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关坎
一 出世即遭“冷遇”
人生在世，要碰到许许多多的“坎儿”，这不仅仅指北京人说的七十三、八十四的“坎儿年”，还包括面临某些重要关头，由于选择的方向不同，同样的处境，会走出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来。
老舍的一生就遇到许多坎儿，大坎儿有十个左右，他都力所能及地做出对他的一生有重大影响的决策，有些可以说是他一生的里程碑。反过来说，如果做出的决策是另一个样子，哪怕仅只一次，老舍也就不成其为老舍了，必然是另外一个人了。
不过，他第一个大坎儿，却是命运的摆布，因为他刚刚诞生，不靠外力，他自己是没法迈过去的。
生老舍的时候，母亲已经41岁。常年劳累，加上营养不济，生下小儿子之后，昏迷过去，不省人事。大家忙着抢救她，掐按人中穴，冲红糖水，打发人去通知其他亲属，忙成一团，赤身裸体的小婴儿扔在炕上人顾不上管。救大人要紧，在那个年月，在不大富裕的人家里，死个把婴儿，不是一件大事。何况，母亲在此之前已经生育过7个孩子，活下来4个，还算不错，是他害得母亲昏死过去，那么，就先让他在炕上委曲一会儿吧。
八十多年前北京的冬天，似乎比现在的冬天要冷得多，风也大得多。老舍诞生在腊月二十三，正值北京最冷的日子。产妇的屋里虽然生着煤球炉子，可是，不穿棉衣棉裤也还是受不了。小娃娃好不容易来到人世，接待他的却是一个真正的冷遇。哪儿都是凉的，炕是凉的，空气是凉的，连大人的脸色也是凉的，总之，他被冻得奄奄一息了。
老舍的已经出了阁的大姐，得到母亲临产的消息之后，从帅府胡同匆匆跑来。进了屋，看见正在倒气的小弟弟，一把抱过来，揣在怀里。是大姐用自己的体温把小弟弟由死神那儿抢了回来。
大姐比老舍大23岁。后来，老舍在自传体小说里多次描写了她，用了一串最亲切最感人的词句：“大姐是个极漂亮的小媳妇。眉清目秀，小长脸，尖尖的下颏像个白莲花瓣似的。不管是穿上大红缎子的氅衣，还是蓝布旗袍，不管是梳着两把头，还是挽着旗髻，她总是那么俏皮利落，令人心旷神怡。她的不宽的腰板总是挺得很直，亭亭玉立；在请蹲安的时候，直起直落，稳重而飘洒。只有在发笑的时候，她的腰才弯下一点去，仿佛喘不过气来，笑得那么天真可怜。亲戚，朋友没有不喜爱她的……”
如果当年不是大姐及时赶到，恐怕就没有老舍了。
写这些赞美之词的时候，老舍已经63岁，大姐那时已经离开人世近10年了，他一直念着大姐的好处。他是真爱她！
那天清晨，当父亲由当差的皇宫回到家中，大姐把小弟弟抱给父亲看，他嘴上只说了一句话：这孩子命大！看着已经苏醒过来的面色苍白的妻子，父亲为命大的孩子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庆春。庆祝春天的来临，喜气洋洋！
的确值得庆幸，在大姐的帮助下，老舍顺利地通过了自己的第一个坎儿，自己无力选择，却是事关生死的“坎儿”，长大后他想起心里还要紧缩一阵。
二 在刺刀下酣睡
老舍长到一岁多，遇上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像给这场大劫难加了个小注脚一样，老舍的一家也同时遭到了巨大的不幸。
皇太后慈禧带着皇上早已逃往西安，老百姓成了没人过问的可怜虫。北京城内一片死寂。国难，家仇，由小羊圈胡同里传出了撕人肝腑的哭嚎。
八国联军像蝗虫般地涌向北京的每一个角落，小羊圈胡同也未能幸免；鬼子兵一批又一批地无止无尽地洗劫每一个庭院，像篦头发那样精密细致，不留死角。母亲喂养的大黄狗扑向第一批进院的洋兵，被一刀刺死。鬼子兵进了屋，开始翻箱倒柜，拿走他们看得上眼的任何东西。在“小羊圈”里，最贵重的东西，也许不过是妇女头上的银头簪，或者是白铜做的结婚戒指，它们都成了鬼子兵的战利品。
第一批鬼子刚走，还来不及关门，第二批又来了，母亲和三姐索性不关街门了，蹲在南墙下，听天由命。
