美结合。在这一点上，艾思林主要将荒诞派戏剧和存在主义戏剧进行了比较。

在1961年首次出版的《荒诞派戏剧》一书中，艾思林就已经在用“情境”这个概念来理解和分析荒诞派戏剧了。从他对荒诞派戏剧的阐释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在对“情境”一词的使用上，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萨特情境观念的影响，尤其是萨特关于戏剧的目的“在于探索人类经验中一切共同的情境”的观点对艾思林影响极为深远。艾思林非常明确地指出，荒诞派戏剧是一种情境剧（a theatre of situation），它试图展现一个个人的基本情境，表现一种存在的感觉，因此它不关心事件、人物的命运、性格的冲突等等，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因为荒诞派戏剧并不关心传递信息或者表现存在于作者内心世界之外的人物的问题或者命运，因为它并不阐释一个论题或者论述意识形态命题，所以它不关心表现事件，不关心叙述人物的命运或者经历，而是表现一个个人的基本处境。这是一种处境的戏剧，而不是一种系列事件的戏剧，因此它试图表现一种存在的感觉，所以它既不能调查也不能解决行为或者道德的问题。因为荒诞派戏剧反映的是其作者个人的世界，所以它缺乏客观确实的人物。它不能表现对立性格的冲突，不能研究处于矛盾中的人的激情，因此也没有人们所认为的那种戏剧性。^【11】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艾思林眼里的荒诞派戏剧与萨特的“情境剧”有相似的地方，二者都符合萨特倡导“情境剧”时的理想标准，即“这种戏剧不是任何一种‘论题’的依托，它不受任何先入之见的影响。它只是试图探索全部状况，向当代人展示他自己的肖像，表现他的问题、希望和斗争。”^【12】也就是说，二者都是对人类普遍情境的探索。

但是，艾思林同时也指出，荒诞派戏剧与存在主义戏剧之间存在着不同，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表达形式的不同。萨特在《铸造神话》中说：“我们的剧本简洁、强劲，围绕单一的事件展开；演员不多，故事被压缩在很短的时间内，有时只有几个小时。所以他们遵循某种稍经改变的年轻化的‘三一律’。”^【13】也就是说，萨特认为严谨精致、充满戏剧性的作品是完全可以表达他的哲学思想、表现人类状态的荒诞性的。艾思林认为，以加缪和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戏剧，依靠高度明晰和逻辑严谨的说理以及丰富多彩的、生动活泼的语言表现他们对人的状态的无理性之感，实质上是在以旧的形式表达新思想，但是他们的戏剧与其哲学观点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地方，例如萨特戏剧中人物前后保持一致，这就违背了他有关人性的哲学观念即人性在特定情境的影响下会改变。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如果加缪争辩说在我们这个理想破灭的时代里世界不再具有意义，那么他这样做，用的是结构巧妙和文字精当的戏剧，用的是十八世纪道德家那种优雅的理性主义的和论证的文体。如果萨特争辩说存在先于本质，人的个性可以归结为在任何时刻重新选择自我的纯粹潜力和自由，那么他用的是以刻画精美的人物为基础的戏剧，这些人物保持前后一致，因此反映了这样一种旧的准则，即人拥有一种永恒不变的核心本质——事实上是指一个不朽的灵魂。另外，萨特和加缪的深刻探讨言辞优美，论辩有力，含蓄地表达了一种不言而喻的信念，即逻辑话语可以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语言分析能够带来基本概念的揭示——一种柏拉图式的观念。^【14】

艾思林指出，萨特这种沿用旧的形式来表达新思想的方法与荒诞派戏剧截然不同，荒诞派戏剧则在题材与表达题材的形式之间获得了完美的结合，也就是说，荒诞派戏剧强调艺术表现的形式、结构和情调是不能和它的意义、它的思想内容相分离的。荒诞派戏剧往往寻求荒谬的形式和荒谬的说法，以表现和超越现实世界的荒诞性。于是，荒诞派戏剧作家们公开抛弃合理的方法和推理的思维，倾向于彻底地贬低语言，倾向于以具体的舞台形象直接呈现人类状态荒诞性的存在，来表达他们对人的状态的无意义和理性方法的不适用之感。荒诞派戏剧中出现的膨胀的尸体、脱离肉身的一张巨大的嘴、半截入土的人、遍地的鸡蛋、满台的椅子、毫无理性目的的动作以及答非所问的对话、没有语法结构的“电报式”的单词语言、语无伦次的胡扯等，都是用来表现非人化的世界、人对外在世界的不了解、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或者人被抛到存在当中所感到的而又无从表达的恐惧与痛苦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这是一部典型的艾思林所说的“情境剧”，它“没有讲述一个故事；它探索一种静态情境”^【15】。剧中充满重复、凌乱、破碎和缺乏逻辑或者语法的废话，但其复调的方法不断强调与戈多约会的不确定性、戈多的不可依赖性和非理性、反复展示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徒劳无益，这些都在戏剧的结构和创作风格上造成“节拍的推延”的戏剧效果，准确地描绘了现代人的呆滞死板的生活：人生就像是在一个直径不大的圈子里绕着圈子走，没有目的，也没有结果；人的存在和活动都是荒诞的。作品以其特有的形式和结构，传达了作者在正视人类生存状态时的神秘、困惑和焦虑之感，以及他无法找到生存意义时的绝望。

在比较了荒诞派戏剧和存在主义戏剧在表达方式上的不同之后，艾思林毅然地将荒诞派戏剧与存在主义戏剧区分开来，他总结道：“当萨特或者加缪以旧的程式表达新的内容的时候，荒诞派戏剧更进一步，试图获得其基本假设与表达基本假设的形式之间的统一。在某种意义上，从艺术上而不是从哲学上说，萨特和加缪的戏剧，作为萨特和加缪的哲学的表达，是不如荒诞派戏剧适当的。”^【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