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戏

老舍爱看戏，是个戏迷，看过的戏极多，对京戏和昆曲有很深的了解。像多数北京的满族人一样，他自己还会唱，虽然没有粉墨登场过，但在作家群中，偶尔放喉高唱一曲，也能惊震四邻。

老舍平常绝不哼戏，也不唱戏，就好像他的戏完全是为盛大的集会或者重大的节日准备的。由于唱的次数不多，稀者为贵，每唱一次，都会给在座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还会成为报刊上的新闻花絮。到目前为止，此类文人花絮已经找到了一小组，足以证明老舍先生唱戏多年来一直是引人注目的趣事。

老舍唱得相当好，字正腔圆，味儿浓，这也是他唱戏常常被记述下来的原因之一。

他的嗓子好，对这一点，他很自傲。天生一副好嗓子，颇有资格自豪地挑大拇指，“瞧，这嗓子！”唱戏讲究第一嗓子就得抓人。第一嗓子“冲”，必有“迎头好”。老舍吃准了这个窍门，第一嗓子唱出来既高亢又气长，不光音量大，底气足，而且带着各种各样高难度的技巧，大有非逗出听者几声清脆的高叫之势——“好哇！”朋友们叫着，老舍的眼睛在眼镜后面调皮地闪闪发光，得意万分。

老舍学戏始于1920年，当时他21岁。刚由小学校长晋升为北郊劝学员，事不多，而薪金甚优厚。正像他在《小型的复活》一文中所写的：“我总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于是我去看戏……因为看戏有了瘾，我更进一步去和友人们学几句，赶到酒酣耳热的时节，我也能喊两嗓子，好歹不管，喊喊总是痛快的。”

老舍学的戏里，英雄豪杰的居多，正气凛然的居多。老舍说过，他年轻的时候是个悲观主义者，性格孤僻、内向、清高，总有一种压抑感，心里常是郁闷的。借着唱戏，他能喊出积淤在胸中的不快和苦闷。“好歹不管，喊喊总是痛快的。”这话正是他那个时代不满现状的青年们的写照。借着英雄豪杰的嘴，喊几声“哇呀呀——”给那沉闷的空气添加几声响雷。

在京戏里，他唱黑头、老旦和老生，从不唱青衣、花旦和小生。在一出《黄鹤楼》中，他可以一赶三，既唱孔明、周瑜，又唱张飞。只在昆曲中，才学旦角。

在老舍先生的几位友人中，罗常培先生既是一位密友，又是一位戏友。他是语言学家，喜欢从音韵学的角度研究戏曲，善唱昆曲和京戏。罗先生保留着一张早年的照片，罗先生扮黄天霸，老舍扮寞尔墩，虽是一张扮相之脸，却也说明他们的兴致。他们二位，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有一个时期曾在北京一中共事，罗是代理校长，舒是国文、修身、音乐教员；舒老师不仅在音乐课中把昆曲当作教材，而且在国文课上也唱过戏，这使学生们大为惊讶。有一次他讲解诸葛亮的《出师表》，大讲《失街亭》里的诸葛亮，如何心胸开阔，严于律己，便学当时红极一时的名演员谭鑫培的念白，“悔不听先帝之言，错用马谡，乃亮之罪也！”他告诫学生们说：“以后听戏，不要只听那些味儿，要看有益身心的感人之处，诸葛亮就知错认过嘛！”说得学生们都笑了起来，还有一次讲解骆宾王的文章，突然唱起了昆曲《弹词》，只见他一板一眼地打着拍子，一本正经地唱下去，学生们又惊又喜，从来不曾上过这样的“图文并茂，文武双全”的课。一些爱好戏曲的学生不禁暗暗叫绝，因为大家以为昆曲是唱功中最高级的艺术，难度极大，会者甚寡。

1936年老舍专程由青岛回到北京，为老母祝贺80大寿，白天演了杂耍，唱了大鼓，放了电影；晚上，老舍兴致未尽，指着二胡说：“拉起来呀！”自己唱起了《捉放曹》。这一天，大概是老舍的老母亲一生中度过的最高兴的一天。《捉放曹》之后，老太太上炕睡觉，老舍悄然离去，此一别，竟成了母子二人的永别。

