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之子谈柯庆施

陈小津，父亲陈丕显是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岳父是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叶飞。现任中国船舶公司总经理。

2003年11月6日中午，陈小津在上海浦东大道一号船舶大厦三楼宴请我，主要就是请我写柯庆施。

也真巧，我原本就计划写柯庆施，书名为《上海王》，而且已经去过北京柯庆施家，见过柯庆施夫人于文兰以及柯庆施女儿柯六六。另外，还准备采访柯庆施的三位秘书。我曾经采访柯庆施手术麻醉师，发表过《柯庆施之死》一文。在《江青传》、《张春桥传》中多处涉及柯庆施。正因为这样，一谈就很投机。

陈小津，196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后来，在江西工作。“文革”后期，为了向中央反映父亲陈丕显的情况，落实政策，差不多每一两个月要去一趟北京，每趟个把星期，住在父亲的老战友家里。这一时期，他常去胡耀邦家，与胡耀邦交谈过30多次。

陈小津第一次去北京富强胡同胡耀邦家，是跟随别人一起去的。他没有说自己的身份，胡耀邦却一眼就认出他：“你是阿丕的儿子！”这是因为过去胡耀邦来上海的时候，在陈丕显家看见过他，就记住了。胡耀邦说，当年在江西苏区，他和陈丕显同在少共中央工作，甚至住一个房间。

这时候，胡耀邦跟陈小津聊天，从陈小津那里知道外面的情况。

胡耀邦有一次给陈小津出了个主意：做一个特大的信封，上面写“毛主席收”，下面写“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内装写给毛主席的信，站在府右街中南海大门前，会引起注意，把信交到毛主席手里，使毛主席知道陈丕显的情况。陈小津考虑再三，未敢照办。

陈小津回忆说，当胡耀邦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候，他去看胡耀邦，胡耀邦就说，现在你不必跟我说外面的情况了，我知道的比你还多；你也不必从我这里问情况，我现在说话不那么方便了。

陈小津认为，柯庆施是上海重要人物，却没有定论，更没有人写他。对于柯庆施，存在争议。在他看来，柯庆施是“左”的代表，支持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倘若柯庆施不是在1965年去世的话，那么“四人帮”将是“五人帮”。

他说，如果我愿意写柯庆施，他可以提供联系及人力、物力方面的帮助。

他回忆起，当年住在康平路大院，柯庆施、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等，每家一座二层的小楼。这小楼分为两边，有两个门牌，秘书及其他机要工作人员往往住在另一边。每家都有好多孩子，尤其是曹荻秋家有8个孩子，孩子们彼此都很熟悉，至今仍保持来往，唯有柯家的孩子例外。

陈小津说，柯庆施资格很老，见过列宁，毛泽东年纪比柯庆施大，却尊称柯庆施为柯老。柯庆施在延安曾经挨整，柯的老婆自杀。后来，柯庆施当石家庄市市长的时候，认识了于文兰。于文兰是国民党将领的姨太太。正因为这样，于文兰在康平路的夫人们之中很孤立，那些夫人大多是老革命。就连在家里，柯庆施也是一个人吃饭，而于文兰和子女以及保姆一起吃饭。

柯庆施在石家庄的另一“收获”，是结识张春桥，当时张春桥是石家庄日报总编辑。后来，柯庆施从南京调到上海担任市委第一书记时，正遇张春桥要调往北京。柯庆施留住了张春桥，从此张春桥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专为柯庆施起草文稿。

1958年春，柯庆施在成都会议上所说的“名言”：“跟从主席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主席要到迷信的地步。”这句话是人们熟知的。陈小津却道出了背后的内幕：这句话，其实是当年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的。陈小津认为，这样的话只有张春桥才可能知道，提供给柯庆施。

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是叛徒，曾经与日本人同居。这在新中国成立初肃反时就已经作了结论的，可是在柯庆施的包庇下，文静却成为华东局第二办公室主任。在“文革”中，随着张春桥的提升，文静的历史问题成为张春桥的心病。所以张春桥到北京工作，把文静留在上海，怕她在北京抛头露面，给他带来麻烦。

柯庆施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密切。正因为这样，当柯庆施去世后，江青在多次讲话中谈到柯庆施给了她“有力的支持”。

在陈小津看来，多年以来中央对于柯庆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正因为这样，很值得对柯庆施进行调查研究，写一写柯庆施。他可以帮助我进行调查。

我说，我的创作原则是“用事实说话”。我可以对柯庆施的一生进行详细的调查，写出长篇传记，但是我不下结论。只要把事实写透，读者自然会作出自己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