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外文

这里说的念外文是指大声地、叽里咕噜地朗读。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情景：老舍先生在写作的空当里，拿一本英文书，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大声地念，一念就是小半个钟头。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爱好。

此习惯由来已久。最早发现他有这种爱好的，是家里的那只大黄狗。当时，老舍还在念师范中等专科，偶尔回家一次，向老母亲请安之后，便夹着一本英文书，躲在枣树之下，大声地朗读起来。大黄狗心里很奇怪，地道的北京话怎么突然变成这副腔调，不由“汪汪”地大叫起来，仿佛是说：“喂，喂，喂，小兄弟，你这是怎么啦？是不是有毛病啦？”

以后，只要老舍回家一念英文，大黄狗也必扯着脖子大叫，成了使左右邻居觉得非常好笑的一件事。只要大白天舒家黄狗汪汪一叫，邻家的大婶准对小媳妇发话：“舒家小兄弟又念英文呢！”

想不到的是，这种大声朗诵英文的习惯，他竟保持了一辈子，只是并不老有大黄狗的伴唱。

说来有趣，学英文念英文，竟念出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它完全改变了老舍的生活。

为了继续深造，1921年年轻的老舍进了英文夜校，在那里认识了伦敦大学神学院的毕业生宝乐山（广林）先生，又通过宝先生的关系认识了英国教授艾温士和作家许地山先生。后来，1923年老舍又在燕京大学跟着艾温士教授补习过英文。在补习英文和从事社会服务的工作中，宝先生和艾温士教授对老舍的为人和学识深有体察，觉得他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当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委托他们推荐一位教官话的中国教师时，他们头一个想到的候选人便是老舍。这样，25岁的老舍到了英国，到伦敦车站去接老舍的正是艾温士教授。艾温士教授已经为老舍租好了房间，恰好和早些时候到了伦敦的许地山住在一起。老朋友异国相见分外亲热，聊得热火朝天。聊到实在想不起再说什么时，许地山从抽屉里掏出油盐店用的那种记账簿，开始写小说。过了半年，老舍也开始自己写小说，不过没带油盐店的记账簿出来，用的是3便士一本的小学生笔记本。

瞧，念英文，念出来了多么意想不到的机遇！为了学英文，老舍开始念小说。最初念的便是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尼考拉斯·尼柯尔贝》和《匹克威克外传》。狄更斯作品的形式和中国唐人小说以及《儒林外史》的形式大不相同。老舍决定取西方的文学形式，而内容呢，则把浮在自己记忆中的人和事都随手取来，简直是想到什么写什么，没有中心，而且，人和事又是那么多，人挤人，事挨事，全喘不过气来。后来，当老舍有了经验之后，说过这么一句话：“哼，假如搁在今天写，那一本书中的人和事，足够我写10本的！”

“那一本”，便是《老张的哲学》。

赶到写第二本小说的时候，老舍的英文水平已大大提高，他开始系统地念西方文学名著，由英译的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开始。接下来是三大希腊悲剧家和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还有希腊短诗。对短诗和喜剧他尤为喜爱，爱短诗的简洁，轻松，秀丽；爱喜剧的诙谐，俏皮，机智。他决定也写一本幽默的小说——《赵子曰》，说个淋漓尽致，笑个痛快！

最使老舍得益的是但丁的《神曲》。他把所能找到的几种英译本，包括韵文的与散文的，都读了一遍，而且还搜集了许多关于但丁的论著。一时间，老舍成了“但丁迷”。老舍说：“读了《神曲》，我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天才和努力的极峰便是这部《神曲》。”他决定追随但丁，去探索文艺的真正深度，去创作永生的、完整的、一贯的、包罗万象的、生动逼真的、由文字到图像的，真的文学。

在英国，老舍把近代英法小说中的名著，按第一流名家一人一本的原则，也都啃了一遍。英国的威尔斯、康拉德、梅瑞狄斯；法国的福楼拜和莫泊桑，都花去了老舍许多时间。在1928年至1929年的一年多里，他昼夜地读小说。读了一位名家的一本名著之后，往往还想读第二本，便又破坏了“一本书原则”，简直是掉在小说阵里。

一些念过老舍作品的人，粗粗一看，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以为老舍是个地道的“土包子”。其实，在他的“老师”中，西洋文学的鼻祖、大师和巨匠们倒占了好大的比例。他们的书教给了他写实的态度，尖刻的笔调，还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好形式，使他在日后的创作中能把地道的中国内容放在最合适的形式里，发挥他那天赋的幽默，面对民族的危亡和生活的悲苦，去做健康的、理智的狂笑和号啕，出版人生的教科书！

当老舍在东方学院工作的第三个学年开始时，他得到一份校方的通知，建议他在“东方和非洲诗歌”系统讲座中做一次公众讲演，题目是《唐代爱情小说》，时间是1926年11月17日下午5时。老舍慨然允诺，当即起草了一个讲演提纲交给校长。使他担心的是他的英语水平。不过，他说他有办法：一是先把讲稿写出来，二是求英国朋友帮他修改和预讲，三是送校长审定。讲演如期举行，受到了听众欢迎。后来，这份讲演稿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在1932年初哈佛燕京书社的论文集里，此时，老舍先生已经受聘任齐鲁大学文学院教授兼国学研究所文学部主任。当时，一些北京的教授不大承认老舍在高等学府的地位，以为他一无学历，二无国学研究。这篇《唐代爱情小说》的发表，似乎是对这种成见的回答。