鬼子走后，母亲赶快跑进屋。小儿子在鬼子抢劫的时候正在睡觉，躺在炕上的大木箱旁。这两只大木箱是鬼子兵搜索的主要对象，其实里面只装着旧衣服和破布，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箱子被翻了个底朝天，其中一只竟扣在了小儿子舒庆春的身上。母亲战战兢兢地掀起箱子，瘦小枯干的小儿子安然无恙，睡得很甜。刚才，如果他一暴哭，搜索不到值钱东西的鬼子们，定会把愤怒指向他，他十之八九会挨一刺刀。在那个年月，杀一个中国孩子，不比杀一只大黄狗更方便？一九〇〇年发生的事情，与其说是一个“坎儿”，不如说是一场有决定影响的狂风暴雨，它把年幼的老舍吹到一条艰难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自父亲牺牲后，老舍一家的生活完全改观了，沉沦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老舍自幼抑郁寡欢，刚懂一点事便知道愁吃愁喝。这个痛苦决定了他的一生。在他以后所写的每一个字的后面，都能找到痛苦的影子，不管这个字是出现在《月牙儿》和《骆驼祥子》里，还是出现在《龙须沟》和《茶馆》里。
三 偷偷考学
老舍一家祖祖辈辈都是文盲，男人们都是满军旗里的兵丁，是个典型的满族武士之家。老舍长到该上学的时候，家里谁也没提过要送他去上学。母亲心里明白，知道读书的重要，可是她担心小儿子身体弱小，会被别人欺负，更重要的是，家里供不起，所以，母亲虽然想过送小儿子进学校，而始终不敢告诉他。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老舍进了私垫。
老舍的曾祖母作为侍从曾跟随一位满族大员到过云南等处，回京后，这位大员的后人和舒家偶尔还有些来往。有一天，大员的后人刘寿绵突然光临小院。他是个不善理财而心地善良的人，专爱施舍。进门看见老舍，便问他母亲：“上学了吗？”听了母亲的回答，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费、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刘大叔当天派人送来了笔、墨、砚、书本和一块足够做一身衣服的蓝布。于是，老舍进了一家改良私塾，成了学生。
上了3年私塾，老舍进了一家公立小学。小学毕业，他考上了北京三中。三中虽说是个公立中学，可是也有免不了的花费。供养一位中学生，对老舍母亲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她不得不拼命地操劳。老舍知道，他应该向学校说再见了，他应当挎个小筐上街去做点小买卖，或者去当小学徒，以减轻一点母亲的担子。可是，他太爱念书了，在毫无欢快的童年里，书成了他的唯一快乐。
在三中上了半年之后，正好赶上北京师范学校第一次向社会招生，老舍偷偷地去报了名。这个学校设备图书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方法先进，是个开明正规的洋学堂，除了免收学费之外，还管吃管住管服装。
报名的多达千人以上，只择优录取50名，竞争非常激烈。经过考试，老舍被录取。同期被录取的绝大多数是京外知道用功的穷孩子。
考上北京师范学校，老舍可以为母亲省去一份嚼谷，最重要的，他可以整天地念书了，直到张榜之后，老舍才把真情告诉母亲。
社会少了一个小学徒，多了一个日后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这是老舍独立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这个决策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这年他14岁。
四 退婚
1918年夏，老舍师范毕业，直接被任命为北京第十七小学校长，这是他长到19岁以来最光荣的事，他对母亲说：“从今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我来养活您！”
老舍把全部精力都投到整顿学校之中。两年之后，他被晋升为北郊劝学员，专管整治改造北城郊外的全部私塾。
母亲感到十分欣慰，小儿子终于挑起了大梁。一家人的生活，包括老舍哥哥的一大家人，老舍全包了下来。
母亲一高兴不要紧，马上想到要给小儿子说个媳妇。他已经21岁，该成家立业了。
母亲替老舍物色了一位姑娘，是母亲结拜姊妹的闺女，长得相当好看，虽说是位文盲，母亲认为十分合适。对方的父母也是一说就成，于是，母亲毫不迟疑地放了定礼，决定娶这位姑娘过门。
