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

1975年底，上海华东医院住进一位85岁高龄的瘦弱老人。他脸色黝黑，头发稀疏，双颊深凹，颧骨显得更加凸出。

他睡觉时，总是保持一种奇特的姿势，双手握拳，双臂呈八字形曲于胸前。他关照常来照料他的研究生陈光磊道：“我睡着时，倘有急事，你只可喊我，不可用手拉我。”

原来，他睡着时，谁拉他一下，他会“条件反射”，那握着的拳头便会在睡梦中“出击”！

请别误会，这位老人并非上海武术协会会长，他是道道地地的文人——上海复旦大学校长！

他，便是陈望道。他既是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又是资深的革命家。他是《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最早的译者。早在1920年，他便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正因为这样，在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周恩来当着他的面，对代表们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周恩来的这句话，生动地勾画出陈望道德高望重的形象。

在华东医院住了近2年，沉疴缠身，虽然自幼练过武术，毕竟年事已高，身体日衰。1977年10月20日，晚餐供应可口的馄饨。陈望道才吃了一颗馄饨，便吐了出来。他摇摇头，说：“我吃不下。”

陈望道躺了下来。护士收拾好盘碗离去时，他忽地伸出手来轻轻挥动，仿佛向她致谢、告别——这是他入院后从未有过的动作。

从这个晚上开始，他的病情转重，再也说不出话来。10月24日，病情恶化。他开始出现气短、气急的症状。经过医生、护士全力抢救，呼吸一度恢复正常，双眼能够睁开，见到前来看望的熟人尚能颔首致意。然而，这只是回光返照而已。

10月28日夜，他处于垂危状态。医生给他进行人工呼吸。29日凌晨4时，87岁的他溘然长逝。

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陈望道举行了隆重的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仪式。

我走访陈望道之子陈振新教授、陈望道高足陈光磊教授，得知陈望道的身世……

从浙江义乌县城出发，翻过一座山，约莫走半天工夫，才到达山沟里一个小村——分水塘。

这个小村跟冯雪峰故里神坛、吴晗故里苦竹塘，构成三角形。清朝光绪十六年腊月初九，亦即公元1891年1月18日，分水塘陈君元家喜得贵子，取名陈参一，单名陈融。这个孩子长大懂事之后，自己改名为“望道”。望，向远处看；道，人行之道，衍义为一定的人生观、世界观或思想体系，如《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寄希望于革命之道。他竟把两个弟弟的名字，也改成“伸道”、“致道”。1991年1月18日，上海及义乌隆重纪念他的诞辰一百周年。

陈望道在山沟小村中长大。小村不过一百来户人家，陈姓居多。那时，村与村、族与族之间发生殴斗。为了护家，作为长子的他，自幼跟人练习武当拳。据云，年轻时他徒手可对付三四个未曾学过武术的人，有一棍子则可对付十来个人。他，立如松，坐如钟。轻轻一跃，便可跳过一两张八仙桌。后来他成为复旦大学校长时，一天正在给研究生授课，忽地不时朝窗外望望。下课铃响，他走出教室，学生们才明白原来窗外有人打拳，招式不对，他走过去指点了一番，众学生大为震惊——原来“陈望老”（人们对他的习惯称呼，他也因此得了谐音雅号“城隍佬”）深谙武术。

从6岁起，陈望道在村中私塾张老先生教鞭之下，攻读四书五经，打下古文基础。16岁，他才离开小村，来到义乌县城，进入绣湖书院。后来，考入省立金华中学。

陈望道的“世界”越来越大。中学毕业后，他来到上海，进修英语，准备赴欧美留学。虽然未能去欧美，却去了日本。这样，他懂得了英、日两门外语。兴趣广泛的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他日渐接受新思想。

1919年5月，陈望道结束了在日本的四年半留学生活，来到杭州。应校长经亨颐之聘，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师。

浙江一师是浙江颇负盛誉的学校。校长经亨颐乃浙江上虞人氏，早年因参与通电反对慈禧废光绪帝，遭到清廷通缉，避居澳门，后留学日本。1913年出任浙江一师校长之后，锐意革新（他后来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其女经普椿为廖承志夫人）。经亨颐广纳新文化人物入校为师，先后前来就任的有沈钧儒、沈尹默、夏丏尊、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马叙伦、李叔同、刘大白、张宗祥等。

陈望道进入一师之后，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四位语文教师倡导新文学、白话文，人称“四大金刚”。

浙江当局早就视一师为眼中钉。1919年底，借口一师书刊贩卖部负责人施存统（又名施复亮）发表《非孝》一文，兴师问罪，要撤除经亨颐校长之职，查办“四大金刚”，爆发了“一师风潮”。邵力子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评论，声援一师师生。全国各地学生也通电支援。浙江当局不得不收回撤除、查办之命令。

不过，经此风潮，陈望道还是离开了浙江一师……

1920年2月下旬，陈望道回到老家分水塘过春节。他家那“工”字形的房子，中间的客厅人来人往，他却躲进僻静的柴屋。那间屋子半间堆着柴禾，墙壁积灰一寸多厚，墙角布满蜘蛛网。他端来两条长板凳，横放一块铺板，就算书桌。在泥地上铺几捆稻草，算是凳子。

入夜，点上一盏昏黄的油灯。

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字斟句酌着。他聚精会神，正在翻译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唯其重要，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要译得准确、妥切，因而翻译的难度颇高。

这是一本世界名著——《共产党宣言》，作者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马、恩两位著作众多，其中包括《资本论》那样的大部头，而此书却以简短的篇幅精辟地阐述共产主义基本原理和共产党建党理论。可以说，欲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第一本入门之书，第一把开锁之钥匙，便是此书。尤其是此书气势磅礴，富有文采，又富有鼓动性，可谓共产主义第一书。当时，正在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翻译此书乃是一场及时雨。

