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吐依曲尔氏之演讲

1878.4.10于耶鲁法学院肯特俱乐部（吐依曲尔牧师，Joseph H.Twichell.见第二十一章）

现在，到哈特福德城的来访者很可能在街头遇见成群的中国男孩，穿着多少改制过的本国服装，说着本国话，然而看上去却非常安适自在。偶尔也能碰到中国成年男子，他们的举止给别人的印象是：他们是本民族中有身份的人。

这些有身份的人是官员，这些孩子是中国留学事务所的学童。这个留学事务所是当世最堪注意和最为重要的组织之一，已有将近六年的历史，其宗旨是在美国以十五年为期为中国政府培养一批年轻人。全部费用由中国政府支付——年度开支约十万美元。官员五人：主持的监督两人，教师两人，译员一人。教师的职责是指导学童们的汉文教学，以便同西方教育齐头并进。学童原是120名，现有112名：一人夭亡，七人因故回国。最近，中国政府拨五万美元在西城建成一座华美的大厦，作为中国留学事务所所址。其中有官员办公处，也寄住了学习汉文的班级。学童们为此分成约二十个班，每班每次在大厦中小住两周，轮番更替。学童定居在哈特福德的只是少数，大部份都住在别处，但不太远，一般是两人一道上学或在家庭中接受私人讲授。

从1872年开始，每年三十人一批同来，最后派来的一批。现时主要还在学习英语。

这一计划是要借用美国优良的教育组织：学院、大学以及部分专门学校为这些学童提供方便。等他们的才智逐步增长后，再派他们攻读各种专门课程，如物理、机械、军事、政治史和经济、国际法、民政原理与应用以及一切对现代行政有用的一切知识。经过这一番教育过程，要使这些学生牢记：他们属于他们的祖国，而且必须属于他们的祖国；他们是为了祖国，才被选拔来享受这种希世殊遇的。如果一切顺利，计划实现（眼下显然没有什么障碍），1887年前后就会有百十来人由美国回到中国。这批人从青春初期到成年，是在我们这儿非常良好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注定会在本国政府和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除缺少经验外，他们受过各方面的良好培训，足为中国解决那些当务之急。比起同辈中任何其他一百个中华儿女来，他们会以更为自觉的爱国责任心来激励自己的工作。天意如此安排，谁能预知日后将产生何等影响？

监督容闳

上面对中国留学事务所作了简略的叙述。这整个不平凡事业的首脑人物就是监督容闳。尽管其他人的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会儿就要说到），他们已经为这件事出了力，而且迄今仍然在加以支持，因而应该同容闳分享荣誉。然而，这件事应归功于容闳之处，实在比其他任何人为多，也许比其他所有人还多。不提到这些就没法讲清留学事务所的历史，因为它们是密切相关的。但要说到容闳就要遵守如下的原则：对谦虚的人必须恰如其份，因为，像他这样谦虚的人是罕见的。容闳于1828年出生于中国南部澳门市附近的一个生活简朴的可敬的家庭。1839年他上的小学，是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的夫人开办的。容闳的父母所以同意他去，是认为让他学会英语会有好处。果然孩子可教，容闳及时升入莫里森（Morrison，旧译玛礼孙）学校。这个学校是澳门的英国商人创办的，以莫里森博士的姓氏命名。莫里森是第一位英国传教师（Protestant）。但这时主持校务的是莫里森教育协会聘来的教师布朗（Brown，旧译勃朗）牧师。布朗后来随校迁往香港，直到回美国时才离校。可是容闳的学业这时由于父丧而受到影响。尽管他还是一个孩子，他就得回去从葡萄牙天主教澳门传道会的印刷所挣取工资来帮着养家。

1847年，布朗先生长时间注意到容闳求学热情，才智不凡，志气坚强，在容十六岁〔应为十八岁〕时，带了他和另两个年龄相若的本地学童，同去美国。香港《中国日报》（ChinaMail）创建人、业主兼主笔绍特雷德（Shortrede，旧译蓄德鲁特）是一位乐善好施的苏格兰人，应允资助他们两年。这三个男孩一同进入马萨诸塞州的芒森学校，并住在布朗先生太夫人在芒森的家中。太夫人是一位高雅的妇女，她的名字是基督教堂中值得纪念的，正如赞美诗《余欲片刻偷闲》作者的名字一样。作为她虔诚家属的一员，容闳信奉了基督教。