把这一切全办妥之后，母亲才向小儿子说明，心里十分地痛快。
老舍翻了车，坚决不干！
那时，老舍心中已有了一点点爱情的萌芽，是一次模模糊糊的纯洁的初恋。姑娘就是大富豪刘大人的大女儿。
由于生活所迫，在老舍上学的时候，母亲曾到刘大人的宅内帮工。少年老舍跟母亲到刘宅的大院子去过不止一次，在那儿见过这位少女，不过没有说过话。一位是世家望族的千金，一位是女佣的儿子，地位差别太悬殊。这位小姐恬静庄重，性格温柔，十分可人。老舍暗暗地喜欢上她。每次见面，都使他心跳半天！当了劝学员之后，老舍曾帮刘善人办过贫儿学校，就在刘宅的西跨院。刘家小姐也在贫儿学校教书，这使他们有了较多的见面机会。可是，他们从未单独谈过什么。
老舍并未对母亲说过这事，尽管他和姑娘彼此都有爱慕之意，但老舍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之间有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
不过，不管有没有这个刘姑娘，老舍和自己的母亲摊了牌：退掉那门婚事！
母亲执意不肯。这么做，岂不使那位姑娘蒙受奇耻。小儿子咬了牙，说了一句对母亲、对自己都扎心的绝情话：“您要是不退，我，我就不再养活您！”
老舍请大姐、二姐帮忙把婚事退掉。两位尴尬的使者说了一车好话，赔了不知道多少不是，还下了跪，磕了头，总算推翻了这门婚事。
为了退婚，老舍伤了母亲的心。他许久不敢回家，无脸去见母亲，整天丢了魂似地满城乱转。
有天他不知怎么走回家的，进了门，一头栽倒在炕上。他大病了一场。病，使母亲原谅了儿子。面对不省人事的儿子，她不知落了多少慈母泪。
那时，“五四”运动刚刚发生过3年。为了保住时代赋予的那点自由，老舍不惜和母亲决裂。这次退婚的决定，使他逃脱了一个或许一辈子都没有爱情的结合，逃脱了《离婚》里老李式的家庭悲剧。但却差点儿要了他的命！
五 自愿受穷
在公差里，劝学员的待遇是相当不错的，每月可以拿一百多块钱，比一般的中学教员多两倍以上。当时，公差中待遇最低的，就数《我这一辈子》中描写的“臭脚巡们”，他们每月工薪才6块钱。以这个标准去衡量劝学员的待遇，可以说，老舍得了一份肥差。
从《京师学务局教育行政月刊》公布的行政报告看，以劝学员舒庆春当年打的报告、出的主意、提的建议为最多。论办事的认真和勤快，在全市4个劝学员中，老舍也数第一。看得出，他不愿意光拿钱不干事混着玩。
不过，在那年月，秉公办事谈何容易，老舍的前三脚就得罪了不少人。他的第一个报告是解散北郊17所不合格的私塾，第二个报告是支持北郊马甸清真教在村内办公立学校，第三个报告是控告东坝镇的奸商办学。看来，老舍这个地方教育小官，刚一上任就和地方劣绅尖锐地对立起来。后面，还不知道藏着多少响雷呢。
在那年月，不干事，也许倒太平无事，如果精于溜须拍马、尔虞我诈，也许更能官运亨通。面对此景，老舍的苦闷，可想而知。
在为退婚而引起的大病之后，老舍来到丁西山卧佛寺静养身体。闲来无事，他左思右想，觉得自己的差使一是工作太轻闲，二是生活太安适。他决定从头来，重打鼓另开张。
从西山回来，老舍搬出公寓，不再和“赵子曰们”为伍。他住进了京师儿童图书馆。清早练昆仑拳和剑术，晚上进英文夜校学英文，白天四处奔走。除了劝学员、讲演所和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工作之外，他还帮刘善人办义学，帮宝广林办铭贤小学，主持“中小学联合运动会”的宣传，组织小学教师暑假国语补习班，总之，忙得不亦乐乎。
这样过了不到半年，老舍像过河的卒子，又向前拱了决定性的一步：毅然辞去了劝学员的职务，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在多数人看来，此举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经济上他损失了三分之二。
但老舍感到踏实，感到快乐，他又摸到了书本，而且整天能和天真的孩子们在一起。很快地，他又典当起自己的皮袍来。为的是给母亲筹集一点过冬的衣食。他对朋友说，这样自愿受穷，也许能让自己的筋骨锻炼得更结实一点。
他，自我封闭了官场仕途，来了一个大掉头，和《老张的哲学》中的乌烟瘴气的老张们永远分手，沿着一条充满穷苦和艰难的路走了下去，图的是清白正气地做人。
