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相声
从1926年第7期开始，上海《小说月报》连载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它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老张一生只洗三次澡：两次业经执行，其余一次至今还没有人敢断定是否实现，虽然他生在人人是‘预言家’的中国。第一次是他生下来的第三天，由收生婆把那时候无知无觉的他，像小老鼠似的在铜盆里洗的。第二次是他结婚的前一夕，自动的到清水池塘洗的。这两个铜元的花费，至今还在账本上写着，这在老张的历史上是毫不可疑的事实。至于将来的一次呢，按着多数预言家的推测，设若执行，一定是被动的。简言之，就是‘洗尸’。”
《老张的哲学》花了6个月登完之后，过了3个月，同一个作者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赵子曰》又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这次比上一次还幽默，几乎段段都能叫人笑出泪来。
譬如，说到北京人开的西餐馆，作者是这么描写的：
‘吃什么，大爷，sir？’摆台的打着山东话问。乘着我端看菜单之际，他把抹布放在肩头，掏出鼻烟壶，脆脆地吸了两鼻子。两个人要了西红柿炒山药蛋，烧鳜鱼，小瓶白兰地，冷牛舌头，和洋焦三仙（咖啡）。写赵子曰唱戏上了瘾，自我陶醉，连做梦都在唱《八大锤》：“他倒在床上颠来倒去的梦着：八大锤，锤八大，大八锤，整整捶了一夜。”
寥寥数语，惟妙惟肖，读者忍不住会笑出声来。
可是，这两本书，并不是只为逗笑而写。不论《老张的哲学》还是《赵子曰》，都是很严肃的。它们有严肃的主题，严肃的思想，严肃的故事，告诉人们一些严肃的哲理，使人们在轻松活泼的表面之中看见许多社会的弊病和腐败，从被揭露的人生的阴暗中获得若干警觉。正像茅盾对《赵子曰》作者的评语：“在嬉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
写这两部书的便是年轻的老舍。他当时二十五六岁，正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官话”。到1929年他离开英国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蜚声文坛的作家了，他用漂亮的北京话写作，以文笔幽默、俏皮、生动而轰动一时。
当他回到老家北京的时候，人们送给他一个雅号——笑王。他的第一次国内公开讲演是在北京青年会做的，题目是《谈滑稽》。这一天，青年会礼堂座无虚席。从老舍先生一张嘴，到讲演完毕，听众的笑声几乎没有断过。每当全场哄堂大笑时，只见讲演者本人非但不笑，脸反而绷得更紧，一本正经，形成一种奇妙的强烈对比。
从此，他似乎成了一个著名的讲演家。他确有很高超的讲演技能，善于说笑话，于是不论走到哪里，都会被团团围住，成为中心人物。以至于连节假日也常常被各种集会占用，有的是请他去讲演，有的是请他去说笑话，有的是请他去当翻译，洋学者的讲演经他一翻，便妙语连篇，有的是请他去解决纠纷，当裁判、说公道话，有的是请他去“客串讲道”，信教的和不信教的，闻风而来，热闹得很像“赶庙会”。有一个时期，老舍先生被这种“唱堂会”式的邀请搞得喘不过气，甚至感到有些厌烦。“非发明个机器不可了！放在口袋里，用手一摸，脑中立刻一热、一亮，马上来个奇妙的笑话。不然，人生绝对幽默不了，而且要减寿十年。”
幽默在老舍手里有多种功能。如果说把人逗乐也是一种功能的话，那大概要算是一种最表面的功能了。从这种角度上讲，老舍曾不止一次地说：“我决定不再幽默！”他认为幽默应该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应该包括讽刺、机智、聪明、警醒。
由于家境不佳，老舍先天不足。3岁之后才能成句。但是，到了高小之后，沉默寡言突然被能说会道取代。到上中级师范的时候，老舍已常常在讲演比赛中夺魁。他从小就喜爱听相声，听评书、听京戏。他有几位好朋友，都是说故事讲笑话的能手。他们的名字是罗常培、白涤洲、赵水澄、何容、许地山。他们多数并不是北京人，可是在一贯以说话风趣而著名的北京人中，他们的口才都足以使北京人闭嘴。老舍和他们在一起如鱼得水。一种对语言的共同爱好和超水平的驾驭本领，使他们常在语言上共同切磋。这一切使老舍成了一个有口才的人，懂得在什么肯节上找“哏”，懂得运用哪些规律和技巧，使人听了发笑、惊异，或者啼笑皆非。譬如，“重复律”在老舍手里，就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不是十拿九稳，而是百发百中。
