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作家制度最初产生于苏联。中国向苏联学习，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专业作家制度。当时的专业作家，大都“挂”在中国作家协会各地分会，称为“驻会作家”。

不过，也有的不是“驻会作家”，而是“挂”在各地出版社，实际上也是专业作家。

其实，为了发展体育运动而设立“国家队”以及各省市专业运动队，为了发展科学事业而在中国科学院以及各地分院设立研究员，都相当于“专业作家”。这实际上是工作上的需要。因为只有专业投身于某项事业，才能集中精力，才能有充裕的时间，才能创造突出的成果。

据统计，在“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专业作家不超过300人。这对于10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是很小的数字。与各种专业运动员、科学研究员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数字。

不过，就世界而言，却只有苏联、中国等少数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设立专业作家。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没有国家设立专业作家的。他们的“专业作家”不是国家设立的，而是纯粹依靠自己的稿费过日子。谁以为能够用稿费维持生活并因此辞去其他工作，专心于写作，谁就是“专业作家”——这样的“专业作家”，用不着谁批准，也用不着建立一套专业作家制度加以保证。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作家协会及其各地分会被作为“裴多菲俱乐部”进行“批判”，专业作家们也就自身难保。专业作家作为“三名三高”的“典型”，也受到“批判”。专业作家制度也就名存实亡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各地纷纷呼吁恢复专业作家制度，同时又呼吁对过去的专业作家制度的弊病进行改革。

专业作家是必要的。这是一支文学精英队伍。诚如国家需要专业的足球队、篮球队一样，国家也需要一支专业作家队伍，以便完成文学上的长篇巨著。

然而，过去的专业作家制度的弊病也是很明显的：专业作家“只上不下”，端“铁饭碗”，因此，也就实际上形成了专业作家的“终身制”。

运动员吃的是“青春饭”。因此，国家专业运动员并无终身制。到了一定的年龄，运动成绩下降了，那就离开了国家专业运动员队伍。

作家虽然与运动员不同，有的作家七八十岁，依然佳作迭出，但是也有的作家，到了一定的年龄，要么体力不支，要么创作的源泉枯竭了，作品就少了以至写不出来。然而，这时候仍然挂着“专业作家”的牌子，实际上“专业作家”成了“荣誉职位”。

正因为这样，专业作家制度既要恢复，又要改革。

1983年1月15日，《羊城晚报》报道，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率先改革专业作家制度，提出专业作家不列入国家工作人员编制，不拿工资，经济来源靠稿费收入。

紧接着，中国作家协会各地分会开始试行各种不同的专业作家制度，意见纷纭。

总体来说，各地都赞成废除专业作家终身制，打破“铁饭碗”。但是，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也有人提出，文学家和科学家一样，越老越成熟，不能退休，应该实行“终身制”。

也有不少人提出，必须改革现行的低稿酬制，不提高稿酬，作家无法依靠稿酬生活。

在这关于专业作家制度大讨论的热潮之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后来改名为“上海市作家协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983年2月7日，上海《文汇报》以《上海改革专业作家体制》为题，发表新华社记者的报道指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为繁荣文学创作，培养文学新人，最近对专业作家体制提出改革措施：除少数在文学创作上确有成就的老作家外，其他人员不再列为专业作家。”

这就是说，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只对“少数在文学创作上确有成就的老作家”设为专业作家，而中青年作家只能申请创作假而已。

这一报道发表之后，作家们特别是上海中青年作家们反应强烈。

有人说：上海是一个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国际都市，即便100万人口设一个专业作家，也应该设十几个专业作家！

有人说：一个专业作家的工资，一年不到2000元（当时水平），十来个专业作家的年工资不过两万元。上海这么个大城市，这么一点钱也拿不出来？

还有人说：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只对“少数在文学创作上确有成就的老作家”设专业作家，而“少数在文学创作上确有成就的老作家”实际上是写不出多少新作的作家。因此，专业作家实际上成了荣誉职位！当中老年作家们写不动了，成了“少数在文学创作上确有成就的老作家”，这时候才成为专业作家，又有什么意义？应当成为专业作家的是“在文学创作上确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而“少数在文学创作上确有成就的老作家”应该退休！

此后，不断传来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省分会、河北省分会、四川省分会设立专业作家的消息。这样，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不能不对自己的决定重新加以考虑。

到了1985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对于专业作家制度的态度有了重大改变，准备首次招聘专业作家，对象是中青年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招聘专业作家，“考”的是作品。每个报考者，必须送去两篇代表性作品。

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研究同意，组成了“上海市专业作家资格审定评委会”，共21名委员。这些委员，几乎都是上海文学界权威人士。每人所交的作品经复印后，分发给评委。按规定，只有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票——即14票，方可获准受聘。

专业作家的名额共40个，报考者为22人。上海作协的方针是“宁缺毋滥，从严掌握”，尤其是首批的。

由于评委们大都上了年纪，工作又忙，因此花了很长时间才算看完作品。为了节省评委的时间，上海作协做了一个票箱，由指定的工作人员送到评委家中，请评委把票子（无记名）投入。直到21票投齐，在监票者监视下方可开箱，当场统计票数。据告，柯灵因年事已高，无精力审看那么多的作品，已给上海作协写了信，要求退出评委。因此，评委实际上只20位。但是，仍坚持要得14票以上才可应聘。

1987年5月15日，清晨，我习惯地打开收音机，一边起床，一边听新闻节目。忽然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里传出我的名字——原来，上海作协聘任首批专业作家，今日公布，共8人，依次为王安忆、赵丽宏、叶永烈、陈继光、孙树棻、胡万春、陆星儿和陈洁。

就在这一天，《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都刊登了这一消息。就这样，我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首批专业作家之一。

1987年7月7日，我正式办理工作调动手续，调往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调动工作的通知单上，写着：“叶永烈基本工资每月110.50元，工资津贴12.50元，共计123元，1987年8月1日起由你单位发给。”

从此，我正式调往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担任专业作家。转眼之间，20年过去了，首批8名专业作家之中，孙树棻、胡万春、陆星儿已经去世，陈继光、陈洁去了美国，王安忆则调往复旦大学。

后来，上海作家协会经过评审，又增加了几位专业作家。不过，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上海作家协会对专业作家“只出不进”。如今，上海作家协会只吸收合同制作家，为期一年，期满之后仍回原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