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予』

一个小黑象，没有象牙，胖胖的，圆圆的，挺可爱，放在我的面前。这是我半个月前得到的一件宝贝。

半个月前，在香港举办的老舍专题学术讨论会上，当我做了发言之后，按学术讨论会的惯例，开始进行提问和讨论。这时站起来一位中年男子，讲一口漂亮的北京话，他说：

“我并不想提问，只想借用三两分钟，给大家看一样东西。”

他从提包中掏出一个小东西，黑而亮，托在手掌上，大概有拳头那么大。

经过一番推让，最后，还是由我把这个可爱的小象带回了北京。算起来，它经南而北地飞了近一万公里。我向惠伊深夫妇郑重声明，回到北京以后，我将给他们夫妇寄一张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正式收据来。

小黑象站在我的面前。看着它，我又想起了一串别的事，都是父亲“愿意和朋友分享一切”的故事。

我想起了，在小黑象回归之前，我曾在父亲一本残存的日记本中，见过一张分配礼品的清单。那是1954年11月29日的老舍日记。写于和周扬、丁玲一起参加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回国之后的第二天。

清单上写道：

手巾　送白尘（附纪念章）

徐琮

任只

克家

伯青

征庸

纪念章　孙福昭

石鸽　马连良

画册　聂景凡

围巾　小立等各一条

小皮夹　刘均立

看来，每次出国访问之后，除所得赠物归公之外，把所买的小物品分赠给朋友，已成父亲的习惯。这份清单早于小黑象两年，可见，已是回回如此了。

这些礼物都是些轻如鹅毛的东西，和如今流行的时髦物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可是区别也就在这里：在老舍先生那儿，除了这些之外，再无其他的大件，而且，他并不留给自己，基本上全给了别人，对自己的孩子也并不优待，全是一视同仁。对朋友们老舍奉行的是“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时髦货或许价值千金，却于他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清单总共提到十三四个人，代表面却相当广，这也是很有趣的一点。这里有剧作家、记者、秘书、诗人、编辑、画家、表演艺术家、孩子、机关干部等等，并不一定都是熟人和老友。想这个名单的时候，他大概很动了一番脑筋，它说明：清单起草者惦记着许许多多的人，仿佛蜻蜓点水，点到之处，面积总加起来虽甚寥寥，但点的范围却很广，是整个的湖。感情的湖。

解放后，父亲先后7次出国访问，带来的各式各样小礼物足有上百件，其中绝大部分给了朋友们。它们中的多数可能已经毁于“文革”，因为我听见不少老朋友无限惋惜地提到父亲赠给他们的外国小烟碟、小木偶、小玻璃盘已毁于红卫兵之手。小黑象是第一个大难不死者，它带着创伤又回来了。但我坚信，一定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小黑象”，它们被当作家宝保存着，或传到后人手中，在相当广阔的土地上收藏着。我同样坚信，每一件收藏在朋友手中的礼物，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会是感人并令人难忘的。

事实上，我已经发现了第二个“小黑象”。有一天臧克家的大女儿告诉我，她手里就还有一个父亲送给她的日本万花筒，而同期送给她父亲的礼物却已被毁。她记得，万花筒当初送来时，包装纸上特意写着“送给大姑娘”。如今，“大姑娘”的“大姑娘”都到了玩万花筒的时候，无奈，“大姑娘”偏偏不准小“大姑娘”乱动，因为那是一件宝。

早在抗战时期，父亲就有一个特别的爱好。他喜欢把“多余”的东西都送给朋友。这些东西包括毛毯、大衣，甚至脸盆、毛巾等等。其实他本人并不富有。他由济南出走的时候，随身只带了一个小皮箱，里面有一件棉袍，一件夹袍和一件皮袍。钱则只带了50元。这些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不断地将“多余”的东西给了别人。