许地山到牛津之后，老舍和一位叫克利孟特·艾支顿的英国人在伦敦合租了一层楼住。彼此讲好条件：艾支顿多教老舍一些英文，老舍多教艾支顿一些中文，老舍出房钱，而艾支顿供老舍饭食。一住便是3年。在这3年里，老舍帮助艾支顿完成了一件事：将中国古典名著《金瓶梅》全文翻译成英文。这本书上世纪30年代初在英国精装出版，至今仍是很有权威性的英译本。艾支顿在译者前言中写道：“我在此特别致谢舒庆春先生。舒先生是东方学院讲师，如果不是他协助我完成这部书的初稿，我当初根本没有勇气接受这件翻译工作。”艾支顿还在扉页中写道：“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老舍非常推崇《金瓶梅》，认为它是中国古典名著中最好的作品之一，他十分愿意帮助艾支顿将这部名著介绍到欧洲去。不过，老舍回国之后，对此事只字未提。直到他去世之后，老舍研究者才将这件事公之于众，引起大家的极大兴趣。这也算是老舍早年为中外文化交流做的一件好事，而且妙在不露声色上。

5年的伦敦生活使老舍的英文达到了掌握自如的程度。1929年起他又开始向法文和拉丁文进军。回国之后，他曾向赵少侯教授学过法文。

凭借他的英文程度和对西洋文学的了解，他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开的课程中除了《文学概论》《小说作法》《近代文艺批评》之外，还开设了《欧洲文艺思潮》《世界名著研究》《外国文学史》这样的课程。老舍教学十分严肃，备课认真，常看见他在图书馆中用功。他的讲义提纲往往是用英文或者中、英文混杂匆匆写下的。在他的《文学概论》讲义中可以找到80位西方著名文学家的论述，给人以兼容并蓄、旁征博引的气势。

当年山东大学研究生的英文试题，有时也是老舍先生出的。在山东，老舍还发表了许多译文，其中以丘奇的长篇论文《但丁》为最重要。他自己写的论文《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物的创作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也很有独特的见解，是他潜心研究英国文学的重要成果。

1938年初，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马耳（叶君健）一个人担任几种外文的翻译，时间一长精力不支，老舍走上前去对他说：“把英文让给我吧。”他的一口漂亮的伦敦音连英国人都为之叫好。

老舍的英文藏书全部遗失在济南之后，他只得从图书馆借英文小说看，遇见精彩的，便一边朗读，一边口头翻译给旁人听。听故事的是他的两位单身邻居，都姓萧，一胖一瘦，胖的叫萧伯青，瘦的叫萧亦五。有一个时期，在北碚，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这样的小型英文故事读译会。

40年代中期，老舍到了美国。他的英文又发挥了作用。一是直接用英语做周游讲演；二是大量阅读美国文学作品，观看美国话剧和电影，考察美国的当代文学活动；三是帮助美国翻译家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别是抗战文学的伟大成就。有一个时期，他又落进了小说阵里，整天闭门读福克纳。在老舍的参与下，他自己的长篇小说《离婚》《牛天赐传》《四世同堂》《鼓书艺人》先后被译成了英文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加上在此之前已出版的英译本《骆驼祥子》，共有5部长篇小说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被集中地介绍给了英美读者。紧接着这些书又被转译成欧洲的许多文种。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对欧美首批的集中传播。应该说，不少欧美读者接触和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是始自老舍。

老舍从美国回国时，几乎把所有的美国物品都送了人，独独挑了六十多本英文书随身携带，大概，他始终没忘记他那大声朗读英文书的爱好。这些作品，其中包括毕尔波、克里斯蒂、乔叟、狄更斯、艾略特、格雷夫斯、哈德生、伊塞伍德、吉斯林、盖斯凯尔、劳伦斯、毛礼斯、欧福拉赫蒂、威尔斯、威尔德、马克·吐温、帕索斯、纳珍、刘易士、海明威等人的作品，始终陪伴着他，一直到1966年8月23日。可以说，老舍是在朗读这些作者的书以及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司汤达作品的英译本中度过自己晚年的部分闲暇时光的。可惜，没有人有心把他那流畅的、有腔有调的、浑厚的英语朗诵录下音来，这是一件憾事。

1956年老舍抽空翻译了一本萧伯纳的话剧《苹果车》，是为纪念这位他所喜爱的爱尔兰文豪诞生100周年而译。30年前，老舍自己的文学生涯始自伦敦，30年后，在创作他的著名的话剧《茶馆》的前夕，他再一次返回到西方文学上，是偶然，又非偶然。这现象，也许可以叫作不断地汲取、不断地融合、不断地前进吧。

一个作家，起码熟知一门外语，是件大有益处的事情。老舍的例子，足能说明问题。

读外文，使老舍多了一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