抗日战争，不仅使老舍变了一个人，而且也使他喜爱的旧戏找到了新的使命。

此时的老舍，既是一个能够孤独的人，也是一个广交朋友热情奔放的人，既是一个饱尝过人间辛酸、思想深沉的人，又是一个谈笑风生、事事跑在前头的人。他幽默、客气、随和，善于团结人，但绝不随便放弃原则。他耿直、嫉恶如仇，见不得阴谋诡计，气愤起来照样要拍桌子，但常常把委曲和眼泪默默地咽到肚里，只要是为了抗战，任何风险和艰难他都愿意承担。他的真挚赢得了大家对他的信任，一致推举他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负责人。在“抗敌文协”第一次筹备大会上，利用开会之前的空隙，老舍占据了一张桌子，拉几位朋友围着他，听他唱刚刚写完的京戏《忠烈图》。当时“抗战文协”的口号是“文章入伍，文章下乡”和“旧瓶装新酒”。《忠烈图》就是旧瓶装新酒，利用京戏的旧唱腔编抗战的新戏。老舍用一个指头敲着桌沿，有滋有味地唱着，唱到高潮处，自己先受了感动，停下来，望着大家，说：“多悲！”大家倒是先被他的“真”所感动，说他与众不同，是个“真人”。

抗战的气氛和老舍喜欢的铁骨铮铮正气悲壮之歌倒是十分合拍，所以他的京戏清唱次数大大增加。那时，文化界人士聚会频繁，茶会、晚会、朗诵会、讨论会、座谈会、纪念会接二连三，老舍的清唱也就成了这些会议余兴中的主要节目之一。一个不够，往往还要他加演相声、笑话或者朗诵。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只要有老舍先生出节目，不嫌其多，再晚也要看完，绝不早退！

老舍京戏清唱的名声居然很快传到了革命圣地延安。1939年老舍随全国慰劳总团北路分团到达延安。晚宴后听《黄河大合唱》，老舍大受感动，连说：“气魄真大！好热情！”延安开会，会场气氛一向活跃，可以自由地拉节目，不知是谁提议，欢迎老舍来一段京戏清唱，毛主席也站起来和大家一道鼓掌。老舍登台，面对延安父老和边区领导人，放喉高唱，这大概是他平生经历过的场面最大的一次清唱了。

说来有趣，老舍一生中有几次大的转折，都是以唱戏相伴。1946年他和曹禺到美国去讲学，临行前文艺界在上海为他们饯行，开了一次盛大的集会，大家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会后聚餐，聚餐之后趁余兴，由老舍带头唱，热闹了一番之后，又由老舍压轴，加唱的是《草桥关》。1949年底，老舍由美国回国，1950年元旦，文艺界在北京饭店开了一次盛大的新年联欢会，欢迎老舍归国。老舍谈了他的美国之行，余兴后，又是老舍唱戏，这次他唱的是《审李七》。

解放后，看戏成了老舍的任务，他是北京戏曲改革小组的成员，经常和艺人们一起研究保留哪些有用的剧目。他结识了许多京戏演员，并和著名的艺术表演家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马连良、郝寿臣等人成为好友，来往甚密。1953年老舍参加赴朝慰问团，正好和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编在一个分团。有一天，吃过晚饭，老舍见没有其他安排，就建议找附近的志愿军开个小联欢会。由他带队，请这几位大演员给战士们清唱。唱了几段须生戏之后，老舍说：“该换换口味了，我来一段老旦。”他唱的是《钓金龟》。战士们兴奋得了不得，几位大演员则夸奖老舍的腔调颇有上世纪20年代名老旦龚云甫的味儿。

老舍先生改编了《十五贯》，这是由昆曲移植成京戏的一种尝试，周恩来总理为此还表扬了老舍，老舍还新编了京戏《青霞丹雪》，马连良、张君秋、谭富英等著名演员参加了此戏的演出，改编了京戏《王宝钏》。这三出京戏的创作、移植和改编将老舍对京戏的喜好推向了新的高度。这三出戏的出现极好地说明了一个事实：老舍先生虽是民族古老艺术的崇拜者，可是他的眼睛却能紧紧地盯住时代的变化。

老舍先生不再唱戏是1961年的事，在儿子的婚礼上他宣布了这个决定：“我有了儿媳妇，从今天开始，我不再唱戏。我给你们说一段我到内蒙古去观光的感想吧！”接着他就绘声绘色侃侃而谈，说得妙趣横生。忽然，他话头一转，神秘地瞪着来宾，“你们吃过犴的鼻子吗？这回我吃着了，内蒙古的名菜，好吃，真好吃！就是吃着怪心疼的。挺灵挺大的鼻子，犴的！”大家哄堂大笑，他便在笑声中结束了自己奇特的婚礼祝词。果然，当了公公的老爷子从此“改戏”了，只说不唱，可是，幽默不减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