这里提一下不算不合适，容闳给1876年出世的头生子洗礼命名为莫里森·布朗，用意是易于理解的，实际上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表白和报答的行为。容闳的两个同伴之一黄胜（WongShing），次年由于健康欠佳，被迫回国，在《中国日报》社学印刷技术。从1852年或1853年起，黄胜同理雅各博士（Dr.Legge）主持的伦敦传道会的印刷所有几年联系。理雅各博士现在是牛津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的著名教授。1873年，黄胜伴随第二批派遣的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现奉命到即将建立于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充当译员。

另一位是黄宽（WongKun），1850年去苏格兰，接受两年的普通教育后，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系，后以极优的成绩毕业。1856年黄宽回到中国，在广州开业行医，在那边沿海一带极受敬重，一来由于他的个人品德，再则因为他的医学才能，许多外国侨民推崇他为加尔各答〔正文作好望角〕以东才华出众的医师。黄宽于1878年10月15日故去。〔这一日期在本演讲以后。这一句话恐系以后所加，似应加括号。〕

在耶鲁大学

容闳在马萨诸塞州芒森城度过两年半后，虽因时间短促，备考不足，仍于1850年被录取入耶鲁大学一年级。他的大学经历有些方面是非同寻常的。由于预修不充分，他虽然刻苦攻读，也不曾在总的学习成绩上取得高名次。然而他在写作和哲学方面颇为擅长，屡次夺得英文论说奖金，蜚声于校园以外。在整个大学过程中，他都与贫困奋斗，其处境值得注意。当他在芒森成为基督教徒时，他一听就接受了牧师要他献身于本国基督教工作的召唤。但是这一工作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呢？这个问题他必须回答，至少必须部分地回答。就他的已知情况来设想，他的朋友和公众都认为他会成为传播基督福音的牧师。然而就在此时此地，这个十七岁的男孩，虽然一点也不怀疑基督教传道会的价值，并充分认识到他自身也就是传道会工作的直接的成果（这要永远记住：他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但却以在他那种年龄就很突出的独立自主精神，断定自己当传教士并非上策。他隐约猜想有些别的事情等着他去做。他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这个决定违反了他周围大多数人的见解和期望。同时，由于这个决定，他同那些慈善基金来源一刀两断，没有了金钱收入。而如果学做牧师，他本来会得到援助的。因此在大学时代他很贫困。现在他微笑着回忆当时穷到了什么程度。不过，他到底从纽黑文（New Haven）和别处关心他的人们那里得到了援助，这主要是通过查彻教授（Professor Thatcher）办到的。查彻教授当时对容的关怀，使容至今还热情感谢。这样，容闳终于闯了过来。他带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袍进入大学，但不到一年就把这两样都割弃了。

他的国籍使他成为一个十足的陌生人，加上他天性极为沉默，又很贫穷，这些都妨碍他参加大学社交生活。他没有几位知心朋友。然而他从头到尾的言行却赢得了全班的敬重。在和同班同学卡特勒（Carrol Cutler，现在是西方储备大学校长）的几次散步长谈中，他提出和谈论了当时正在他的头脑中酝酿着的中国留学计划。想法产生了，愿望正在成形；但要变成现实，道路却是漫长的。

1854年容闳的毕业是那年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至少有许多人是这么看的，而有些人来参加毕业典礼主要就是为了看一看这位中国毕业生，其中就有哈特福德城的布什内耳博士（Dr.Bushnell）。他听说过容闳，并且基于自己的广阔心胸而对中华民族很感兴趣，因此希望会见容闳。布什内耳博士后来对作者讲过那次会见中的一件轶事，值得重提一下：介绍见面后，博士谈到，他要求相识的原因之一，是在报纸上读到几篇关于当时的中国问题的文章，它们流露出作者的经国之才而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想弄清作者是谁，并想容闳也许知道。博士回想当时的情景是：容闳低下头来，羞赧如处女，手足无所措，承认他就是那些文章的作者。只有补说一句才是公允的：容先生说他记不起有这么回事。不过，再补说一句同样也是公允的：在这种场合，布什内耳博士或任何别人的记忆，都比容闳的记忆更值得相信。