遇到没有住处的年轻朋友，他会把自己的床让出来，自己上老朋友家忍几宿，遇到没有固定收入的年轻朋友，他会先擂过去五块钱，说：“拿着吧，我知道你正需要它。”然后再千方百计地给找个合适的工作，得些进项。临别的时候，看见对方没有行李，还会把自己的毛毯强塞过去，说：“这是多余的，你拿了去，反正我也用不着。”

他觉得，国家有难，大敌当前，大家都是难兄难弟，不应再分彼此。我有的，你需要，你便拿了去。这一切，他都做得极其自然，仿佛是天生合理的。没有国，岂有小我，不是吗？您说。

父亲常常外出，寄来的稿费通知单放桌上，常被朋友们取了去打“牙祭”。等他回来，只需跟他说一声“进了肚”，他一笑了之。就是先斩后奏的，他也并不追究。他说：“我写的东西稍多一点，应该应该，用不着跟我客气！”

偏偏有个别不求上进者，以为他老实可欺，竟把他的衣帽都拿了去。老舍马上追到门外，抢回衣帽，拍拍对方的肩膀：“唉，教我说你什么好啊！”他瞧不上这种人，不愿让他们白占便宜。

父亲抽的香烟此时已经由“骆驼”到“华福”到“华丽”，而最后到了“长刀”，而劣如“长刀”的也卖100元一包了，真到了被迫戒烟的时候。可是，没有烟，他写不出文章来。茶也到了喝不起的地步，30元一两的香片不但不香，而且有一股咸味。他纳闷：为什么不把咸蛋的皮泡泡来喝，而单去买咸茶呢？他是地道的中国人，咖啡、可可、汽水、啤酒，皆非所爱，而独喜茶。没了茶，莫若爽爽快快死了倒也干脆。这就是当他把“多余”的毛毯、大衣、毛衣、毛裤，乃至脸盆、毛巾都给了别人的时候，他自己的实际生活水平。

他的幽默往往是自嘲的，譬如，他说他常常给朋友的孩子送一包铁蚕豆去，而厚着脸皮骗一顿饭吃。在多数情况下，有了稿费，他会买点肉菜，说不上丰盛，但有足够的蛋白质和脂肪，名为一块儿喝酒，实际上给数月不知肉味的穷朋友增加一点油水，所以打心眼儿里表示感谢的倒往往是他。

碰到为国捐献的时候，跑在最前面的往往是他。1941年末，他已经患了贫血症，整天头昏。由他领导的“文协”发起了一个卖字画献金运动，为抗日前线的将士募捐慰问金。“文协”在《新蜀报》营业部贴出告示：“文协出纸，作家出力，请诸公出钱。”父亲身体力行，又出力又出钱。他带头购买了李可染的《耕牛图》等画幅。他自己的字不断有人来购买或预订。他的好友、大鼓名手“山药蛋”先生专门定购了老舍册页四幅，每幅5元。大中华公司定购了12幅条幅，指明要由郭沫若和老舍分别执笔。18天之内，总共卖出作家手迹119件，包括40人的墨迹，其中以郭沫若和老舍卖出的最多。那些天，只见他专心写字，越写越昏，越昏越写不好，越写不好越着急，越着急越晕。他说：“人家瞧得起咱，肯捧场，咱绝不能马虎，总得对得起人！”这次献金活动共得3000元，全都献给了前线，到1944年，老舍骄傲地宣布：作家虽处在贫困中，却已卖稿献金五六万元之多。

与此类似的是，1951年全国文联号召文艺界献稿费、上演税、出版税，捐献一架飞机支援“抗美援朝”。老舍积极响应，捐出了《方珍珠》和《龙须沟》的上演税八百万元（旧币）。

为了改善作家的生活待遇，抗战时老舍领导“文协”发起过“斗米千字”运动、发起过保障作家权益、提高稿费版税的运动、发起过救济贫病作家和“救救剧作家”的运动。父亲曾经多方写信征集资金，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大声疾呼，并亲自担任专门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和主要组织者。许多作家得到过他亲自送上家门来的救济金和药品，得到过他带来的“救命丸”——维生素丸。1946年他到美国之后，还积极在美国募捐资金，寄回国内，帮助国内的作家。