这或许是年轻的老舍做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决策。
这个决策使“老张们”少了一个格格不入的同伴，中外读者们却因此而得福，日后看到了一连串叫作《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的小说，还看到了一个有气节的作家。
六 写小说
1926年秋老舍到了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讲师，教英国人“中国官话和四书”。半年以后，他开始写作，断断续续写了整一年，完成长篇小说一部，寄回国内，从1927年7月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小说名《老张的哲学》，署真名舒庆春，从第二个月开始，改署老舍。
老舍写小说并非偶然，说起来有五个条件：
一，“五四”运动给了他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新思想，就像给了他一个新心灵和一双新眼睛；“五四”运动还给了他新的文学语言——白话文，像给了他一件新式武器。这是时代的因素。
二，他的出身、经历和遭遇给他装满了一肚子苦汁，非吐出来不可，就像中国旧社会的乱七八糟和普遍的龌龊卑鄙已经到了非要大声控诉、揭露、呐喊不可的时候一样。这是生活的因素。
三、他一向喜好文学，学过“三百千”，受过10年正规学校教育，既念过唐诗宋词、《儒林外史》《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小五义》《封神演义》和《施公案》，又看过不少新文艺作品，既能唱京戏、昆曲，又爱听评书、大鼓、相声、单弦等民间曲艺，还掌握了一门外语。古今中外、雅俗洋土，兼而有之。这是文化的因素。
四，他喜欢耍笔杆，虽然之前的志趣和职业所在都是教书和办学校。他写过旧诗，在中学教过白话文，也教过骈文。出国之前，已经公开发表过一些记事文、论文、通俗教育讲演稿和译文，还发表过白话文小说习作《小铃儿》。这是技巧的因素。
五，东方学院一年有3个假期，每周还有两天不上课，总算起来，一年共有5个月假。它还有一个安静的图书馆可供写作。这是写作条件方面的因素。
那么，在此基础上，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拿起笔，成了作家的呢？一是：想家。到英国半年，新鲜劲慢慢地淡了，教学也渐渐走上了轨道，他开始想家，想国内的一切。思乡、怀念、回忆都涌上心头，成了创作的冲动。
二是：诱惑。老舍在伦敦，先是和许地山同住，后是和艾克顿同住，他们一位是作家，另一位是翻译家。每次见面话谈够了，许地山便拿出了油盐店的账本，开始写他的小说，那位艾克顿则是翻译他的《金瓶梅》。他们写，老舍看着真正发馋。
三是：模仿。为了学英文，老舍念了一些西方文学，像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之类的。念着念着，记忆中的图画便浮上了心头，干吗不把自己心中的图画也用文字画出来呢？他想，洞悉世情、捉住现实，必能出幽默、成文章。
四是：创造。老舍自幼说的是纯粹的北京话。拿汉语和英文比较，老舍发现，汉语的惊人的简单正是它极大的进步。他决定不用别人的现成的模式，自创一种新的言语。它是活的、自然的、口语的。
决心下定，他拿起了笔。
看着自己第一本书印了出来，老舍快活得要飞了。他到伦敦杂碎店吃了一顿，犒劳自己。
七 当专业作家
老舍在国外写的头四本长篇小说，全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1930年春回到北京之后，老舍萌发了一个念头：不再教书，只写作，以便能全神贯注。他把文艺当作一件最神圣最严肃的工作。
可是，朋友们谆谆相劝，说还是先找个有固定收入的职业为好，保住饭碗要紧。老舍虽然一心想当专业作家，可朋友们的劝告也不无道理，于是，他接了齐鲁大学的聘书，到济南去当教授，仍然是以教书为主，把写作当副业。