容闳毕业时受到了莫大的劝诱，让他改变终生的打算。他居留美国已久，具备彻底归化的资格。事实上，他已经是美国公民。他理智上、道义上的一切兴趣、情感和爱好，使他在美国如在故乡。而且，由于他的毕业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机会向他开放了：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另一方面，对他来说，中国反倒像异乡，他连本国语言也几乎忘光了。而且在中国没有什么需要他去做的事。那里除了卑微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不会给他任何地位和照顾，可以说，没有他立足之地。不仅如此，而且考虑到他在哪里呆过，成了什么人，想要干什么，他在本国人当中不可能不受到歧视、猜疑和敌对。摆在他前面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回去的想法就是去异乡流浪的想法。他非常想留在美国。但是他说，这时《圣经》上有条经文，就像上帝的声音似的在他耳边萦绕盘旋。那条经文说道：“不论是谁，如果不为自己，特别是不为自家人作打算，他就是否定基督教，因而比异教徒更坏。”在容闳的心目中，“自己”“自家人”这些字眼意味着孕育他的祖国。这条经文得胜了。他活像是从整个民族中选拔出来领受这份恩泽似的，他的正义感和报恩心也不会让他图利自私。所以，虽然他无从预料什么会降临到他头上，他还是决心回去。因而他就去做了他所做过的那些事。

毕业后不久，他坐船去香港，经过151天航程，于1855年4月到达。当中国领港人上船时，他虽然不能使领港人听懂自己的话，却能带些困难听懂领港人说的是什么。这表明他回到中国时的汉语程度。他足足花了两年，什么别的都不干，下工夫熟练汉语。

初入社会

至于宏伟的留学生派遣方案，他决定促其实现的第一步是设法把方案提到某些有权势而又关心公益的人面前去，这本身就是一桩无比难办的事。他为了这个目的，当然也为了谋生，找到给议员派克（Hon.PeterParker）当私人秘书的职位，派克是当时派到中国的美国特派员。容闳希望这会开辟他所希望的通路。但是屡经尝试，均告失望，几个月后，他便辞职离去，另找门径。香港英国律师团有律师十来人，为当地外国贸易商行办事。容闳想，要是当上律师，其地位和交游，也许能带来他所寻求的机会。他因此进一家律师事务所学法律。但不久，那帮外国律师探听到这个年轻人是谁，受过什么教育。他们懂得，在中国城市，如果不阻止容闳开业和他们竞争，那是受不了的事。因此容闳的老师对他说了许多抱歉的客套话，以法律界同行的吩咐为借口，通知容必须另找地方去学法律。由于别无途径可寻，他只得放弃这条道路。

此后将近两年，容闳从事汉文和其他学习，靠能找到的商业译述糊口，静候机会的来临。后来，他抱着与历次经历同样的希望，在上海海关谋得一席职位。但经过尝试，照他看来，也没有给他的行动计划以立定腿跟的希望，因而不久他又弃之如敝屣。

这时是1860年，五年虚度，一事无成。对于光看表面的人来说，似乎容闳一直是在摸索一条劳而无功的道路。但如果人们看透了容的真实企图和内心打算，就不会那样看了，毫无疑问不会。要是人们知道，在此期间，容闳东道屡易，贫贱不移，谢却了简直是富埒王侯的职位。1860年，上海一家头牌丝茶商号邀他充当内地行商。他决定接受，部分地由于这会让他走遍河山，增长阅历，对他日后有用。他从事这项生意一年后，发现一个替代的好机会，他便开始自营商业，确是一本万利。要是他锲而不舍，本来会转眼致富的。事实上，他挣得了很可观的一笔钱。

但在1862年，他从回国那天起坚定不移摸索寻找机会之门，出乎意外地向他开放了。

事情是这样的：容闳在上海时，结识了一位中国天文学者，是一个有地位而博学知名的人士。更确切些说，这位天文学者知道容闳的学历后，要求结识，以便谈论天文学。经过反复交往，彼此熟悉到了互相友好关心的程度。容闳在大学学到的天文知识比大多数毕业生都高明，这时竭诚传授，使天文学者百尺竿头，长足猛进。这位天文学者是著名的曾国藩的属员。曾国藩是两江总督，官军最高统帅，大清帝国权重一时的头面人物。由于天文学者推荐，曾国藩随即给容闳去信，希望见面，并示意想延揽任用。对曾的邀请，容闳虽在礼貌上作了应允，但由于当时情况和某些不便解释的理由，他拖了很长时间不肯应邀亲自前去。情况是微妙的，容闳需要十分小心谨慎。

