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轶事

已有数不胜数的文章，鞭挞那愚昧、荒唐、痛苦的浩劫十年。我的这篇短文，记述三则小小的我亲眼所见的“轶事”——真实的笑话。

我曾访问“七君子”之一——王造时先生的家属。偶然，在王先生的遗物中，找到一张已经发黄了的“七君子”合影。令人不解的是，在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背面，赫然写着“什么东西”四个字！我寻根细问，才知乃是“红卫兵”的手笔：原来，“红卫兵”抄家时，见到这张长袍马褂者与西装革履者的合影，当即进行“大批判”，写上“什么东西”四个字！

我从上海某图书馆借了一本《电影洗印》，翻开封面，便在扉页上看到盖着长方形蓝印，上面刻着八个大字：“提高警惕，严防中毒。”我百思而不得其解，便向图书管理员请教，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蓝印，也是“文革”遗迹！说来荒唐，在那年月，电影书籍被列为禁书，视为“封、资、修”，不准出借。光是封存，还不够放心。于是，“造反派”便刻了一方大印，盖在那些电影书籍上。这样，即便有人借去“内部参考”，一看到扉页上的图章，马上就会“提高警惕，严防中毒”了。那本《电影洗印》，虽说纯属技术性书籍，毫无“封、资、修黑货”，但是沾了“电影”的边，也被盖上了“严防中毒”的大印。

为了查明马思聪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出逃的经过，我在公安部门仔细翻阅了有关档案。其中，一份署名“战革会千钩棒”所写的材料，错别字满篇皆是：把纽约写成“丑约”，把谴责写成“潜”责，就连大名“千钧棒”也写成“千钩棒”！

人们常常把“文化大革命”笑称“大革文化命”。以上三则“文革”轶事，桩桩都是“大革文化命”的“胜利成果”。谨记于此，以资纪念。

美国无奇不有。使我最为惊奇的是，在旧金山，有那么一家“革命书店”，在毛泽东100周年诞辰之际，发售“红皮书”。我翻阅着这红封面的“革命宣言”，使我吃了一惊！

这“革命宣言”居然宣称：中国的“文革”是“非常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他们以为，必须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指名道姓，骂华国锋、邓小平为“文革”的“叛徒”。那“宣言”中，还印着江青、康生、张春桥等在“文革”中神气活现的照片……

这“革命宣言”，是由“美国革命共产党”发布的。

我本以为，这“美国革命共产党”大抵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向旧金山伯克利大学的一位友人一了解，方知那是由一些美国“激进分子”所组成。这些人并没有来过中国，可是却完全接受了中国的“文革理论”。

在“革命书店”，还进行了一场小小的辩论。我的那位朋友对“革命宣言”进行反驳，并劝告他们，不妨到今日中国去走一走，看一看：“你去问问中国的老百姓，你就会知道，没有一个人赞成‘文革’的！”

这桩美国奇闻，使我不由得记起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中所写的一段话：

巴金老人的担心不是多余了。

当然，我并不以为那些发布“革命宣言”的美国人，就是“姚文元”们。但是，这起码表明迄今仍还有人并不理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仍还有人并不理解中国的“开放改革”方针。从美国回到上海，每每想及那桩美国奇闻，便陷入了沉思。我的书斋取名“沉思斋”，便取义于“历史在这里沉思”。这些年来，我的笔，总是和历史休戚相关。当然，我并不去涉足那遥远的古代史，而是着眼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尤其是“文革”浩劫。在我看来，历史的功能是四个字，即“借往鉴今”。

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风起云涌。我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那“红色的起点”写起，写那“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的遵义会议，写“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反复较量……为了写这由《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和蒋介石》所组成的“红色三部曲”，我沿着中国革命的红色之路采访——从上海，到南湖，进南昌，上井冈山，入瑞金，抵遵义，访延安，直到一次次去北京。面对这一段红色的历史，我的心是振奋的，我的笔也是振奋的。

然而，当我写《沉重的1957》的时候，我的心变得沉重，我的笔也变得沉重。特别是当我写长卷《“四人帮”兴亡》的时候，我常扼腕长叹。我深为中国的这场人为的大灾大难而惋惜万分。这十年“左”祸，给中国人民的心灵造成多大的创伤。在今日中国，无论你从南到北，无论你问男女长幼，我敢说，没有什么人会赞同那“革命宣言”，没有什么人会以为“文革”是“革命”的。值得我深为欣慰的是，当我从美国回来，接到作家出版社的电话，告知：列入《叶永烈自选集》中的《江青传》、《陈伯达传》、《张春桥传》等长篇，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认真审读、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同意，已经出版。

我想，我的这些关于中国“文革”的长篇，有朝一日会在旧金山的“革命书店”里出现，那就算是我和“革命宣言”的作者们进行书面辩论的长篇发言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