所谓以教书为主以写作为副业，是指在平常的日子把精力全放在教书上，只是到了假期才从事写作。老舍教书做事都极认真，从不马虎。既教书，就得卖力气，做到问心无愧。学生们在学校图书馆常碰见老舍，问他又写什么？他总是回答：“什么也没写，备课弄讲义。”
所以，老舍的寒暑假有“寒”和“暑”却投有“假”。假期反倒成了他最忙的时候。于是，老舍的生活成了老驴拉磨似的，一年到头的老转圈儿。
从开始写小说起，一连10年他都没歇过夏，每年写出一本十万字的小说，都是在假期里写的。回顾这10年的紧张生活，老舍说：“能一个月不拿笔，就是死上一回也甘心！”
济南的夏天和南京差不了多少。写《离婚》和写《牛天赐传》的时候，都碰上了奇热。小孩子拒绝吃奶，整天哭号，大人们吃不下饭，一个劲地猛喝水！老舍左手挥扇打苍蝇，右手握笔疾书，汗顺着笔流到纸上。他想了个法子，把毛巾垫在肘下，当吸汗器。他和每天必须完成的两千字拼了命。
写完《牛天赐传》，老舍又一次想放弃教书匠的生活。一则，长此以往，身体实在顶不住；二则，有教学在身，今天写十来个字，明天再写十来个字，向“诗神”伸手讨小钱，根本不叫创作；三则，“专业作家”的那点乐趣始终在向他微笑招手，他向往着常年从事愉快地写作。写，写，写，每天写，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上海的朋友们来信，劝他到上海去，干脆以写作为业。他动了心。1934年8月，老舍到上海作了一次“侦察”。他发现：“一·二八”之后，上海书业不景气，文艺刊物很少，当专业作家这碗饭不好吃。他不敢轻易冒险，便又接了山东大学的聘书。
事也凑巧，两年之后，山东大学闹学潮，老舍便随着许多同事辞了职。这次，老舍既没事先侦察，也没找人商量，毅然决定移居青岛，专事写作。
这个决策，使老舍终于成了专业作家。从此，不管生活多困难，收入多不稳定，他再也没有找过事或重返课堂，虽然，朋友们不只—次地约他去教书。
这个决策，给老舍的生活带来了大转机。从此，他天天写，月月写，年年写，成了名副其实的“写家”。
这个决策，第一年便获得了硕果，《骆驼祥子》诞生了。
八 出走
老舍在山东住了7年，济南4年，青岛3年。山东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山东时期是老舍的黄金时期。他在山东成了家，有了3个孩子，不再为吃、穿、住和赡养母亲而发愁，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的工作比较顺心而又不必整天愁吃愁喝的日子。此时的老舍已人到中年，随着对现实生活日益深刻的观察，他的笔变得更加深沉、更加有力了。看看他这一时期写的东西便一目了然。由《大明湖》《猫城记》开始，到《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为止，在他作品的主题、在他诙谐俏皮的幽默后面，老有浓浓的苦涩与辛辣相伴随。
山东7年是老舍的丰收时期。他写了6部长篇小说，40篇短篇小说，后者收在三部短篇小说集内，还有一部幽默诗文集。
“七·七”事变时，老舍还在青岛。8月10日他离开青岛，应约住在济南齐鲁大学里，同时准备写两部长篇小说，准备连载。
可是，老舍到了济南，时局骤变，沧州失守，山东危在旦夕。敌机开始在济南上空频繁出现，而且扔了炸弹。齐鲁大学的外国教授纷纷撤离，中国同事们也大规模疏散，学生们几乎走光。到老舍处来告别的人一批又一批。齐鲁大学很快空了下来，变得极安静，安静得疹人。无人喂养的猫狗纷纷上门来乞食。
老舍面临一次严峻的选择，带着全家人走？孩子们都还小，老大4岁，老三刚三个月。再说，路上并不安全，由济南到徐州沿途都有轰炸，北平还有老母亲，如果全家都走，母亲断了接济，无疑会被饿死。回北平去呢，北平已陷入敌手，自己岂能自投罗网？这些使老舍一直下不了离开济南的决心。《四世同堂》里祁瑞宣的那点矛盾先在老舍自己心中预演了一遍。不知不觉，在大悲哀、大苦闷、大焦急中，到了11月中旬。
老舍最怕的是，倘若济南突然失陷，不幸落入敌人手中，必然会逼他去当汉奸。读书人的那点民族气节是老舍最珍贵的东西。他不能坐等敌人进来。
11月15日那天，敌机整天在头上盘旋，黄昏时，天上闪起了三道红光，接着三声巨响。院内树木叶如雨落，黄河铁桥被毁。这红闪和巨响，终于把老舍赶出了家门。他提起一个小皮箱，拿了50块钱，摸了孩子们的头，说了一句话：“到车站看看有车没有，没有车就马上回来！”就快步走出家门。他明白，此时此刻，不能再迟疑，稍一犹豫，他就不能迈步了。
