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玩骨牌

玩骨牌

骨牌这种玩意儿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在解放前,骨牌却是一种相当普及的玩物。

骨牌的外形酷似麻将牌,也是用动物骨头做面料,用竹子做背料,正面白,背面黄。粗眼一看,很容易误认为麻将牌。其实,它们之间的区别很大,一是张数不一,骨牌32张,麻将牌144张,二是牌面标志不同,三是玩法不同。

骨牌曾是一种赌具,最著名的赌法叫“推牌九”,毫无技巧,全凭运气,却很容易上瘾。输红了眼,赌注越下越大,往往一夜之间倾家荡产。正因为此,骨牌名声很不好。可是,骨牌同时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玩具。玩法很多,可以单人玩,可以双人玩,也可以多人玩。国外有一种不固定人数的游戏,叫“多米诺”,实际上,和中国骨牌的“接龙”简直就是一回事。“多米诺”很有名气,因为后来演变成一种比赛,即用不限量的各色小牌摆出多种多样精心设计的图案,将最后一张推倒,引起“连锁反应”,成千上万张牌依序倒下,形成触目惊心的奇景。比赛谁在最短时间里,用牌最多,图案摆得最别出心裁,效果最好。记者们后来借用了“多米诺”这种连锁反应的形象,放在政治用语中,成了政治事件连锁反应的代名词。

相比之下,中国骨牌的命没有“多米诺”那么好,它不仅被历史淘汰了,连它是个玩具、能玩出许多有趣的游戏这个功能也被埋没了。


老舍先生是个把骨牌当成文雅玩物的最典型的人。他有一副骨牌,走到哪儿带到那儿,形影不离,35年如一日。骨牌成了他的最好的朋友。

他是一个人玩。

这副牌老放在床上。他常常在写作的间隙,坐在床边默默地玩。写几百个字,放下笔,站起来,走到床边坐下,玩骨牌,思想却在写作上,想好了,放下牌,走回桌旁,拿起笔,继续写下去。

握笔的时间和摸牌的时间几乎是一比一。

他伏案写作的时候抽烟、喝茶,玩牌的时候并不抽烟喝茶,因为两只手都要动作。对脑子来说,玩骨牌,是一种休息,但又不完全处在休息状态,大概还是思考写作的时候多。手中有动作,脑子的某些细胞兼顾着牌,断断续续,似想非想,刚刚写出的句子还在脑子里转,转着转着,有了新词,情节有了新的延续,下一段又开始了。

老舍掌握的骨牌单人玩法甚多,有“过五关斩六将”,有“拿大点”,有“算卦”,有“拿对儿”等等。玩得最多的是“算卦”,又称“酒色财气”。这是一种结局需要计算的玩法。

在老舍留下来的书刊中,常常发现许多手写的算式,看上去,好像他成天在用笔演算什么。有时,一页纸上竟有五六个算式。这是他玩骨牌留下的痕迹。众多的算式说明了玩这种游戏的频率。信笔写来,不择纸张,遇见什么可写的地方,也许是参考书的封底,也许是笔记本,也许是正在读的杂志,统统拿来演算。这些算式为他有这种爱好留下了大量明确无误的见证。

在某种程度上,骨牌又和扑克牌有类似的地方,因为,扑克牌有许多单人玩法,其中有的玩法就和骨牌中的“过关”很相似。老舍会许多扑克牌的单人玩法。不过,比较起来,还是玩骨牌的时候多。在双人玩法中,扑克牌明显地占优势。

在济南,新婚的老舍常常和妻子两个人玩扑克牌,谁赢了就弹输家的脑门三下。

由上世纪30年代初,骨牌就出现在老舍先生身旁了,以后,由济南、青岛,到武汉,到重庆,到北碚,到纽约,到北京,直至1966年8月22日,他去世的前两天,这副骨牌和老舍始终相依为命。