从事这类带有救济性的募捐和赈济工作，对老舍先生来说，并不生疏。在他年轻的时候，在宗教的影响下，他曾经一度非常热衷此道，以为是救民之道。他当过贫儿学校的主任，当过地方服务团的干事。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字”——舍予，取其舍己、舍我的意思。他曾说要负起两个十字架，一个是打碎不合理不公平的旧世界，一个是建设人人平等幸福美满的新世界，为此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到了英国之后，随着他的成熟，他不止一次地批判了自己早年的天真，他说，这种对穷人的救济只不过是延长了受苦人的受难期，是无济于事的。他的结论是：旧社会制度从根儿上就出了毛病，需要根本地铲除。这些早年活动给他的人生观打上了很深的烙印，给了他一颗善良的心，一颗同情的心，还给了他许多工作经验和组织经验。人们在中年老舍为改善作家待遇和救济贫病作家所从事的工作中，确实看见了一颗始终如一的热情的慈善心。为了公众的事，为了别人活得更好，他愿意拿出自己的十分力气，绝不含糊。任劳任怨、忍辱负重便成了他的突出的作风。

嫉恶如仇的激愤，和爱贫从善的热情，始终是老舍性格中的不可分割的两大特点。

经过周恩来总理的批准，他担任了全国救济总会的理事和中国红十字总会的理事。每逢这两个组织开理事会，不管多忙，他一定拄着手杖前去参加，并积极地提许多建议。

难怪，当他听说北京市政府要为穷人集中居住的南城修整臭沟的消息，立刻决定创作话剧《龙须沟》。他热情洋溢地歌颂这件事，亲自去臭沟两岸体验生活，去考察工程进度，去找老太太小媳妇聊天，去和民警、修沟工人座谈。政府优先为穷人修臭沟造马路这件事仿佛成了老舍50年来的最大理想，他激动、他兴奋、他快活，这些激情化作了一个创作上的大丰收，《龙须沟》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是心的合拍，这是大半生追求的实现，这是理想和现实的融通，仿佛是换了人间。老舍如鱼得水，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新政府、这个新社会。他的创作欲望空前高涨，他的第二个创作黄金时代到来了。

一高兴不要紧，他开始更起劲地赠送“多余”的东西，仿佛那是一种分享喜悦的表示。

老舍先生买了一所小房，纯属私人财产，为的是写作环境安静。当他知道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一时找不到会址办公时，他便在理事会上郑重其事地声明：“我有一所小房，我家人口少，住着有宽裕，先上我家去吧。”后来，当他了解曹禺住的地方比较嘈杂，他又向曹禺建议：“干脆搬来合住，我那儿安静。”

解放初，穿西服的人很少。老舍先生刚由美国回来，在正式场合多半都穿西服。有一天他去开一个大会，回家之后说：“今天就是我一个人穿西服，拄手杖，有一个诗人老盯着我的鞋看，大概奇怪鞋尖干吗这么尖！其实我这也是一种节约，放着现成的旧衣裳不穿，再去做新的，不也是一种浪费？”那时碰见第二个穿西装的，他必引以为同伙，想方设法要把这位同伙拉到家里来。果然，拉来了一位。他就是任国家出版总署版本图书馆馆长的孙伏园先生。伏园先生矮而胖，留一把列宁式的胡子，永远笑眯眯，是个对中国现代文学贡献极大而异常谦虚的人。伏园先生来访时穿西装，配上他的漂亮胡子，风度极佳。看他一进门，父亲的眼睛就发了亮。聊到兴高采烈时，父亲说：“等一等，我拿点东西你挑！”只见他由自己的卧室里提着一大把领带出来，硬要伏园先生任意挑选几条。伏园先生哈哈大笑，连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父亲执意不肯，挑了三条自认为最好看的：“包上，包上，包上！”