但容闳最后如约拜会了曾国藩。他意识到这是个关键的时刻，当被引进到这位大人物面前时，他觉得难于保持镇静。曾国藩首先热情、锐利、长时间地凝视着他。容闳常说，他生平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让人注视过。后来曾国藩请他坐下，要他谈谈自己的履历，容闳谈了。曾国藩然后问他对中国的看法：中国的需要、中国的前景、中国的一般政策之类。在接下去的长谈中，总督透露了自己的见解。容闳惊奇地倾听着，因为，看哪！容不曾料想中国竟还有这样一个人——一个在中国教养的人，而且还不是年轻人，头脑中很有见地，懂得中国在争取国际地位中许多弱点的起因，是一位豪爽惊人、热情进取的人。

初任官职

接见后让容闳到曾国藩幕府中当五品官。在中国官阶等级中，一共有九品。当时，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处于高潮，曾国藩正在战场上。实际上，这次是在长江沿岸安庆曾的军营中会见的。这位总督先请容当军事指挥官，由于缺乏资历，容辞谢了。后不久在1864年，根据容自己的建议，派他到国外去采购制造兵器的机器，交给一笔巨款供开支。为了这个使命，他访问了法国、英国和美国，最后在美国订货。1865年容闳带着采办的机器回中国，上司很嘉赏，给他晋升一级，当了四品官。他买到的机器就是江南兵工厂的基础。说来奇怪。一个人出于基督教的动机，最高抱负是促使祖国文明前进，但他的头一件工作，竟会是创办一个兵工厂。不过这倒也同容闳热爱祖国的想法十分一致。

从1865年到1870年，容闳几度变更职位和上司。这期间，他的笔译工作是杰出的。译成汉文的有帕森（旧译派森）的《契约论》和一本英国法律。也译了大部分科耳顿的《地理学》（旧译哥尔顿之地文学），认为地理知识同其他知识一样，很可能对他的同胞有益。

不过，容闳时刻在念的还是怎样去促成他想望多年的计划。这时他有了充分机会坚持不懈地阐述和鼓吹他的派遣留学生计划。他的主要论据是：在国际关系中，在同外国民族的商业和其他交往中，中国由于缺少受过现代教育力能胜任的代表而深蒙不利。在许多至关重要原应由本国人从事的职位上，中国被迫任用外国人。假手于客卿，中国的权益易于被忽视或出卖。中国的要塞、军舰、军队、海关，大部分都大权旁落。容闳问：在同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协商条约中，竟让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充当中国的首席代表，那怎么会是合适的呢？这就是他论证推理的总线索。

听过他倡议的人，大多数漠不关心，不过有三位官阶高而有支配影响的人却留下了印象。他们是总督曾国藩，现任直隶总督、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李鸿章以及当时江苏巡抚丁日昌。这几个人虽然信服容闳的游说，赞助他的打算，但即使他们地位和权势烜赫，也不乐于把这个计划大胆提到朝廷。一切守旧势力定会反对。提出的时机还未到来。

不过在1867年，三人中赞助最力的丁巡抚让容闳提出条陈，修成说帖送给文祥相国，文祥应允提请朝廷重视。这时，形势是颇有希望的。不想条陈还不曾上达宫廷，文祥因母丧丁忧。按中国官场礼制，文祥必须停职三年，不得与闻朝政，从而希望幻灭，事情又退回到原位。这是对容闳严重考验的年代。从一方面看，他的确也算得上诸事顺遂的，但他孜孜以求的心愿，却困顿不前如此之久，往往使他气短心灰。要知道，他在中国实际上正过着孤独的生活。1855年回国后不久，他重新穿上了本国服装，而且不只从外表还从各方面尽量同本国同胞打成一片。特别从他当了中国政府官员时起，他进入了中国社会之中，并几乎从其他社会完全消失了。他阅读书籍，努力了解外面学术界、著作界的进展情况。这是他惟一的消遣。但他还是非常孤独和寂寞的。对他所作的努力，挫折迎面扑来，是如此地频繁，如此地顽梗，使得他有时一半倾向于从此罢休。然而，只是一半。

