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顶红星帽

那胶卷才拍了一半，我就去美国了。在美国，又继续拍下去，直到把这一卷拍光。一冲出来，那几张在上海东湖宾馆拍摄的照片，引起美国朋友莫大的兴趣。“她是谁？你们中国现在还有人戴红星帽？”美国朋友们几乎都这样问。

照片上的她，确实太与众不同：瘦瘦小小的个子，身高不到1.5米，不及我的肩膀，却头戴一顶灰色的八角帽，帽子正中，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帽子下方，露出两绺灰白色的头发。

她戴的那顶红星帽，亦即红军帽。在那些描述井冈山斗争的影片中，在那些关于长征的影片中，常可以见到红军将士戴着这样的红星帽。

美国记者斯诺，曾给毛泽东拍过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毛泽东穿了一身灰布军装，站在延安窑洞前，微笑地看着前方。毛泽东的头上，也戴着这么一顶红星帽。

作者在与陈琮英（中）合影时，陈琮英特意戴上了红军帽，她的儿子酷似任弼时（右）

毕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女士们风行戴假发或者巴黎草帽，没有谁去戴红星帽。

大约也正因为这样，那位老太太戴上了红星帽，引起了一片诧异声。

其实，当我和她在上海东湖宾馆合影时，我也颇为惊讶。记得，就在我拿出照相机的时候，她忽然说：“等一下！”然后，她从客厅进卧室去了。我想，如今，即便是老太太，大约也要略施粉黛吧。

一会儿，她居然戴着一顶红星帽出来了。她指着帽子道：“现在可以拍照了！”

看得出，她对那顶红星帽充满深情。她即便在羁旅之中，仍带着这顶心爱的帽子。

她是从北京来到上海。那时，我正忙于准备远行，过一个星期便要飞往美国洛杉矶。就在这时，我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是她来上海了，有些事要跟我谈。

她叫陈琮英，这名字并不是人们很熟悉的；然而，她的已故的丈夫任弼时，却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共“七大”所确定的“五大书记”，便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只是任弼时由于过分操劳，1950年10月病逝于北京，终年仅46岁！

我问陈琮英的年龄，她说比任弼时还大2岁。如今年已九旬的她，行动十分灵活，视力、听力也都不错。

我问起她与任弼时的结合。她说，那时“娃娃亲”哪。原来，任弼时的父亲和原配夫人陈氏感情甚笃，只是陈氏在婚后1年便去世了。父亲怀念陈氏，后来，给儿子任弼时订了“娃娃亲”，那对象便是陈氏的亲戚陈琮英。陈琮英12岁时作为童养媳来到任家，那时任弼时不过10岁而已！

此后，随着任弼时走上了红色之路，这位来自农村的姑娘也随他奔波，经历了风风雨雨。他们的爱情之路是那么的不平常：

当17岁的任弼时去苏联莫斯科接受红色教育，陈琮英则在长沙老家半工半读了4年，终于摘掉了文盲帽子。

任弼时回国后，在上海已经买好船票准备去接陈琮英来上海，突然接到党组织通知要他去北京，他立即遵命。这样，陈琮英又等了2年，才算和阔别6年的任弼时结了婚。

2年后，任弼时在安徽被捕，陈琮英赶去营救，好不容易，任弼时总算出狱，可是他们的长女却在风寒中死去；

她跟随任弼时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1931年3月，陈琮英即将分娩，任弼时却奉命前往江西红区。任弼时走后7天，陈琮英生下一个女儿，没多久就被捕入狱，关押在龙华。

作者在延安任弼时旧居前

坐了3个多月的牢，经周恩来派人营救，陈琮英这才出狱，秘密前往江西红区，终于第一次戴上了红星帽。

个子娇小的陈琮英，戴着红星帽，艰难地走完长征之路。

在红都延安，她戴着红星帽，双手不停地摇着纺线车，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能手。

她随着任弼时转战陕北，经过千难万险，终于以胜利的步伐迈入北京城。

她正要过几天安定的日子，任弼时却因脑溢血离开了人世。

她抹干了泪水，带着女儿远志、远征，儿子远远，继续在红色的道路上前进。

每一个时代，都给每一个女性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陈琮英漫长而曲折的一生，是在红星照耀下度过的。正因为这样，她深情地爱着那颗红星，爱着那顶红星帽。也正因为这样，当我拿出照相机时，她拿出了红星帽。

在旧金山，《星岛日报》的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见到了那几张戴红星帽的照片，露出惊奇的目光。当他得知陈琮英是任弼时夫人时，立即问我能否送他一张。没多久，这张照片就出现在《星岛日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