走出“齐鲁”院内常柏路二号，对老舍来说，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这一步的价值绝不比被称为黄金时期的总价值小。门内是家庭，门外是孤身；门内是书斋，门外是疆场；门内是安宁，门外是游荡；两个绝然不同的天地，向前跨一步，便是另一个世界。他唯一的本钱是笔，带着这笔，他出征了。
这一步是告别，向母亲、向亲人、向故乡；这一步是出征，走向战场，走向激流，为民族的生存而献身，为民族的觉醒而呐喊。
这是可敬的斗士般的一步。
九 扛起“文协”大旗
1937年11月18日老舍到了武汉，开始了他的为期8年的写作流亡生活。
文艺界的朋友们，好像一下子突然云集在武汉了。老舍天天都可以结识许多新的朋友。他见到了邵力子、郭沫若、茅盾、胡风、冯乃超、姚蓬子、楼适夷、孔罗荪、鲁彦、郁达夫、阳翰笙、宋之的、王平陵、陈西滢、陈纪滢、张恨水、丰子恺、盛成、田汉诸先生，以及好多位演员、画家、音乐家、艺人，还有日后对他有很大影响的周恩来和对他十分敬慕友好的冯玉祥。和老舍住在一起的有何容、老向、吴组缃、赵望云等。朋友们相见，都想到了一件事：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的是团结起来，扭成一股绳，共赴国难，为抗战出力。大家约老舍参加筹备，而且，国共双方都推荐他来挑头。
大家看中了老舍三条。头一条，他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无党无派，但爱国，是个坚定的抗日派，只要是为抗日，他准事事跑在前头。第二条，他为人奔放、磊落，像一团火，肯为大家卖力气，办事又很认真，是个极热心的实干家。第三条，在文艺界他有一定威望，既能广泛团结人，又肯自己吃亏。
老舍并没有立刻答应，他有他的苦恼。他爱安静，不喜欢见生人；他爱洁净、爱秩序，讨厌乱七八糟。这几条在平时不是恶劣的习气，可是抗战时期就很难办到，而且忙着办“文协”，也许会一个字也写不出！思索良久，他给自己定了一条准则：只求自己不偷懒，虽不能埋头写作，可是有工夫就写一点，此外就倾其力做一点有益的工作。一句话：只求尽力！他答应了，决定挑起“文协”这副担子。在“文协”第一次理事会上，老舍被选为总务部主任，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
老舍扛起“文协”的大旗，是他的一生中最光辉的业绩之一。“文协”穷，“文协”困难重重，可是“文协”生龙活虎般地做了许多事情，无论是发展会员建立分会、出版会刊、组织文艺创作、保障作家权利，还是组织“文章入伍，文章下乡”，发展通俗文艺、繁荣话剧，全都办得很有气势。“文协”使抗战时期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文人们团结得最好、文艺事业发展得最昌盛的时期之一。那时候老舍忙得不可开交，但他还是不忘见缝插针搞创作。抗战中老舍写了7个话剧，出版了一部长诗集，一部曲艺作品集，两部短篇小说集和两部长篇小说，其中带有史诗性的《四世同堂》是老舍对抗敌文学做出的较大的奉献和纪念。
茅盾在庆贺老舍45岁生日时写道：“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言，也是文艺界同人的公认。”听了这样的话，老舍默默地落泪，深感安慰，他只喃喃说出了一句答词：“我还要像木匠和洋车夫那样做下去，走下去，尽力地作，尽力地走！”
一个文弱的书生，面色苍白，驼着背，拄着手杖，鞋跟磨得歪歪的，却举着“文协”大旗，迎着逆风腥雨艰难前行，8年不懈。他的足迹——那些铿锵的文字——清晰留了下来。
这，也许就是中国进步文人的典型形象：一副硬骨头。
十 回国
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老舍和曹禺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去美国讲学。一年之后，讲学期满，可是，中国内战爆发，解放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在这种局势下，老舍有家难回，滞留美国。没想到，八年抗战流离生活结束不久，老舍又面临一次国外流亡生活，而且一下子，长达三年半。