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读了此书英文版，深为赞叹，认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戴季陶在日本时，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亦深知此书的分量，打算译成中文。那时的戴季陶，思想颇为激进。无奈，细细看了一下，便放下了，因为翻译此书绝非易事，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修养。比如，开头第一句话，要想贴切地译成中文，就不那么容易。

后来，戴季陶回到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

戴季陶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是一位包了一辆黄包车奔走于上海滩各界的忙人，他的思想也颇为激进，得知此事后就向戴季陶举荐一人：杭州的陈望道可担此重任。

陈望道与邵力子书信往返甚勤，常为《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陈望道功底不凡。于是，戴季陶提供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译本（原著为德文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据云，周恩来在20世纪50年代曾问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最初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据英译本译，同时参考日译本。

这样，躲在远离喧嚣的故乡，陈望道潜心于翻译这一经典名著。江南的春寒，不断袭入那窗无玻璃的柴屋。陈望道焐着“汤婆子”，有时烘着脚炉。烟、茶比往日多费了好几倍。宜兴紫砂茶壶里，一天要添好几回龙井绿茶。每抽完一支烟，他总要用小茶壶倒一点茶洗一下手指头——这是他与众不同的习惯。

1920年4月下旬，当陈望道译毕《共产党宣言》，正要寄往上海。村里有人进城，给他带来一份电报。拆开一看，原来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

29岁的陈望道兴冲冲穿着长衫，拎着小皮箱，离开了老家，翻山进县城，前往上海。

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今顺昌路）三益里，据云因三人投资建造房子、三人得益而得名“三益里”。那儿的十七号，住着李氏兄弟，即李书城和李汉俊。李书城乃同盟会元老。李汉俊是留日归来的青年，信仰马列主义。他和戴季陶、沈玄庐是《星期评论》的“三驾马车”。编辑部最初设在爱多亚路新民里五号（今延安东路）。1920年2月起，迁往三益里李汉俊家。

陈望道一到上海，便住进了李汉俊家。李寓斜对过的五号，陈望道也常去——那是邵力子家。他也曾在邵家借寓。

李汉俊不仅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精通日、英、德语——虽然他的衣着随便，看上去像个乡下人。陈望道当即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

李汉俊校毕，又送往不远处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那儿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住处。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由北京来沪。由于他是柏文蔚的密友，而柏寓又正空着，便住进那里。陈独秀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懂日文、英文，又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研究，李汉俊请陈独秀再校看《共产党宣言》译文。

当李汉俊、陈独秀校看了译文，经陈望道改定，正准备交《星期评论》连载，出了意外事件：发行量达十几万份、在全国广有影响的《星期评论》的进步倾向受到当局注意，被迫于1920年6月6日停刊。前来就任《星期评论》编辑的陈望道，正欲走马上任，就告吹了。

也真巧，由于陈独秀受北洋军阀政府抓捕，在北京不能立足，南下上海，而《新青年》杂志是他一手创办的，也随之迁沪编印。编辑部只他一人，忙得不可开交，正需编辑。于是，陈独秀请陈望道担任《新青年》编辑。后来，陈望道离开了三益里，搬到渔阳里二号与陈独秀同住。

就在这时，一位俄国人秘密前来渔阳里二号。此人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七一六号。他为了避免引起密探注意，平时总是到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今淮海中路五六七弄）戴季陶住所，跟陈独秀见面。此人名叫维经斯基，是俄共（布）派往中国的代表，他的使命是联系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他与俄共（布）党员、翻译杨明斋等人于1920年4月初抵达北京，与李大钊会面，商议建立中国共产党事宜。李大钊介绍他们来沪，与陈独秀会面。他们在4月下旬抵达上海后，便在戴季陶住所经常约请上海共产主义者聚谈，筹备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望道常与陈独秀一起出席座谈会。最初，在5月，成立了上海的马克思研究会，陈望道便是成员之一。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诞生，陈望道是8位成员之一，即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和他。这个小组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此后，这个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因此，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是当务之急。虽然因《星期评论》停刊而无法公开发表陈望道的译作，陈独秀仍尽力设法使它面世。

陈独秀与维经斯基商议，维经斯基也很重视此事，当即拨出一笔经费。于是，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十二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又新印刷厂”，取义于“日日新又日新”。

又新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初版印了1000册，不胫而走。一个月后再版，又印了1000册。

初版的印行时间，版权页上标明“1920年8月”。令人费解的是，据王观泉著《鲁迅年谱》载：“1920年6月26日，（鲁迅）得译者陈望道寄赠的《共产党宣言》（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本年4月初版）。”

当时在北京的鲁迅曾收到陈望道寄来的《共产党宣言》，是确有其事的。许多文章提及此事，通常说成陈望道直寄鲁迅。其实，当时陈望道与周作人来往较多，他寄了两本《共产党宣言》给周作人，嘱周作人转一本给鲁迅。鲁迅当天便读了此书，对周作人说道（常被写成“与人说”）：“现在大家都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

另外，1920年9月30日《国民日报》的《觉悟》副刊，则发表沈玄庐的文章，称赞“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这“彼”，指的便是《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提及“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的一本便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说过，毛泽东回忆，他读此书是“1920年夏天”。

北京图书馆珍藏着当年《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据陈望道之子陈振新告诉我，20世纪50年代他随父亲去北京时，北京图书馆特地邀请陈望道前去参观，并要求在原版本上签名存念。陈望道问：“这是图书馆的书，我签名合适吗？”馆长道：“您是译者，签名之后成了‘签名本’，更加珍贵。”陈望道推托不了，端端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此书如今成了北京图书馆的珍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