有一件事对他未必是鼓励性的，但却很能解除他精神上的消极沮丧。逐渐不时传进他耳朵里的，是他在中国的英美朋友窃窃私议，说他失败了，说他有过优越机会而不知道利用；说他是此路不通的；还说他的计划是十足的黄粱美梦，永远不会成功。每逢听到这些冷潮热讽，容闳总是咬紧牙关，另找门径。但总的来说，他的信心和勇气都受到严重的考验。

事情往往是这样发展的：疑到山穷水尽，忽而柳暗花明。希望终于变成了现实，而且近乎戏剧性地到来了。1870年6月，天津发生了叫作天津教案的悲剧，许多法国天主教男女传教士被中国暴民杀害。随后列强任命了专门委员会，作为在华外交代表，同中国政府指定的同级委员会受权解决这个事件。当年在天津开会，调查暴行，商议赔偿。中国的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其中有上述三人：总督曾国藩、李鸿章和巡抚丁日昌。〔正文中委员共四人，李鸿章不在其内。〕

良机在握

容闳这时隶属丁日昌部下。丁日昌奉召去天津时，给远离的容闳传信，让容尽快去天津参加会议，有事需要他办。容闳虽然兼程前进，但到达现场已晚，和议已告结束。但在接到和议遇到困难的报告，并观察到委员们认识到和议中处境不利时，他看出了这正是为他的倡议作一番努力的大好时机，因而全力以赴重申他的论点，以眼前案件为实例，加强论据，并恳切坚持此事刻不容缓，这回，他的游说奏效了。三位赞助者当时当地就议定立即办理，并愿意影响政府，促其赞成。他们联衔奏请为公务用公费派遣少年留学团体出国。奏本送到北京后，又以其全力支持。1871年8月，大清帝国政府采纳了奏本的建议，拨出相当于一百五十万美元的专款，促其实现。

容闳几乎无法消受这一成功带来的喜悦，对作者说过，他有两天乐不可支，废寝忘食，飘飘然如凌虚御风，顶礼上帝。这是他回国十六年、立愿二十年后，老天爷才终于让他如愿以偿。这番事业的组织工作，主要委派给容闳。学习和培训的过程定为十五年长期，应该特别归功于他，这反映了这个人的才干、见解和性格。

立即在上海开办了留学预备学校，通过考试选拔学童，第一批三十人于1872年到达美国。中国留学事务所的所在地也是由容闳确定的。他本来也可把它设在英国、法国或德国。但如他自己所表白：给他照耀启蒙的光，来自美国，来自新英格兰。饮水思源，他决定让留学事务所设在美国和新英格兰。

容闳被任为中国留学事务所正监督。随着任命，第二次提升他的官阶到三品顶戴。和他共事当监督的是年高德劭职位甚高的学者陈兰彬。但陈在美国不到两年，就把职位让给较年轻的区谔良。此人出身名门，学识渊博，教养有素，平易近人。

到此为止，派出的留学生几乎无例外地显露了学者的才能，甚至非凡的才能，并且以模范的操行引人注意。他们理所当然地值得美国公民尊重和友好，他们到处受到殷勤接待。

容闳于1876年12月11日和老同事陈兰彬都被任命为驻美国、秘鲁和西班牙的副公使。这时又晋升为二品顶戴，并授以江苏省道台的头衔。

陈兰彬当时快要到达美国。容闳期望去接受华盛顿的住所，但不放弃对留学事务所的总监督，因为留学事务所对他是如此地亲切，花费他如此多的心血，其中凝聚着他对祖国最强烈的爱国愿望——因为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

如果作者的目的在于揄扬容闳（并非如此，只不过叙述中国赴美留学事务所的内情），那就还有更多的事可同他联系，全能表明他具有成为英雄的素质，是现代文明中最重要的知名人物之一。不过由于提到那些会离开本题，也由于把那些公之于众会难堪地冒犯容闳，那些事就放过不提了吧。最后，还必须说说，留学事务所的功绩归功于他的即使有那么多，他自己承担的份额却是远远超过的。他惯于把主要荣誉归之于中国那三个人，他们以其权势强有力地促成了此举。曾国藩于1871年去世。曾的肖像现挂在哈特福德留学事务所的墙上，另两位的肖像也挂在那里。教育学童们把这三人敬奉为他们的恩师。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他们的姓名应该铭记，也将被铭记，而且不仅是在中国。然而毫无疑问，要是没有容闳，他们那番光芒四射的善举是决不会完成的。