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永远的结”

《南方周末》在2011年3月3日发表了我作为“一家之言”的《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一文之后，不出所料引起了争议。当我结束在延安的紧张的采访工作之后回到上海，看到3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了吴拯修的《“客观评价”真的客观吗？与叶永烈先生商榷》及彭劲秀的《李锐的话并非“孤证”》两文。虽然我无法苟同吴拯修先生的见解，但是我很同意他所说的，“‘万斤亩’公案的问题，既涉及堪称伟大的科学家，又关乎共和国一段触目惊心的历史，是恰恰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正因为这样，我补写了在《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一文中未曾详加论述的核心问题。

钱学森在生前也很重视“万斤亩”公案。据时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回忆，钱学森曾经对她十分感叹地说过，“万斤亩”一事会是他永远的结，因为时不时总有人拿出来做文章。

钱学森的一位秘书曾经要写文章澄清关于“万斤亩”的种种误传，钱学森没有同意，认为这样的文章由他的身边工作人员来写不合适。

钱学森去世之后，在北京的一个纪念钱学森的座谈会上，有人提及《中国青年报》1958年以钱学森名义发表的短文，当时钱学森一位身边工作人员“突然激动地站起来发言（注：大家都是坐着发言），他提到了这篇文章，但他接着说钱学森生前不让大家为此辩解，发言欲言又止。”（据2011年3月15日鲍世行的回忆）

“万斤亩”公案所以成为钱学森“永远的结”，其核心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上了科学家的当”。这里的“科学家”，当然是指钱学森。

我在《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中，已经清楚指出：

毛泽东在1956年对于粮食的亩产量的判断是符合科学的，提出“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二千斤行不行？”

毛泽东从1959年4月开始，对于粮食的亩产量的判断也回归到清醒的状态，指出1958年的亩产实际上只有300斤。

然而，毛泽东在1958年8月去河北徐水、河南新乡、山东历城视察时，却对当时放粮食亩产万斤、几万斤的“卫星”确信无疑。

正因为这样，在1959年夏毛泽东受到许多人的尖锐质疑，其中包括田家英、李锐。他们问毛泽东，你种过田，而且在1956年就清楚知道花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搞到亩产二千斤”，怎么会相信1958年的亩产万斤、几万斤的“卫星”？面对质疑，毛泽东说了那句话，“我上了科学家的当”！

从此，钱学森有口难辩，原因有二：

其一，虽然《中国青年报》上的短文是把他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的展望文章经编辑“穿靴戴帽”而成，但毕竟是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外人不知内情；

其二，毛泽东说自己是“上了科学家的当”，陡然使问题变得非常严重。尤其是钱学森向来非常敬重毛泽东，而毛泽东却说是上了他的当，他怎能不痛心！

众所周知，当时钱学森回国不久，还不是中共党员，还只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所长。作为一位“统战对象”，他原本只是为农业发展纲要写点应景文章，敲敲边鼓，一下子被无限“放大”，成了1958年“浮夸风”的鼓吹手，甚至成为“大跃进”的“推手”，还有人要钱学森为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负责”。

尤其是钱学森在为中国的导弹、卫星、航天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时候，便“时不时总有人拿出（‘万斤亩’公案）来做文章”。

于是，“万斤亩”公案成为钱学森“永远的结”。

面对种种质疑、批评以至谴责，钱学森能说什么呢？

毛泽东的这句分量很重的“我上了科学家的当”，使一介书生钱学森成了1958年亩产万斤的“浮夸风”的替罪羊，而作为领袖的毛泽东只是“上当”而已。这就是钱学森“万斤亩”公案的实质，是钱学森的难言之隐。

正是出于“严肃认真对待”这一历史公案的初衷，我走访钱学森当年的秘书张可文，走访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走访《中国青年报》当时的责任编辑，走访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还查阅了当时的诸多报刊和这一历史公案的相关国内外的许多文章，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写出8万多字的《为钱学森拂去流言》，其中关于“万斤亩”公案约5万字。《南方周末》限于篇幅，只能刊登其中近2万字的文稿。

顺便更正一下，钱学森1993年致孙玄信中的“每年每亩地接受日光能量为8—13.3×10⁸大卡”，应为“每年每亩地接受日光能量为8×10⁸—13.3×10⁸大卡”，亦即8亿至13.3亿大卡。

另外，我的文章中并无否定李锐先生的回忆之意。所谓“孤证”，就是李锐对我所说的“本来就是我和毛泽东两个人的谈话”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