老舍在纽约一个大杂院式的公寓里，确切地说，是大杂“楼”，租了两间斗室，隐居下来。他决定再一次凭借自己的唯一本钱——笔——打一场突击战，不过，这一次，完全是单枪匹马。
美国人对中国虽然普遍存在着热情友好的情谊，但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是一无所知，也是所知甚少。在国外一般的大学里，鲁迅、郭沫若、茅盾的名字竟不为人们所知。这使老舍难受极了。在这种“一穷二白”的背景下，老舍的《骆驼祥子》1945年被美国人伊文·金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在短期内连续再版，成为发行量多达百万册的畅销书，轰动一时。这件事，给了中国文学界和老舍本人莫大的鼓舞。
可是，就在这部受欢迎的《骆驼祥子》英译本中，也有使老舍很不高兴的事，译者把原著的结尾改成了美国式的大团圆结局，极大地歪曲了作者的本意。
于是，老舍看准了一个门道：到了向世界介绍和展示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的时候了，让世人通过文学来正确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其意义并不比政治论文、宋词或者康熙瓷瓶来得小，而且，这种介绍，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带头作。他决定，利用在美国的机会，挑起这个担子来。
老舍重新忙了起来。他上午写《四世同堂》的第三部，下午协助郭镜秋翻译《鼓书艺人》，晚上7点以后和甫爱德一起翻译《四世同堂》。在此之前，他还联系组织了《离婚》的重译和《牛天赐传》的翻译及它们的出版。
一个忙人、一个新的紧张生活，构成了一个距离炮火纷飞的大战场非常遥远的小小的文化战场。
不过，几乎是从刚一下手，老舍就陷入了一种极度痛苦的心理矛盾中。孤单、寂寞、苦闷包围着他。他想念祖国、想家、想孩子、想朋友、想可爱的“文协”……他催命似地拉着翻译家们快干，他要回家去。
北平已经解放，文人们又重新云集，隆重而喜庆地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周恩来在会上说：“现在，就差老舍先生一个人了。”一封由三十多位老朋友联名签署的邀请信飞往美国，悄悄地塞进了老舍的门缝。祖国在召唤自己的游子归来。
老舍刚动了一次大手术，他的坐骨神经出了大问题，抽了脊髓，刚出院，把手中的译稿塞给出版社，带着未发表的两部手稿，毫不迟疑地让朋友架着他，跌跌撞撞地上了船。告别旧金山，向西，向祖国，起程！
这一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十三天。
没有这次果断的归来，世上也许永远不会有像《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这样的新作品，它们以老舍独特的语言把中国历史上一段最深刻的变革活灵活现地传给了世人。
到了香港，老舍已寸步难行，躺了28天，才上了北上的船。
回家啦！
十一 走上舞台
回到北京之后，老舍开始写话剧和曲艺作品，基本上放弃了小说，虽然，他擅长写小说，对舞台剧没太大的把握。
何以有此大变化？
一，时代的订货。不论是话剧还是曲艺，都是活人演活人，直接面对群众，收效必快。解放初，需要告诉群众的新道理、新观点、新政策多，而话剧和曲艺，一洋一土，都适合作广泛的宣传普及工作；老舍渴望把自己领悟到的赶快告诉别人，使别人也有所领悟，也热爱这个新社会；他看中了话剧和曲艺能深入民间的特点，于是他放下了小说，搞起剧本和曲艺段子。
二，效率上的优越性。写一出话剧，四五万字即可，曲艺更是小巧玲珑，创作周期短而见效快。面对节奏明显加快的新生活，老舍着急。剧本和曲艺段子这些形式，正适合老舍的这时候的口味。
三，时间利用上的对口径。老舍兴高采烈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相应地减少了他的写作时间。他忙，忙得厉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话剧和曲艺能救他的驾。
