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出版内情

《傅雷家书》最初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而后来却由三联出版社出版。关于其中内情，我于2004年9月9日采访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金永华，他回忆了该社原本打算出版《傅雷家书》的经过：

我与傅敏是高中同班同学。我们曾经一起在上海华东师大附中上学。

1979年4月，当时我正出差武汉，得知上海市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即将隆重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为傅雷夫妇平反昭雪，就从武汉乘飞机赶回上海。

傅敏和傅聪都来了。我去看望傅敏。当时，傅聪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兄弟俩没有住宾馆，而是住在提篮桥附近的舅舅家。

傅敏告诉我，当时上海有关部门落实政策，退还给他一部分傅雷手稿。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做编辑工作，理所当然关心这些手稿，看看能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样，傅敏把一包傅雷手稿交给我——那时候，复印机还不普及，傅敏交给我的是珍贵的傅雷原稿。

回家之后，我细细看了一下，那是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手稿，毛笔写的，小楷，字很漂亮，很端正。还有一些照片。另外，包里还有一封仅存的傅雷写给傅敏的信。傅雷写给傅敏的原本很多，但是在“文革”中傅敏在北京受到冲击，他万不得已忍痛烧掉了这些极其珍贵的信。

我读了那封仅存的傅雷写给傅敏的信，很受感动。我认为，傅雷的家信极有价值。正巧，追悼会之后，傅敏要去英国探亲。我想，傅雷写给傅聪的许多信件，由于存放在英国傅聪家中，不会受“文革”冲击，一定会完整保存。出于职业的敏感，我相信出版这些家书，会很有意义。于是，我建议傅敏出版《傅雷家书》。我对傅敏说，你去英国，可以把你父亲的书信，复印一份回来，如果上海人民出版社能够出，我给你出；如果上海不能出，我可以介绍到香港三联那里出。当时傅敏没有吭声。

我参加了傅雷夫妇追悼会。主持会议的是马飞海，我很惊讶。因为马飞海一直是我的上司，上海市出版局局长，怎么会主持这样的并非出版系统的会议呢？一打听，才知道他刚被提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宋原放接替马飞海担任上海市出版局局长，他同时也仍兼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

追悼会之后，傅敏去英国。他说，那包傅雷手稿由我全权处理。傅敏全权委托我处理傅雷手稿，一方面当然由于我们是老同学，另一方面他那时候从来没有与出版界打交道，而我正好是编辑，可以帮助他出版傅雷手稿。

当时，我正创办《书林》杂志，选了傅雷《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手稿中关于蒙娜丽莎的一节，所以《书林》创刊号也就用蒙娜丽莎作封面。我原本想把傅雷《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一期期发下去，由于有人不同意，结果没有连载下去。

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设两个部，我是其中一个部的主任。我把《傅雷家书》列入了选题计划。但是，当时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不同意出版《傅雷家书》。他的观念有点陈旧，对傅聪有看法。他认为傅雷教育出一个出走英国的傅聪，出版《傅雷家书》还有什么意义？

这么一本好书，给三联书店范用拿走了。其实，范用也是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去的。范用思想活跃，开明，一听到这一消息，亲自出马，去中学里看望从英国回来的傅敏。当时，傅敏还住在学校宿舍里，条件不好，他住的房间原本是一个教室。

我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未能出版《傅雷家书》而深感遗憾。前些日子，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位副总编辑还问我，你为什么让三联“抢”走《傅雷家书》？我气得只说了一句话：“这件事你不要再说了！”

关于上海人民出版社未能出版《傅雷家书》，过去碍于出版纪律，我从未对傅敏说起，所以傅敏本人并不知道这些情况。

当时，我还把傅雷写给傅敏的那封信，发表在《青年一代》杂志上。那时候《青年一代》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发行量很大、影响很大的杂志，读者主要是青年。我把傅雷写给傅敏的信发表在《青年一代》上，也表明我对《傅雷家书》的看重。这也可以说是最早发表的傅雷家书。

可以说，傅敏委托我的事，我都一一照办了。傅敏在英国期间，我把样书、稿费寄到上海中山公园附近傅敏亲属家中代转。

你的纪实长篇《追寻历史真相》，其中有几句话也提到这件事。由于我是当事者，看了你写的那段话，作了一点修改。你的这部长篇，本来是我那个编辑室的编辑季永桂担任责任编辑，全书排好清样，正准备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领导又犹豫了，结果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命运跟《傅雷家书》一样。（作者注：全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好之后，正值我去美国探亲。我全权委托责任编辑季永桂处理。回国之后，才知道由于上海人民出版社不出，已经由季永桂作主，把这部84万字的长篇转给上海文艺出版社，而上海文艺出版社则聘季永桂为本书特约编辑，迅速推出。我的著作原本一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而与上海文艺出版社从无联系。从这本书之后，一连5部长篇，都改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9·11”恐怖袭击事件爆发后，我专程去纽约采写了50万字的长篇《受伤的美国》，考虑到这本书政治性很强，我一度准备给上海人民出版社，他们说要报审，结果还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只用了两个月痛痛快快地出版了。）

我还由此记起关于给傅雷落实政策的事。记得，在“文革”后期，大约是1972年左右，傅敏来上海。那时候，傅敏的处境还很艰难。上海人民出版社开始恢复出版业务，我也重新开始做编辑工作。傅敏与我见面，谈起家中的不幸。我曾经问他：“你父亲是市人民代表还是政协委员？”傅敏回答说：“是市政协委员。”

我为什么会问这一问题呢？当时因工作关系，我跟上海“市革会”（即“革命委员会”）的统战小组（其实也就是市委统战部）有业务上的联系。这个统战小组设在上海新华电影院隔壁。从他们那里知道，如果“文革”初期遭受抄家、冲击的对象是市人民代表或者政协委员，他们可以帮助“落实政策”。

我对傅敏说，你有什么要求，可以给他们写封信。

后来，傅敏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徐景贤在傅敏的信上作了批示，赔给傅雷家属3万元，算是“落实政策”。

傅敏从英国回来之后，我还约他写过一篇关于回忆父亲对他的教育的文章，发表在《书林》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