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立法院”旁听

台湾的“立法院”，是一个热闹的政治舞台，不时上演“武打”之类闹剧。

我有幸应台湾当局之邀前往“立法院”旁听。

“立法院”在台北市中心的济南路上。在那里，我见到一幢现代化的高层大楼，门口挂着“立法院委员研究大楼”的牌子，那里是“立法委员”及其助理们的办公大楼。

作者在台湾“立法院”议场大楼前

“立法院”是一个大院。进门之后，我见到一幢红色外墙的大楼，人称“红楼”。

“立法院”秘书处公共关系事务室主任接待了我们。他代表“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欢迎我们的来访，给我们赠送了“立法院”的纪念章，并给了一个圆形的“立法院”参观证。把参观证粘在胸前，就可以进入“立法院”了。

“红楼”的底层有一个中型的放映室，里面放着一张张沙发。公共关系事务室主任招待我们在那里看了关于“立法院”的介绍宽屏幕影片。看了影片，使我对台湾的“立法院”有所了解。

看完电影，我从红楼穿过院子，走向“立法院”的会议厅，在台湾叫“议场”。一幢看上去颇有历史感的表面贴着白色长方块瓷砖的大楼，大门上方，自右往左挂着“议场”两个黑色大字。这幢大楼由一个大会议厅和三层的辅楼组成。

我凭着参观证，正欲走进“议场”大门，见到大门旁的墙上并不醒目处，嵌着一块黑色的石碑，上面刻着《立法院议场壁记》，当即用相机拍了下来。

《立法院议场壁记》是黄国书撰写的。黄国书此人，当年能够写“壁记”竖于“立法院”的墙上，势必曾经显赫一时，然而如今早被人遗忘。今日台湾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黄国书，当然对于我来说，更加生疏。后来查阅了资料，方知黄国书其人：

黄国书（1907—1987），国民党中将，副军长。原名叶炎生，台湾新竹人。早年就读于台北师范，肄业于暨南大学。后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及日本炮兵学校。后去欧美考察军事，入德国炮兵学校、法国战术学院深造。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副军长。1946年2月去台湾，任台湾警备司令部中将参议兼高参室主任。后又任台湾铁道管理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台湾区域代表，并任大会主席团主席。1947年任立法委员。1950年12月任“立法院”第三届副院长。1951年10月16日至1952年3月11日任代院长。后任“立法院”第四届副院长、第五届院长。

1970年4月，黄国书因贪污事件（一说为遭台湾“行政院”院长蒋经国整肃）辞去“立法院”院长并遭没产。

1987年12月8日去世。著有《炮兵战术》、《国父与台湾》、《立法程序》等。

黄国书在写《立法院议场壁记》时，正值他担任“立法院”院长。我很有兴味阅读了这块早已被人遗忘了的石碑上的碑文，得知“议场”的建造历史。

读了黄国书的《立法院议场壁记》，也使我知道了这幢议场大楼的来历。我注意到，议场的动工时间几乎与北京建设人民大会堂的时间差不多。可能是因为北京建造人民大会堂，而促使蒋介石在台北建造议场。不过，不论是建筑物的规模、气度，台北的议场都无法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相比。

走进议场大门，迎面便是“立法委员”的签到台。因为“立法院”开会，是根据签到本上的签名数来统计到会的“立法委员”人数。我饶有兴趣翻阅着“立法委员”们的签到本。签到本竖印着红色长方格，每排四格，每页十六排。尽管“立法委员”们的签名百花齐放，但是都每人签在一个长方格里，而且签名都能辨认，没有那种“画符”式的签名。在签到本旁边，放着钢笔，也放着毛笔和墨盒，任“立法委员”们挑选。我看了一下，大多数“立法委员”选择了钢笔签名。征得“立法院”工作人员的同意，这种种细节，都被我用照相机摄入镜头。

议场大厅是“立法院”的会场，是不许旁听者进入的。我沿着辅楼的楼梯上了二楼。

二楼相当于剧院的楼上看台，只是看台前沿竖着大块的玻璃，把看台与底下的会议大厅隔开。看台的第一排是记者席，架着好几台摄像机。我在第二排坐了下来旁听。看台上除了贴着“请保持肃静，勿鼓掌喧哗”之类标语之外，还贴着除记者外禁止照相的标志，我也就遗憾地不能拍摄“立法院”大厅的照片。

从看台上俯瞰，“立法院”大厅倒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正中，是孙中山巨幅画像，两边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孙中山像前，是主席台。大厅里，放着一排排浅红棕色的椅子。很多椅子空着。据说，不少“立法委员”在签到之后，如果会议无关紧要，他们并不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有的在大厅外聊天，或者上了办公楼。

今天的会议，看来很松散而冗长。因为许多文件要“立法院”审查通过。会议由副院长主持。一位女工作人员在那里逐字逐句念文件。念完第一遍，若无异议，还要念第二遍、第三遍，这叫“三读”。经过“三读”而无异议，就算通过。若有异议，那就异议处展开讨论。我的旁听在不断的念文件的声音中平静地度过，可惜没有目睹“武打”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