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小馆

下小馆，听起来，已经耳生了。这里所说的下小馆，是指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概念。那时，下小馆，对老舍先生来说，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

起码，有两层含义。

一是会友，还是那句话，离开朋友，老舍是无法生活的。下小馆，就是会友的好形式。在小饭馆一坐，要几样可口的菜，无拘无束，心旷神怡，越谈越热乎。下小馆比正式摆宴席要舒畅得多，方便得多，因为它随便，并不专为吃，谈话叙旧，倒更是主要的内容。对于外地来的朋友，则是出于礼仪的需要，尽地主之谊，小饭馆里聚全，凑上三五人，亲亲热热，痛痛快快，岂不妙哉！

二是品尝风味，吃点特别的。从这个角度上讲，老舍带朋友下小馆，颇有点采风和欣赏美食的味道。北京也好，重庆也好，各种小吃和传统食品丰富多彩，很有学问，下小馆就是专为找这种学问而来，小饭馆是这些城市和它们的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去尝一尝，不足以认识它们。所以，铺子不计大小，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可以一顾。

于是，下小馆也成了老舍先生的爱好之一。

但是，老舍先生并不嗜食。按饮食的档次分类，他只能归于“粗茶淡饭”一类。他的肠胃不甚健壮，在英国的时候，因为常常不能按时吃饭，得了胃下垂，并患有神经性肠炎。碰见油腻、牛奶、生冷都很难招架，甚至，东西还没进嘴，光是想一想，就有跑肚的感觉。在他眼里，最好吃的：早饭——豆浆油条，午饭——炸酱面，晚饭——酱肘子夹烧饼，还有小米粥。不过，他并不挑剔，而是给什么吃什么，很能将就，只要能按时吃饭就成。对饮食的低标准，自然是和他的出身寒苦，长期过着四海为家颠沛流离的生活有关。

如此看来，下小馆，更多的是为了别人。这一点，在许多朋友的回忆中都可以找到依据。像巴金、曹禺、臧克家、适夷、方殷、吴组缃、新凤霞、碧野、萧涤非诸先生，都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老舍先生下小馆的事。叶圣陶先生更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老舍尝谓盛宴共餐，不如小酒店之有情趣……共谓数十年之老友得以小叙，弥可珍也。”在武汉和重庆的时候，老舍没有固定收入，他是少数几个完全靠写作为生的作家中的一个，生活条件比起山东时期已大不一样，相当艰难。看见他身上穿的那一套灰布制服，就能知道个大概。它是用一种“自来旧”的布做成的，一下水就一蹶不振，永远难看。吴组缃先生给了它一个雅号，称之为“斯文扫地的衣裳”。即使如此，遇到朋友来访，老舍总会想出一些词来，到小饭馆一叙，诸如：

“走，我这儿有几块豆腐干，咱们去小馆要点绍兴黄酒。”

“我最近找到一个北方小面馆，物美价廉，去尝尝吧。”

“咱们还是边吃边聊吧，我认识一家熟铺子。”

“今天我来付钱，谁叫我多少比你宽裕一点呢。”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老舍卖掉一身衣裳请客的事，也是有的。譬如，老友罗常培先生由昆明来到北碚，老舍便有此举，一时传为佳话。

老舍被朋友请饭，也是常事。其中，几乎顿顿都请的事，发生过两次。一次是1941年他到云南，遇到了杨今甫、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陈梦家、朱自清、罗膺中、魏建功、章川岛……诸文坛老将，到吃饭的时候，每每是大家一同出去吃价钱最便宜的小馆。这些教授当时极穷，请不起老舍在外面吃饭，于是便轮流地把老舍请到家中，或包饺子，或炒地蛋丝，或烤几罐土茶，一谈就是几个钟头。另一次是1946年2月，老舍到上海。根据叶圣陶先生的记载，15天之内，有叶先生本人参加的为老舍、曹禺作饯的宴会就有9次之多，出席者还有郑振铎、许广平、夏衍、胡风、吴祖光、赵家璧、叶以群、蓬子等。总之，老舍的人缘极好，出门绝对饿不着，大家争着约他吃饭，甚至连开车的司机也争着请老舍坐他开的那部车，并掏钱请老舍吃酒。抗战时，在滇缅公路上常有所谓拉黄鱼的，黄鱼即靠给司机一些好处而搭车或私运东西者。老舍吃了司机的饭，笑着说：“这回，司机让黄鱼给吃了！”

