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女子的不平凡之举

接到素昧平生的《中国妇女报》编辑邱海黎小姐的电话，是个意外。她看了我新近出版的《傅雷与傅聪》一书，被当年那位冒死收藏傅雷夫妇骨灰的姑娘所深深感动，希望我再写一写她。

也真巧，前几天，我把新出的《傅雷与傅聪》一书寄给这个姑娘，并在电话中告诉她：“出版社编辑再三叮嘱，在《傅雷与傅聪》重印时，希望补上你的照片——这是许多读者看了这本书之后提出的强烈要求。”可见这本书在读者中引发的共鸣是相同的。

收到了书，她还是不肯寄照片来！经我劝说，她总算同意把她送给我的字与画用在书里，仅此而已。

在那墨染的岁月，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上海姑娘，以强烈的正义感保存了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的骨灰，她为此差一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她的敢作敢为，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我是在20多年前，从傅聪的舅舅朱人秀那里得知她的非凡之举：傅雷夫妇在蒙受红卫兵的残酷批斗之后，于1966年9月3日凌晨双双自杀。在那个年月，这叫“自绝于人民”，是不能收留骨灰的。然而，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火葬场，声称自己是傅雷夫妇的“干女儿”，一定要保留傅雷夫妇的骨灰……我经多方打听，终于在上海一条普通的弄堂里，找到她的家。

她跟母亲住在一起。她不在家。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屋子里，她的母亲接待了我，说她到一个画家那儿切磋画艺去了。

原来，她的父亲江风是一位身世坎坷、正直清贫的画家，已经故世。受父亲的影响，她自幼喜爱绘画、书法。她的母亲拿出她的国画给我看，不论山水、花卉，都颇有功底，书法也有一手。她所绘的彩蛋《贵妃醉酒》、《貂蝉赏月》等，人物栩栩如生，笔触细腻准确。我正在观画，屋外传来脚步声。一个40多岁的女子，腋下夹着一卷画纸进来了。哦，正是她！

她脸色苍白，穿着普通，举止文静，像她这样年龄的上海妇女，绝大多数烫发，她却一头直梳短发。

当我说明来意，她竟摇头，以为那只是一桩小事，不屑一提。我再三诚恳地希望她谈一谈。她说：“如果你不对外透露我的姓名，我可以谈。”我答应了。她用很冷静而清晰的话语，很有层次地回溯往事。有时，她中断了叙述，陷入沉思，可以看出她在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

她说，她与傅家毫无瓜葛。但是，她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从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中认识了这位执着、认真的大翻译家。她也喜欢弹钢琴，听过傅聪的演出。1966年9月初，她正在钢琴老师那里学琴。钢琴老师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告诉她难以置信的消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她顿时懵了。钢琴老师的女儿说，上海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到傅家大抄家，斗傅雷，折腾了几天几夜。傅雷夫妇被逼得走投无路，才愤然离世。听说，傅雷留下遗书，说自己是爱国的！

她听罢，心潮久久无法平静。她决意瞒着父母，独自行动。她出于义愤，想给主持正义的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傅雷夫妇含冤离世，声言傅雷是爱国的。信末，她没有署名。接着，她又以傅雷“干女儿”的名义，前去收留傅雷夫妇的骨灰。

在这艰难时世，身为小小弱女子的她，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在当时，27岁的她，还是一个“无业者”——在父亲身边充当绘画助手并照料父亲。她告诉我，她原本在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中部，凭她门门优秀的成绩，步入大学校门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就在她即将高中毕业的1958年，正处于反右派斗争尾声。按照上级的“反右补课”的规定，学校里的“右派分子”还“不够数”，便把一位女教师打成“右派分子”。可是，查来查去，这位女教师的“右派言论”仍“不够数”，知道她与女教师关系密切，一定要她“揭发”。她怎能做这种诬陷之事？！由于她不愿从命，结果在毕业鉴定中被写上“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这八个大字断送了她的前程。于是，她的大学梦从此破灭。于是，她只得居家从父绘画。年纪轻轻的她有过这番冰寒彻骨的经历，她理所当然打心底里非常同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傅雷的悲惨命运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傅家的灾难。