幽默并不是人人都会的，有的人一辈子也幽默不起来。老舍先生是一个对己严、对人厚的人。在他那里，同情、谅解和激愤、正直，同样发扬光大。
总而言之，小说中独特语言风格的形成，生活中语言功底的积累，性格中幽默气质的根基，一来二去，使老舍成了一个能写相声的人，这在写小说的新文学作家中是少见的。
老舍写相声始自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完全是为了抗日鼓动。幽默在相声里有了最高的价值和最广的市场。
老舍自己还爱亲自登台表演相声。在武汉他把脸涂白，把头发梳成“朝天锥”，把衣领塞起来和著名滑稽大鼓演员山药蛋（富少舫）上台演过双簧，在重庆和相声演员小地梨（欧少久）演过相声，在重庆北碚他分别和作家老向、梁实秋上台演过相声，这些都是被传为美谈的趣闻。
老舍说：“旧瓶装新酒给予我一种强烈的诱惑，以为这是宣传抗战的最锋利的武器。”
于是，除了写新段子，让艺人们说“抗战相声”之外，他穿上灰大褂，头上扎一块方巾，手中拿着折扇，上了台。对词儿的时候，老舍向没有上台经验的作家、他的捧哏伙伴面授机宜：“说相声的诀窍是，不管台下怎么笑，台上的绝对不能笑，台下越乐得欢，台上的脸越要绷得紧！”有一次，在正式演出时，老舍按照老相声的章法用扇子骨打捧哏的梁实秋的前额，梁实秋躲闪不及，打落了眼镜。梁实秋忙伸出两臂，正好接住，在空中托住不动，做亮相状，观众以为是一种“绝活儿”，没看过瘾，大喊：“再来一个！”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抗战文协”举行了第七届理事年会，老舍请来了周恩来，说7年前“文协”成立的时候，周先生就来了，现在，“文协”结束自己的工作，周先生又来了，我们请他讲讲延安的文艺动态。随后，由郭沫若当场和老舍的两句诗，老舍说笑话，说完笑话，接着说相声。又是一个巧合——以相声始，以相声终，伴随着“抗战文协”的始与终。7年多以前，在“抗战文协”的成立庆祝会上，就是以老舍的相声做压轴的余兴节目。
上世纪40年代末老舍旅居美国，在纽约过50岁生日。几位中国朋友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家庭宴会。老舍自己为这次宴会特意准备了文艺节目——说相声，他的伙伴是耶鲁大学教授王方宇先生。表演完毕，大家欢迎再来一个。王方宇自告奋勇，加说一段单口，刚说了几句，老舍站了起来，低声说：“我跟着瞎说去！”
解放后，细心的观众在老舍先生的许多话剧里发现了相声的技法：
唐铁嘴：听说后面改了公寓，租给我一间房子，好不好？
王利发：唐先生，你那点嗜好，在我这儿恐怕……
唐铁嘴：我已经不抽大烟了！
王利发：真的？你可真要发财了！
唐铁嘴：我改抽“白面”啦。你看，哈德门烟是又长又松。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
宋恩子：我出个不很高明的主意：干脆来个包月，每月一号，按阳历算，你把那点……
吴祥子：那点意思！
宋恩子：对，那点意思送到，你省事，我们也省事！
王利发：那点意思得多少呢？
吴祥子：你聪明，还能把那点意思闹成不好意思吗？
这些无与伦比的妙句成了老舍式的经典语言。
老舍晚年还发明了一种文体，叫“小相声”，是用一小段文字专门讽刺一件事，几百个字解决问题，很像“一分钟小说”或“小小说”，依然显示着他对相声一如既往的偏爱。
老舍很注意从生活中采集幽默的话，听到一句好词，久久地玩味，转述给大家听，反复检验其效果，收在自己的储备里。有一回高元钧和另一位著名曲艺演员一起坐火车出差，高元钧一上车便倒头就睡，睡下就开始打呼噜，打得山响，害得那一位一夜没合眼。第二天起来，那一位伸着大拇指对高元钧说：“您的呼噜打得可真有水平！”高元钧想了想，很谦虚地回答：“嗐，打不好，瞎打！”老舍很欣赏这句话，每当别人夸奖他的时候，他先说这个故事，然后说：我也是“打不好，瞎打！”不过，勤快是我的优点，我并不老“打呼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