解放后，老舍有了自己的小院子，他常常把小饭馆的菜叫到家里来。有一次，菊花盛开，他特意请了赵树理、欧阳予倩等好友来赏花。到吃饭的时候，只见一个老伙计提着两个大食盒走进院来。这种大食盒足有三尺直径，呈扁圆状，红漆，内分格。打开盖一看，里面分装着火腿、腊鸭、酱肉、熏鸡、小肚，都切成薄片，很是精致。在北京，这叫作“盒子菜”，是很实在的食品。老舍说：“这都是真正的好东西！”大家吃得兴高采烈。饭后，桌子一撤，余兴开始，老舍打头，先来一段京戏《秦琼卖马》。赵树理站在屋子中间，仰天高歌，唱的是上党梆子，声音又尖又高，简直不是唱，而是喊：“清早起来，出得门来，大腿朝后，屁股朝前……”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笑得直不起腰来。几条豪爽的汉子，高兴而来，乘兴而归，快活得不得了。

这样的聚会，一年之中，要有好几次，不过，食品总不会重样，即使常来的人，也回回都要发出惊讶的赞叹，回回都要刨根问底，打听老舍是由哪儿把它们“变”出来的。

巴金先生由上海来北京，老舍每次都要把巴金先生希望见到的老友一一请到，安排一次别开生面的聚餐。有时，赵树理、李伯钊、王亚平也要署上名，一起当发起人。巴金先生至今还保留着这样的信件，是约吃烤鸭的请帖，还约有梅兰芳和王瑶卿老人相见。巴金先生保留的另一件便函则更具有典型性：

“会议后我预备上琉璃厂，您愿同去否？若同去，咱们可顺手吃小馆。”

老舍尤其注意不要冷淡了那些挨了整的老朋友。他们来到北京，一般都不声张，悄悄地躲在一旁。遇到这种情况，老舍千方百计要把他们找到，郑重其事地邀请一起去吃一顿饭。他精心地挑选饭馆，挑选菜肴，为的是给遭难的朋友一点温暖。接到请柬的朋友，一般都十分惊讶，第一个反应往往是“不能去”。老舍或打电话，或派人去请，非来不可。见了面，热烈地握手，根本不谈那些敏感的问题，而是天南海北，做信天游。不出5分钟，朋友的拘谨已经无影无踪，开始快活地笑，快活地说，快活地吃。生活的勇气仿佛又在向他们招手。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没人敢理这些倒了霉的人，甚至没有人和他们握手。这一顿饭，对他们来说，远不是一顿饭，它是情，是人情。是温情。著名演员石挥，著名学者、作家孟超，他们是老舍多年的好友，后来又都挨了批，他们都在危难中吃过老舍的饭，尝过这情的滋味。

老舍还很爱到小馆去“看”饭。别的京戏演员笃行“饱吹饿唱”的信条，唱完了戏再吃饭，马连良独反其道而行，实行“饱唱”。而且越饱越唱得好。老舍去看他的戏，必早到一两个小时，参观他如何贯彻这个“饱吃饱唱制”。只见马连良高高地蹲在一个大烤肉炉前，自己下手，边烤边吃。老舍一边看一边点头：“嗯，温如先生嗓子好的秘密原来就在这儿！”老舍先生带孩子逛隆福寺，路过小吃摊，总要在摊前的长条凳上坐一坐，给孩子要一盘灌肠，他自己则脸朝外，背对摊子而坐，专看来往的行人和来摊上吃东西的顾客。他由美国回来不久，曾专门写信给他的老同学，相约到西直门外高梁桥附近的野地里聚会。大家席地而坐，架好炉火，大嚼烤羊肉。这吃法，有个有趣而形象的名称，叫作“雨来散”。想一想，周围有河、有桥、有柳、有苇，远处有西山、近处有古城墙，青烟缭绕，肉香四溢，简直是古画里的情景。使老舍留连不舍的，大概首先不是那烤肉，而是这张古画。

在老舍的作品里，常常反对全盘西化，以为大可不必发展烙饼卷洋臭豆腐（chese），也反对老张、赵子曰式的愚昧落后的吃喝方式（《老张的哲学》第十章里有绝妙的描写），他主张淘金，去掉沙子，露出真金，重新挖掘出中国悠久文化传统中的真正好东西。这就是老舍先生在“雨来散”里，在烤肉里，在“豌豆黄儿”里，在“盒子菜”里，在他帮助整理挖掘的三十多种北京风味菜肴里，看到的更深的含义。他把这些食品当成可亲可爱可敬可颂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老舍先生在许多饭馆里留下过他的墨迹，他的关于刀削面、猫耳朵、拨鱼儿的诗曾使经营者“晋阳饭店”大受其益，闻诗而来者络绎不绝。最有象征性的题词，大概莫过于北京最中心的一家一副金光闪闪的大字——“仿膳”。“四人帮”时期，写匾者的名字被挖了去，如今，又在原处补刻了出来，那便是“老舍”二字。

愿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会被得到珍视，得到发扬光大，此乃“仿膳”新解。老舍心里想的，正是这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