老舍先生平常喜欢收集各式各样的小瓶小罐，不求其古，只求其有趣，哪怕有裂纹，只要上面的一两朵小花绘得极其雅致，就买下来，当然，这些并不值多少钱。这些小瓶小罐便成了他送人的礼品，凡是乔迁新居的，结婚的，过生日的，还有外国朋友来访，便随时拿出来。他还解释说：“在古玩鉴赏家眼里，不屑一顾，可是合我的意，您看，这红釉子，多么美！还有这一笔，不俗，像大写意，信笔一抹，多么自然！有一天，来了一个专家，说我这儿的瓷瓶罐全应该扔掉，一钱不值。我没有听他那一套，照旧全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别的我不管，看着好看就成啦，对不对？”

一位叫施奈德的外国汉学家在老舍诞辰80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回忆老舍的文章，说他有一个中国古瓷碗，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是老舍在北京送给他的。带回国之后，始终放在客厅里最明显的地方，供人欣赏。最近施奈德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施奈德已于3年前去世，他留有遗言，他的藏书全捐给图书馆，唯独这只瓷碗由施奈德夫人保管，是传家的宝贝。

文艺界的许多人都能清楚地记得，在什么情况下得到过老舍送来的什么礼物。女作家曹菲亚得到的是一个扇面，作家邓友梅得到的是一张松小梦的画，是为祝贺友梅迁居新房，老舍还在画上写了几个字：“松年字小梦，为宦山东，以书画名。老舍。”松、邓二人都是“老山东”，所以，老舍特意作了这种选择。作家冯至得到的是一张齐白石画的葫芦和叫“红娘子”的瓢虫，这是老舍专门为冯至向齐老人求的。作家玛拉沁夫得到的是一只鼻烟壶，老舍指着鼻烟壶上的画说：“你看，这鼻烟壶上有两匹骆驼，大概是由你们蒙古草原上拉来的，还是你把它们牵回去吧！”作家楼适夷得到的是一本画册，编辑萧伯青得到的是十二张一套的星座画片。在抗战时，伯青先生曾向老舍讲解过天空中的星座，这事伯青先生自己早已忘记，1949年底老舍由美国回来，伯青先生到北京饭店去看他，临别，老舍把他叫住，“请等一等，我有一件东西要送你。”说着由箱子里掏出这套画片。还有许多人得到的是老舍的墨迹和诗作，有记载可查的，仅解放后总数不下半百，其中以嵌名诗为最多，都是老舍自己的作品。

早年，老舍喜欢送自己的作品给朋友。晚年，则不多见。相反，每写一个剧本，他都仔细地写一个总结，总是把自己的不足之处客观地剖析给大家看。这也是一种礼物吧，一种更难得更有价值的礼物。著名的日本汉学家伊藤敬一教授曾经说过一个很别致的见解：“老舍先生是一个罕见的严于律己的作家，他总是在说自己的不足、缺点和失败。知道老舍先生的这个特点之后，在老舍研究中就应该格外小心，切莫犯以老舍自己的话打倒老舍的错误。”这倒是一番体贴入微的讲话，看来，他对老舍剖析自己的话是深刻理解的，起码是很珍惜的，真像对待不可多得的礼物一样。

老舍先生的待人方式是格外令人怀念、敬仰。他的忠厚爱人的态度，他的“舍予”精神，他待人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曾经感动过许多人，鼓励过许多人。

小黑象，它瞪着一对小圆眼睛，仿佛顽皮而神秘地说：我又回来啦！回老家啦！回到我的老主人家啦！

“老主人已经不在了。他悲伤了，他绝望了，他走完了舍我的路。”我说。

“不，他没死。”小黑象说，我们大声地喊他吧：

“舍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