玩骨牌,曾帮他度过了孤独的日子,起码有10年之久。

玩骨牌,曾是他写作期间的唯一休息方式,起码有20年之久。

骨牌的响声,曾是《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方珍珠》《龙须沟》《茶馆》《全家福》《正红旗下》等作品的催生曲,这些作品是在那副骨牌哗哗的洗牌声中诞生的。所以说,这声音是9部长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集、2部曲艺作品集、33部话剧和戏曲、3部散文集及几百篇杂文的“生命交响乐”。它演奏了起码有35年之久。


老舍有一顶维吾尔小帽,到了晚年,这顶小帽有了新用途,成了装骨牌的小“笸箩”。玩完了,往小帽中一放,正合适。

逢年过节,老舍先生便捧着他的小帽,招呼家人一齐玩多人玩的骨牌游戏——“接龙”,也就是“顶牛”。平常,这副骨牌是不拿出来给大家玩的,只是他一个人的“专利”,因为他自己写作时绝对离不开它。

唯一例外的可以随便动这副骨牌的,是他的小孙女。她常常乘爷爷写作的时候,偷偷地把骨牌从小帽中倒出来,灌进像小船似的爷爷的大毡鞋里,再从小船里倒到地毯上,码房子,堆小山。她以为爷爷有一套小积木。

有时爷爷放下笔,走过来,也坐在地毯上加入玩“积木”的行列。爷爷会玩各种图案给小孙女看,最常摆的有“宝塔”“蝎子”“王八”,都属于骨牌的单人玩法。一老一少,互相命令着,互相争抢着,玩得有滋有味,其乐无穷。过一会儿,老人由罐子里掏出一颗大蜜枣,放进娃娃的小嘴里,“好了,爷爷要‘画’字了。”小娃娃知道爷爷只有两件事:一是“画”字,一是玩“积木”。

作家的写作方式从来都各不相同,有的喜欢开夜车,有的喜欢搞突击,有的细水长流,有的愿意站着写,有的嘴中香烟一根接一根,有的口述,有的使用打字机,更多的是面壁而坐,埋头疾书。思索的时候长了,不免头昏脑涨。于是,作家们又想出许多休息方式来,有的散步,有的慢跑,有的驱车,有的骑马,有的修剪花草。中国作家却要艰苦得多,他们中的大多数写作环境很差,“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老舍的一套特殊写作方式,包括玩骨牌在内,倒是很能适应这种艰苦的环境。一张床,一张小桌足矣,桌上有笔墨纸砚,瓶中有一二朵小花,床上有骨牌,每天上午,就在床和桌之间往返。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过的是清苦的生活。国难当头,有时,他被迫弃家别妻,苦闷寂寞是可想而知的,他只能咬紧牙关,强把眼泪咽到肚里,为国设想,为国牺牲,过着忠孝不能兼顾的日子,形单影只,唯有笔和骨牌陪伴着他。他极爱清静,对任何事情从不马虎,玩骨牌,对老舍先生,是很有象征性的,汇总了爱清静的癖好和持之以恒的严肃态度。

如果,有一天,老舍本人的形象能在戏剧电影中出现的话,建议编导不要忘记玩骨牌这个细节。这个细节很能把一个中国文人的气质反映出来。

说来奇怪,老舍在散文中并没有写过自己的这个爱好。就是在作品中,描写也不多,不像麻将那么受重视。麻将桌往往是作家笔下的好道具,能把几个人的性格同时表现出来。究其原因,大概是骨牌的单人玩法比较多。在《骆驼祥子》中有一段虎妞玩骨牌的描写,说的也是单人玩法,是算卦。她对祥子说,

“我刚才用骨牌打了一卦,准知道你回来,灵不灵?”

这大概是仅有的在老舍作品中提到骨牌的地方。

老舍去世之后,他的骨牌被万幸地保存了下来。曾经被夫人带到日本去展览过。将来,一定会在“老舍故居”中正式展出,说不定,还会有这么一句解说词:

这是跟随老舍先生时间最长的心爱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