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之死的真相

从2011年8月12日的《新民晚报》上，读到淳子、伟力的《上海格调·他和她》一书的转载，这一节写及傅雷夫妇在“文革”中愤然离世的情形。由于我早在1985年就对傅雷和夫人朱梅馥的死因做过详细的调查，所以也就格外关注淳子、伟力的新作。内中写及：“验尸报告显示，傅雷比朱梅馥早亡两个小时。”接着，作者就这一点加以发挥，“在这两小时里，朱梅馥先照顾傅雷饮下毒药，在傅雷毒性发作，痉挛、抽搐、辗转挣扎的时候，她一旁伺候着、安慰着、抚摸着，让丈夫在爱神的守护下，勇敢赴死”。在“等到确认丈夫死亡后，朱梅馥擦去傅雷嘴角的呕吐物，替他换了干净的衣服，覆上浆洗一新的床单。接下来，她要处理自己的肉身了。”作者描述了“她特地买来结实的农村老布，撕成条状，挂在钢窗的窗框上。每一个程序都是经过认真研究和布置的。朱梅馥将一块棉胎铺在地上，再把一张方凳稳稳地搁在棉絮上，她的目的是，不让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惊扰了别人。”

我很惊讶，因为我1985年7月10日在上海市公安部门查阅《傅雷死亡档案》时，从未看到过验尸报告上写着“傅雷比朱梅馥早亡两个小时”。我手头保存着长达22页的《傅雷死亡档案》的复印件，重新看了一遍，并未见到这句话。《傅雷死亡档案》的封面上就清楚写着“案别：上吊自杀”。档案中所附1966年9月30日两份“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尸体检验证明书”（即验尸报告），清楚写明傅雷、朱梅馥“检见其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据此可以认定”是“自缢致死”。报告上写着“鉴定人蒋培祖”。我在1985年7月11日采访了他，他确认傅雷夫妇是上吊自杀。此外，档案中还附有傅雷、朱梅馥上吊所用撕成长条的浦东土布被单的照片。因此傅雷夫妇死于自缢，证据是非常确凿的。

关于傅雷服毒自杀的传说，我最初是在1983年9月8日采访傅雷保姆周菊娣时听她说的。傅雷夫妇弃世时，他们的长子傅聪在伦敦，次子傅敏在北京，只有保姆周菊娣在他们身边，所以周菊娣的话富有权威性。周菊娣说是服敌敌畏自杀。我在采访傅聪、傅敏时，他们也说父母是服毒自杀，因为这是周菊娣告诉他们的。我根据周菊娣的叙述，写成报告文学《傅雷之死》。就在打算发表之前，我听说上海公安部门有《傅雷死亡档案》，经过批准，得以查阅这一重要档案，方知周菊娣所述与事实不符。我于1985年7月10日采访了第一个到达现场的户籍警左安民（录下一盒磁带），1985年10月21日再访周菊娣（录下两盒磁带），我至今保存着采访磁带并已经转成数码刻成光盘。经过采访得知，周菊娣胆子小，在未看清现场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去报告，当户籍警左安民来到现场时周菊娣还不敢进去。后来左安民把傅雷夫妇遗体放平之后，周菊娣才战战兢兢进去。她看到傅雷身上的紫色尸斑，想当然以为是服毒自杀——因为傅雷夫妇喜欢养花，家中有农药敌敌畏。当我告知上海公安部门有验尸报告，周菊娣竟然不知傅雷夫妇遗体曾送尸检。她说，遗体是从家中直送火葬场。

我赶紧修改《傅雷之死》，发表于《报告文学》1986年第2期。这篇报告文学首次根据《傅雷死亡档案》以及当事人蒋培祖、左安民、周菊娣的口述，披露了傅雷之死的真相，被许多报刊所转载。就连远在纽约的我的堂妹，也见到当地华文报纸连载，只是改了标题——《傅聪之父傅雷之死》，因为在海外傅聪的知名度超过了他的父亲傅雷。日本译成日文发表。傅雷之子傅敏在看了我保存的《傅雷死亡档案》复印件之后，也认为档案是可靠的。2005年5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傅雷画传》时，事先经过傅敏仔细校读，该书详述了傅雷夫妇上吊自杀的经过，并把两份尸检报告都印在书上。原本以为傅雷夫妇之死的真相，从此为广大读者所知，不会再有人说服毒自杀了，不料新出的《上海格调·他和她》一书又重复了服毒之误，把已经澄清的水再度搅浑了。

真实是纪实文学的生命。傅雷是上海著名的翻译家，他与夫人的死是对“文革”的血泪控诉，容不得造假，容不得“虚构”。如果不做第一手的调查，以讹传讹，即便把情节“编”得再“动人”，也是苍白的，经不起推敲的。

如果《上海格调·他和她》作者以为自己不是以讹传讹，“验尸报告显示，傅雷比朱梅馥早亡两个小时”，请公布验尸报告原件。另外，也请公布傅雷是服毒自杀的验尸报告。

傅雷夫妇尸检报告

附上我所查到的傅雷夫妇上吊自杀验尸报告，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