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称庄则栋为“水晶人”

虽说我常去北京，但是往往来去匆匆，办完事便走，未及拜访庄则栋。就在收到庄则栋这封信不久，我又去北京，心想这一回无论如何去看望他。

到了北京，才发觉没有带他的电话号码。在一天下午，正好路过庄则栋家附近，也就找到他家。在不显眼的一条胡同里，两侧全是灰溜溜的墙。按照门牌，我见到一座不显眼的独门进出的平房。我正想摁门铃，门却开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出来倒垃圾。

我上前问她“这里是庄先生的家吗”，她并不正面予以答复，却以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反问我“你贵姓”。当她得知我是“上海的叶先生”，马上变得很热情，连声说：“请进！请进！”

我在庄则栋姐姐送我的画册中，见到过她的照片，认出她是庄则栋的日本夫人佐佐木敦子。她能讲这么一口流利的中国普通话，使我颇为惊讶。

一进门，我这才发觉，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小院，装修得很漂亮，跟灰溜溜的外墙形成强烈的反差。客厅里，挂着“技艺超群”、“扬我国威”之类奖牌，也挂着美国尼克松总统和庄则栋握手的照片，显示出主人不凡的身份。

庄则栋上班去了。我原本以为，庄则栋担任教练是个“虚衔”，用不着去上班。可是，佐佐木敦子却告诉我，他差不多天天下午去教球，教20来个六岁至十几岁的孩子打乒乓球，依然很忙。她说，在庄先生的心中，百分之九十七是乒乓球，百分之三才是生活！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我跟佐佐木敦子聊了起来。

在我面前，她总是称庄则栋为庄先生。我问她，在家里是不是也喊他“庄先生”？

佐佐木敦子大笑起来，最初跟他相识时，称他“庄先生”。相熟后，喊他“同志哥”。后来，喊他“大龙哥”。为什么喊他“大龙哥”呢？因为庄则栋生于1940年，属龙。如今在家中，对他的称呼常常是“喂”。只有在客人面前，才称他庄先生。

我问佐佐木敦子，你心目中的庄则栋，是怎样的人？

她答曰：“水晶人！”

她解释说，庄则栋胸无城府，表里如一，所以他完全“透明”，是个“水晶人”。

其实，她也是一个“水晶人”。她很健谈，有什么说什么。

她告诉我，虽说她是日本人，但是她生在中国，而且在中国上学，所以她能讲一口中国话。当然，如果仔细地听，还是能够隐约听出她的日本口音。

佐佐木敦子跟庄则栋相识于1971年。那时，中国乒乓球队前往日本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而她在日本。她喜欢乒乓球运动，又会说汉语，出于对中国乒乓球星的景仰，便和一位女友一起去看望中国乒乓球队。在那里，她这位“球迷”，见了庄则栋一面，说了几句话。

此后，在1972年，庄则栋又去日本。佐佐木敦子这位热心的球迷，再去看望庄则栋，又是匆匆见了一面。

这两回，都只是“球迷”和“球星”的会见而已。

此后，彼此毫无联系。

千里有缘一线牵。

十三个春秋飞逝。1985年，佐佐木敦子作为日本一家公司的代表来北京。她的心中，思念着庄则栋。她很想再见到庄则栋。

佐佐木敦子终于在北京见到了“庄先生”。

庄则栋恰恰在一年多前——1983年春从山西调回北京；

庄则栋和他的前妻鲍蕙荞则在半年前——1985年2月协议离婚。

1985年7月，佐佐木敦子出现在庄则栋面前。

佐佐木敦子对我说，她跟“庄先生”也真有缘。她和庄则栋相见几回，就彼此深深相爱。

可是，随着他们关系的迅速明确，麻烦也随之而来：虽说在中国的开放大潮中，异国婚姻比比皆是，而庄则栋却不同于众。庄则栋在“文革”中，有那么一段众所周知的经历，他的异国婚姻就不那么顺当。有关部门告诫庄则栋，你在“文革”中当过中共中央委员，又当过国家体委主任，知道许多国家机密，不适宜跟外国姑娘结婚。

庄则栋与夫人佐佐木敦子

庄则栋申请与佐佐木敦子结婚，最初没有得到批准。佐佐木敦子不得不回到日本。他们分处异国一年。幸亏佐佐木敦子的弟弟当时往返于中日之间，差不多每个月要往返一次。弟弟为庄则栋和佐佐木敦子传递着“情书”。

尽管好事多磨，坚贞的爱情毕竟是经得起磨炼的。磨来磨去，佐佐木敦子向中国的有关部门表示：她可以放弃日本籍，加入中国籍，成了“中国姑娘”。她一旦成了“中国姑娘”，那就不再是“涉外婚姻”，就可以和庄则栋结婚了。

其实，佐佐木敦子是在无可奈何情况下，才作出这样的决定。

为此，庄则栋向中国有关部门再度打了报告。

“我想有个家”——庄则栋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着他的报告能够获准。

经过3年的磨难，有情人终成眷属。庄则栋和“中国姑娘”佐佐木敦子在1987年冬结为伉俪。

不过，自从佐佐木敦子成了“中国姑娘”，她在日本公司中只能按中国雇员的待遇领取报酬，收入锐减。她干脆辞职不干了。

从此，她在家中专心地照料丈夫。历经坎坷的庄则栋，终于有了一个家——温暖而避风的港湾。

那座小院，成为幸福的“两人世界”。佐佐木敦子告诉我，庄先生避见记者，不愿让记者们的笔，扰乱小院的宁静。我是个例外。因为我不是记者，而是庄先生的“上海朋友”。所以，她也就无拘无束跟我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