她压根儿没有想到，她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未能寄出上海，便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他们见到信的字迹老练，书法漂亮，以为必定是上海文化界的“老家伙”写的，便作为重大案件追查。一查，才知道出自一位姑娘之手。经过反复调查，这个小女子背后确实无人“指使”，这才没有给她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但是，她却因此在“反革命”的阴影之中生活了12年之久！

她告诉我，1972年父亲去世之后，她走出家庭，被分配到里弄生产组工作，那时她已经33岁。那“反革命”的可怕名声耗尽她的青春。直到1978年傅雷冤案得以平反，她终于走出阴霾，却已经三十有九……

从下午三时一口气谈到晚上八时，我深为她的精神所感动。我发表了报告文学《她，一个弱女子》。我信守诺言，通篇只用一个“她”字。

此后，我与她有了许多交往。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她异常的刻苦，非要把当年无法进大学的缺憾补过来。1985年秋，46岁的她居然去报考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2年后毕业，各科成绩皆优，终于圆了大学梦。1987年，她获得上海市首届“永生奖”钢笔书法大赛二等奖。1988年，获“庐山杯”全国书法大赛一等奖。1989年，她的书法作品被收入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书画篆刻家辞典》，名列中国当代书画家之中……

更令我感动的是，她对于傅家的感谢之情，退避三舍，淡然处之。在物欲横流的今日，她安心于过着简朴的日子，如同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她为傅雷伸张正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至一生的幸福。《傅雷家书》发行了100多万册，傅雷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深深的尊敬；傅聪一次次回国演出，掌声雷动，鲜花簇拥。傅家如日中天。傅家当然不忘她当年的正义之举，总想找机会报答。她却说，“我与傅家毫无关系”！她还说，如果她今日接受傅家的报答，那当初她就不会挺身而出了。傅家的感谢只会使她“窘迫和难堪”。

她认为：“并非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必须酬谢或以语言表意，处理某些事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听其自然。我需要什么？我所要的是：自尊，一个女孩子（别管那女孩子有多老）应有的自尊。遗憾的是并非每一个人都懂得这一点。”

她这样论及灵魂：“我在这块土地上拖过了童年、青春，看尽了尝够了不同的人对我的明嘲暗讽，偏偏我的敏感和自尊又是倍于常人。然而我愿宽恕他们。因为人总是这样的：活在物质的空间中，便以物质的眼光估价别人、估价一切。他们不知道人赤身来到这世界，人的灵魂是等价的：也许大总统的灵魂比倒马桶的更贱价，如果他的心灵丑恶。可惜，不是每一个人能想到这一点。如今我已到了这样的年岁：虽非日薄西山，却也桑榆在望，只求得宁静，此外的一切，我都无所谓了。”

她是那么的“傻”。旧房拆迁的通知寄到她手中，她连忙从市中心迁到远郊的临时租借的房子，房租比她的工资还高。迁出去半年了，回到原地一看，许多邻居仍“按兵不动”呢，而她家竟成了拆迁办公室！

一生磨难，退休时她还只是“助理研究员”。退休之后，她仍在学校里，给一位日本留学生补习汉语课，以求在那菲薄的退休工资之外增加一点收入。

1997年10月，傅雷次子傅敏来到上海，希望会晤从未见过的她。我给她打电话，她总算同意了。我陪同傅敏来到她的学校。傅敏刚要当面表示谢意之际，她马上制止道：“你要说什么话，我心里很清楚。这些话，就不必说了吧！”那天我带了照相机，想给她与傅敏夫妇一起拍一张合影，她也谢绝了——她从来不让我拍照。

如今，时过境迁。在这里，请允许公开她的姓名——江小燕。

江小燕当年的所为，用今日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见义勇为”。然而，这“见义勇为”，对于一个纤纤弱女子而言是太不容易了。无权无势、无名无利的她，年逾花甲，至今独身。退休多年的她，在上海过着平静、平凡、平淡的生活。绘画、书法、诗词、音乐，使她的精神世界格外充实。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余深心之宁然，净然，此万金所难易，则何悔之有？君不闻：‘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宁然，净然”，正是江小燕心灵的写照。“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平凡女子有着不平凡的胸襟、纯洁的灵魂，江小燕为华夏大地增添了动人春色。

江小燕赠作者的书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