还有一条最重要，老舍希望他的笔墨生活能和社会生活的步伐相一致。他有一句口头禅：“今天比昨天更接近明天！”老舍热爱今天，对“今天”发生的事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情，他有责任要把眼前发生的事情都写出来。写剧本，搞得好一年可以换三次题材。这种频率，对老舍十分合适，完成起来，大概也不成什么问题。
话说回来，老舍写话剧、写曲艺，也有他的有利之处：
老舍擅长写人。他能把可爱的人写得连缺点都是可爱的；他能把可憎的人写得自觉活得满有滋味，并不觉得自己多么讨厌该死。把这种写人的本事放在写话剧剧本里，正对路。老舍的每个剧本都能留下几个令人难忘的活灵灵的人物。包括那些小人物：像程疯子、松二爷等。老舍肯冒最大的风险，把关于臭沟的故事撮上舞台，也仗着他能把臭沟旁的大杂院里的王大妈们、赵大爷们“请”出来。老舍的言语技巧、他的北京话、他的幽默，使他的话剧台词有劲、锐利、别具风格。在他笔下，一两句就能刻画出一个人物，张三就是张三，李四就是李四，而且往往一张嘴就吓人一跳，让人老记得住。这种台词，一听便知，有一股特别的“老舍味儿”。
擅长写人、言语地道，就像两只翅膀，使老舍能在话剧领域里高高地飞腾起来。
16年下来，老舍成了写作最勤、作品最多的老作家之一。
“废纸篓子是我的密友，”老舍说，“常往它里面扔弃废稿，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这是他的至理名言，做出写话剧的决策后，他也真朝里扔了不少废稿。
不算这些作废的剧本，解放后，一连气老舍写了24部戏剧。
十二 最后的“坎儿”
1966年，老舍67岁。六十七，不是“坎儿年”可他碰见了“坎儿”，结结实实的“坎儿”——“文化大革命”。
入夏以来，老舍心情极坏。一天夜里突然吐血，被进入医院抢救。未等痊愈，他就出了院。使他难受的是，住院期间，除了家属，没有人去看望过他。这是个明白无误的信息：整个文艺界的老朋友，大概人人自危、无暇他顾了。
8月23日这天，老舍病后第一天去上班参加运动，恰好碰见几个中等学校的学生们预定在孔庙焚烧京戏的戏装；狂热的少年们点起了熊熊大火，强迫北京市几十名文化名人顶着烈日围火面跪，并用刀枪剑戟等道具抽打他们。纯属被偶然卷入这场暴虐的老舍首当其冲，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伤势严重。成千上万的人拥到孔庙，局势完全失控，人们为无力抢救出这位北京市引以为骄傲的老作家而暗暗叫苦。
最后，老舍总算一个人被先期送回了北京市文联。谁知，一场更残酷的折磨在等待着他。那里早有几百名被煽动起来的无知少年严阵以待，而且这次是专门针对老舍一个人来的。老舍沉着冷静、实事求是地回答了那些用心十分险恶的问题。他的回答，当然地被视为是不服罪的，各种污辱接踵而来。
老舍不再说话，不再低头，不再弯腰。他刚强地站直了身子。他使足了最后的一点力气，把手中举着的牌子狠狠地扔了出去。他决心以死相拼。
顷刻间，他被由拳头、皮带、木棍组成的浪潮吞没了，他被轮番毒打直到深夜。直到凌晨，夫人才被允许接他回家。
几小时之后，老舍离家出走，他直接去了西城豁口外的一个小湖——太平湖。他在向亲人、向朋友，向一切爱过他的人、向将来告别。
老舍在太平湖畔坐了整整一天和大半个夜晚。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眼前，也许是他一生走过的坎坷道路，也许是一片空白，只剩下一潭湖水，在静静地等着他。湖边，隔着旧城墙，曾经住过他的老母亲。深夜，老舍一步一步地走向湖心，好像重新回到给了他生命和生命的教育的老母亲的怀抱……
老舍刚强、愤然、宁折勿弯、不可辱的最后的一举，激起了第一批反抗的巨澜，抛出了第一批怀疑的大问号。
他以这种无畏的壮烈之举，表达自己对人民的永恒的爱，画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最后一个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