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图书馆里“温故”

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我除了上课、做实验之外，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度过，养成了“泡”图书馆的习惯。

在美国，我则“泡”在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查阅、抄录保存在那里的蒋介石日记。

来到台北，我仍然喜欢“泡”图书馆。台北最大的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地处市中心黄金地段，就在中正纪念堂对面。已经是第七次去台湾的我，对台北熟门熟路，乘坐捷运到中正纪念堂站下车，很方便就可以到达“国家图书馆”。

我在2楼一次次借书。一边看书，一边往需要复印的部分夹纸条。这里的复印质量极好，非常清晰。复印的价格甚至比大陆便宜：A4的每张1元新台币，相当于2角人民币。复印室有30多台复印机，一片繁忙景象，人多的时候还要排队。

借阅—复印—再借阅—再复印，在如此循环中，度过了一整天。内中有一本是日文书，工作人员告知，要到6楼的日文阅览室去借阅。于是我乘电梯上了6楼。6楼是顶楼，那里是专题阅览室的所在地，读者少，显得格外安谧。我来到最里面的日文阅览室，很快就借到所要的日文书。阅览室里就有复印机，当场就能复印。6楼还有大陆书刊阅览室，收藏了大陆新修的众多的各县市方志。这里的大陆期刊也相当丰富，尤其是各大学的学报很齐全。

我最感兴趣的是3楼的台湾期刊阅览室，开架，查阅很方便。那里陈列着台湾许多期刊的合订本。期刊阅览室的门口，就是复印室。你只要跟管理员打个招呼，就可以抱着要复印的期刊合订本到复印室复印。这样，我在借阅了图书之后，便“泡”在期刊阅览室。

期刊阅览室里的报刊很多，我随手翻阅台湾的《国史馆馆讯》，在这本看上去很乏味、很专业的杂志里，居然发现一篇胡斐颖所写的一文，非常详尽讲述了蒋经国晚年所乘坐的轮椅的设计、制造经过。此文是采访了当年参与制作蒋经国轮椅的段奇光成先生之后写成的，还附有蒋经国轮椅的种种照片。读了此文，不仅使我了解蒋经国晚年受疾病折磨的痛苦，而且也了解当年台湾如何为蒋经国精心打造与众不同的轮椅的经过。

我也翻阅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这份杂志引起我的注意，最初是因为其曾经转载过我的许多文章。我在大陆曾经断断续续、零零散散地读过这份杂志。在台湾“国家图书馆”，我得以系统、详细阅读这份台湾难得的文史杂志，杂志中所载大部分是从大陆退居台湾之后的历史老人们的回忆，颇有文史价值。《传记文学》杂志称：“历史是经验的累积，本刊是经验的知识。”

那里收藏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历年的合订本。《中央日报》历史悠久，可以从中查到国民党政府的种种重要新闻、社论。尤其是抗美援朝期间以及“文革”期间的《中央日报》，以台湾的角度看大陆，颇有意思。

在林林总总的台湾报刊之中，我对《新新闻》情有独钟。由于在大陆看不到《新新闻》周刊，我是在台北“国家图书馆”第一次看到这份周刊，一眼就喜欢上了。《新新闻》是时政类的周刊，图文并茂地报道台湾一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两岸关系，触角敏锐，观察到位，立场中立，超脱党派，而文笔犀利，载有诸多独家新闻。

昨天的新闻，即今日的历史。我以历史的目光，逐一查阅这份周刊的合订本，仿佛在浏览充满细节的台湾的当代史。于是，我一有空“泡”在台湾“国家图书馆”，就直奔3楼书架上的《新新闻》周刊合订本。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新新闻》周刊在1987年蒋经国开放“报禁”时才创刊，倘若历史再悠久点，还可以看到蒋介石时代诸多深度报道。

在《新新闻》周刊上，我读到许多精彩闪亮的文章。

我在1987年8月31日至9月6日的《新新闻》周刊上，读到《金门，永不开门？》。这篇文章记述，当时的台湾当局规定，金门居民不能持有照相机、收音机和各种球类。不能持有照相机，是怕人拍摄军事要地；不能持有收音机，是怕偷听大陆的广播（在台湾当局看来那也叫“敌台”）；至于不能持有各种球类，是怕士兵及居民抱着篮球、排球偷渡大陆。另外，由于金门是“前线”，台湾本岛的居民未得当局批准，不能前往金门，因此，“对台湾民众来说，金门是一个好像熟悉，但事实上却完全陌生的地区”。我曾经在金门“自由行”，读了此文才对金门的往昔有了形象的了解。

