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的宋庆龄

北京的中南海举世闻名。在中南海北面，依次为北海、前海和后海。后海行人稀少，显得十分幽静。在后海的“海边”——也就是湖边，有一幢灰墙、红门的大宅，大门上方高悬金字横匾：“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

我来到这里采访，受到负责人的热情接待。他们详尽地向我讲述了宋庆龄感人至深的许多故事。其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宋庆龄的清廉。

宋庆龄身居高位，住在那样豪华的大花园之中，有诸多的工作人员如秘书、警卫、司机、厨师、保姆、花工为她服务。不论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她都有专门为她配备的大型“红旗牌”轿车——这是当时专为中央首长生产的高级轿车。在常人眼中，她是“人上人”，认为她的生活一定非常丰富多彩；她如此雍容华贵，消费一定“高水平”。

其实不然。宋庆龄有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宋庆龄不是没有钱。1951年9月18日，她在中南海怀仁堂接受苏联代表团授予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奖金10万卢布。她在汇款单背后，写下这么一行字：

“此款捐给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

后来，宋庆龄的这笔奖金被用来创建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这座颇具规模的医院，迄今仍在上海徐家汇为广大妇女儿童服务。

然而，宋庆龄个人生活的俭朴，却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

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定为最高的“一级工资”，每月工资570元。另外，国务院每月还给她300元补贴。这样高的工资，在当时的中国，要算是最高的了。

她也以为自己的工资过高，所以在“文革”开始之后，主动提出，取消每月300元的补贴。

周恩来深知她的开销大，尽管她一次次退回补贴，还是嘱令有关部门把她的补贴专项保存，以便在她需要的时候给她。

宋庆龄的支出确实很大：

宋庆龄在上海的保姆李月娥，从16岁起就来到宋庆龄身边。宋庆龄称她“李姐”，视她如同亲姐妹。但是李月娥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她的工资是由宋庆龄从自己的工资中给她的。李月娥在宋庆龄身边53年，直至1981年2月因癌症去世。李月娥病重时，宋庆龄答应她将来与自己葬在一起。果然，在李月娥死后，宋庆龄把她安葬在上海宋氏陵园——宋庆龄自己动手画好草图，标明她和李月娥的墓等距离分布于她的父母合葬墓的左右两侧。

宋庆龄在北京的保姆，同样是由宋庆龄本人发给工资。

宋庆龄常常在家中招待客人。如果来访的是外国政界元首、显赫要人，按照规定由北京饭店派出厨师掌勺，招待费用也由公家支出。但是，也有许多外国朋友是来自中下层，宋庆龄也总是设家宴招待。这些应酬，宋庆龄都是自己掏腰包。

宋庆龄给外宾送礼，也大都是自己花钱买的。

宋庆龄经常来往于上海与北京之间。她每次从北京回上海，总是给上海的工作人员带礼品，而她从上海来到北京，则又给北京的工作人员买礼品。

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谁家老人病了，谁家孩子多，谁家生病住院，她总是给钱，帮助解决困难。

宋庆龄要求管家对于每一笔支出，都详细记账。每个月，她要核账一次。核账的时候，管家一笔笔报账，她在一旁静静地、细细地听。

有一次，她听完管家报账，问道：“我那次送给外宾的丝绸，账上为什么没有记？”

管家解释说：“机关事务管理局给报销了。”

她一听，马上很严肃地说：“这是我送的礼，怎么能让公家报销？”

管家说：“下次一定注意。这次反正已经报销了，就算了。”

宋庆龄坚持这次一定要付钱。

管家知道宋庆龄说一不二的脾气，赶紧照她的意见去办。

然而，宋庆龄的开支毕竟太大。她的工资不够开支，管家不得不经常替她预支工资。

宋庆龄预支工资，这表明她陷入经济困境。国务院有关部门连忙给她送来替她保存的工资补贴。

宋庆龄知道了，马上把这工资补贴退回去。她说：“我说过，不要工资补贴！我只领我的工资。我的工资已经比别人高得多，怎么可以再领补贴？我的工资是够用的。这次，我只是因为替身边工作人员的家属付医药费，一时不够，所以预支工资。”

宋庆龄本人的生活非常节俭。在宋庆龄去世之后，工作人员清理她的遗物，发现：

她的睡衣已经补了好几次；

她患关节炎，她的护膝是用三种不同颜色的毛线头自己编织的，护膝上面是一根用来系在腰间的绳子；

她用的手绢，已经有着破洞，仍在使用。手绢上绣着她的英文名字的缩写“SCL”，表明这是她在新中国成立前定做的。尽管她的柜子里还有一批未用过的同样的新手绢，但她总是用到不能再用，这才换一条新手绢。

宋庆龄天生丽质，什么样的衣服穿在她身上，都很好看，都给人“豪华”之感。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后，她很少做新衣服。晚年的她，身体不断发胖，旧衣服穿不下了，她就在旧衣服的衣腰、裤腰上加条。所以，宋庆龄遗留的衣服，大都有着加条。她还保存着许多不同颜色的零头布，为的是能够为不同颜色的衣服加条。然而，在各种场合，宋庆龄从来给人以衣着端庄的感觉，谁都没有察觉，她穿的是加条的旧衣。

工作人员找到她请客的菜单。菜大都很简单——因为在家中请客，都是宋庆龄自己出钱。

宋庆龄即使那样节俭，仍然入不敷出。特别是当她的表弟在“文革”中被“扫地出门”，生活无着，为了接济表弟，宋庆龄悄然托人变卖自己的皮货。然而，变卖的结果使她非常失望，因为变卖所得的钱，只是皮货原有价值的十分之一——在“文革”岁月，那些高级皮货，买来之后，谁敢穿呢？当然只能贱卖！她不仅卖掉皮货，还卖掉一些别人送给她的贵重礼品。在上海宋庆龄故居，迄今仍保留着她当年变卖物品的清单。我在上海宋庆龄故居见到陈列着一只精美的外国工艺品，那是一只铜质火车头模型，上面装有温度计和湿度计，是外国朋友送给宋庆龄的。这只工艺品也曾列入变卖清单，后来没有卖掉，如今成了宋庆龄遗物展品。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得知宋庆龄的困难——她是由于帮助别人而使自己处于经济困难的境地。于是，组织上给她特殊帮助，拨给她3万元人民币。

尽管当时宋庆龄很需要钱，但她还是把这些钱退回去了。

如此几次三番，直至最后，宋庆龄急需用钱帮助她的困境中的亲友，而她变卖物品又拿不到多少钱，这才不得不收下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送来的1万元。

宋庆龄的节俭，她的公私分明，早就如此。当年，她和孙中山住在总统府。广州的蚊子又多又厉害，是出了名的。然而，她和孙中山的卧室居然没有装纱窗——她不愿用公款来装纱窗。因为只要她一开口，部下马上就会来装纱窗，而装纱窗又绝不可能收她的钱，所以她宁愿不开口。

又如，汪精卫曾经是孙中山的忠实助手，宋庆龄与汪夫人陈璧君的关系也相当不错。然而，有一回，陈璧君把自己购买的一批物品向公家报销，宋庆龄得知之后，从此疏远了陈璧君，甚至见了面对她不理不睬——其实宋庆龄与陈璧君并无个人恩怨，只是看不惯陈假公济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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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2) 丁雍年：《西安事变前的中共和杨虎城的关系》，载于《杨虎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 孙月红：《生死记忆——周镐与谷彦生的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