1987年4月6日至12日的《新新闻》周刊，有一篇《台湾重要人物的宗教信仰》，可谓切入点出人意外。这篇文章分析了由于宋美龄是基督徒，蒋介石也皈依基督教，而蒋介石笃信基督教，又在国民党中产生很大影响。在国民党高层，基督徒比比皆是，从张群、何应钦、蒋纬国、李登辉、陶希圣到严家淦、辜振甫等等，都是基督徒。文章透露，蒋介石虽然加入基督教，但是仍对佛教十分怀念。蒋介石在日月潭畔为追思母亲而建的慈恩塔，便是道地的佛教建筑。文章指出，蒋介石的遗嘱中称：“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此处“总理”即孙中山。很多国民党人以为，蒋介石在遗嘱中把“耶稣基督”与孙中山相提并论，不伦不类，纷纷指责蒋介石遗嘱的起草者秦孝仪。秦孝仪一直保持沉默。直到过了若干年，秦孝仪才说出内情，蒋介石遗嘱是蒋介石病重时口述，由他执笔写成，原本没有“耶稣基督与”这5个字，是宋美龄要求加上去的。这清楚表明，国民党高层的基督教热，其源头是宋美龄。文章还指出，蒋经国本信奉佛教，后来，当蒋介石成为基督徒，他也改信基督教，但是蒋经国仍热心于佛教，在台湾多次去天后宫参拜，还热心于盖关公庙。

在1987年8月24日至8月30日的《新新闻》周刊上，读到《海峡两岸的“空中飞人”》一文。此文描述了台湾“开禁”之前，却有那么些人“上午还是台北圆山贵宾，翌日则成中南海贵客”。这些在当时令两岸民众羡慕的“两边吃糖葫芦”的“空中飞人”，有陈香梅，有杨振宁，有李政道，有王赣俊……这篇报道还配发他们在两岸受到高层接见的照片，反映了海峡两岸在“冰冻时期”的特殊来往。

1987年10月15日，蒋经国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在台湾引起极大震动，自然也成了《新新闻》报道的重点。在1987年10月19日至25日的《新新闻》周刊上，详细披露蒋经国如何在1987年5月就秘密指示李登辉主持“探亲专案小组”，对于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规定一系列政策，既做到使美国不会误会台湾对大陆的政策有本质改变，又要使大陆能够接受、配合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这一切都表明，蒋经国“小心谨慎地在测试水温”，寻找台湾与大陆、美国之间的平衡点。这些有关国民党的大陆政策的决策内幕的文章，在大陆几乎很难看到。另外，《新新闻》周刊还披露美国《新闻周刊》亚洲版所载的《台北敲开北京的大门？》，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于台湾当局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的探亲，“对于两岸的未来”，“有乐观的预测”。

接着，在1987年11月23日至11月29日的《新新闻》周刊上，我读到在台湾的大陆探亲潮中两篇异常的报道。

一篇报道是《梁实秋死不瞑目》，说的是梁实秋在1987年11月3日去世，虽然台湾民众可以赴大陆探亲，但是当时开放探亲是单向的，梁实秋在北京的长女梁文茜却无法到台湾为父亲奔丧，使“梁实秋死不瞑目”。报道说，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实在无奈，提出最低要求：“第一天让梁文茜到台北，第二天去梁实秋墓地，第三天回大陆。”连这样的最低要求，也无法得到台湾当局批准。我曾多次采访过韩菁清，也采访过梁文茜，她们都对梁文茜不能去台湾奔丧表达极为忿懑之情。

另一篇报道为《当年冒死做义士，而今情怯做归人》，以特殊的视角记述那些驾机叛逃大陆、前来台湾的“反共义士”，听到台湾开放民众大陆探亲时那种错综复杂的心境，他们“害怕逮捕不敢回去”，想家而又有家难回。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我在《新新闻》上的《四十年来第一电》一文中，看到作为此文的插图，刊载1988年1月15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右上版，上面的醒目标题便是《中共中央电唁蒋经国逝世》。《新新闻》的报道注意到，“中共当局这次反应的空前迅速，以及表达的方式”，认为这是“四十年来第一电”，是“前所未见”。也就在这一期《新新闻》上，还发表《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强人走了，谁来当家？》等文，多角度报道蒋经国之死。还有一篇《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则是在蒋经国去世消息刚一公布时，《新新闻》记者采访诸多台北民众，讲述对于蒋经国去世以及台湾前途的看法。

《新新闻》对于当时台湾政坛的焦点——台独问题，做了深层次的分析，剖析一系列问题：为何台独？谁要台独？台独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台独的可行性如何？《新新闻》指出，“有些人把它视为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的洪水猛兽，也有些人把它当作一种民主、人权和历史发展的崇高理想”，国民党坚决反对台独，而台独是民进党的“法统”，所以台独成为“朝野的冲突”。《新新闻》还指出：“‘台独’在目前，大半停留在一种口号，一种抗议符号，一种政治态度，或者情感发泄而已”，台独“只有想法，没有办法。”

我曾经采访过民进党前中央秘书长李应元，因此格外仔细阅读了《新新闻》刊载的《李应元狡兔三窟，调查局守株待兔——调查局逮捕李应元的过程》，使我看到当年国民党当局对于台独分子的坚决镇压的态度。李应元在美国留学时公开搞台独，秘密回到台湾之后依然从事台独活动，被国民党政府的调查局发现。可是李应元非常狡诈，每天差不多都要换一个地方住宿，跟调查局玩“捉迷藏”。调查局为了捉拿李应元，专门成立了“726小组”，跟踪李应元。据“726小组”调查，李应元光是在台北市就有20多处可能的落脚处。“726小组”在每一处都派出5～6人24小时埋伏。由于李应元行踪“扑朔迷离”，调查局花费1年多的时间，未能抓住李应元。最后由于美国的台独分子郭倍宏要回台湾，与李应元联系，使李应元暴露目标，被“726小组”一举逮捕。

我也采访了民进党前主席、百万“红衫军”总指挥施明德。在《新新闻》上读到《最后一个美丽岛——独家报道施明德近况》以及对施明德妹妹施明珠的专访《我哥哥说，他不在乎被关》。当年，施明德是“美丽岛”事件中唯一尚被关在狱中的人。施明德在狱中仍然坚持绝食，狱方每天从鼻孔中给他两度灌食。我从这两篇报道中，看到施明德当年的台独态度是何等的坚决。然而，后来他在2007年却揭起倒扁大旗，率领百万“红衫军”炮轰陈水扁。也就在这一期《新新闻》上，我读到《法学院里攻博士——吕秀莲近况报道》，记述吕秀莲出狱之后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国际人权以及中共的“一国两制”。

我在台北访问了郝柏村。他坚定地反对台独。1993年他在“国民大会”上受到民进党“国民代表”的围攻，振臂高呼“消灭台独”而愤然下台。我在《新新闻》上读到《莫斯科政变，郝柏村紧张》，那视角也很特殊。文章记述1991年8月19日塔斯社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可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面对苏联政变，“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在8月21日召开“因应苏联变局”高层紧急会议。郝柏村为什么对苏联政变如此紧张，那是担心“巨人打喷嚏，小朋友就要准备去看医生了”。郝柏村敏锐地观察到，“苏联变局”会直接波及两岸关系，台湾这个“小朋友”不能不做好应变准备。

我在台湾的时候，正值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高潮，宋楚瑜的参选，引发激烈的争议。我在《新新闻》上，读到当年宋楚瑜担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秘书长时的诸多报道，当时称宋楚瑜是国民党“大内高手”，一篇题为《宋楚瑜行情，看涨或下跌》，简直是为20多年后的今日宋楚瑜画像。2012年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的操盘手是吴乃仁、邱义仁这“两仁”，然而20多年前这“两仁”曾经是《新新闻》的封面人物。题为《专访邱义仁、吴乃仁，谈“新潮流系”在民进党二全大会中的角色》，深入揭示“两仁”在民进党中的历史和地位，又仿佛为今日蔡英文的竞选操盘手写下详尽的注解。这篇文章还揭示，民进党内当时三大派系争斗激烈，即美丽岛系、新潮流系和康系（即以康宁祥为核心而形成的派系）。在民进党二全大会，美丽岛系大胜，而新潮流系大败——新潮流系人马全部被迫撤出民进党权力核心。“两仁”面对失败，宣称“我承认失败，但我不在乎”。然而今日给予蔡英文全力支持的却是新潮流系，而美丽岛系势力在民进党里逐渐式微。

我饶有兴味地读了1991年6月10日至16日《新新闻》周刊上关于江青的长篇报道《翻云覆雨红女皇，天怒人怨白骨精——“红朝女皇”江青的一生浮沉》。《新新闻》发表这篇万字长文，是因为江青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自杀身亡，消息传出，成为人们关注的新闻。《新新闻》的文章，从台湾的视角看江青，比如详细考证“江青与蒋家的裙带关系”，甚至还列出“江青与蒋家的关系表”另外，还有“陈立夫救过江青的丈夫”之类，也是台湾作者才会有浓厚兴趣加以查证的。

毕竟隔着一道海峡，台湾作者对于江青的历史有着许多明显的误区。我发现，这篇文章的错误比比皆是。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江青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时“乃将党证吞下”，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无党证，而中国国民党党员才有党证，作者显然是以国民党来推论共产党；文章称江青在“1939年1月下嫁毛泽东”，把时间弄错，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在1938年11月；文章又称，“1976年10月5日，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汪东兴等5人在解放军总部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立即逮捕四人帮”，这纯系子虚乌有；文章还称，“汪东兴在10月6日凌晨到钓鱼台逮捕王、张、江、姚四人”，更是与史实明显不符。

其实，这篇文章给我以有益的提示：我作为大陆作者，在写及台湾的历史情况时，千万要仔细查证，因为海峡两岸毕竟隔着一道海峡。

读《新新闻》，我如同穿过时光隧道，在当年的台湾政坛漫游，从中得知台湾许多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党的来龙去脉，大有温故而知新之感。

我大量复印了《新新闻》上我所感兴趣的报道以及相关的台湾图书，以致回上海时托运的行李重了许多。这批复印件，无疑将成为我研究台湾政坛的重要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